我是循着这首诗开始寻找李文凤的:当老师吧,三尺讲台的人生同样流光溢彩;当老师吧,粉笔写出的日子从来没有阴霾;当老师吧,点燃生命的烛照耀缤纷的未来。”
它轻易地俘获了我,告诉我,这里面或许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就这样被催促着,我出发了。
第二天,7月15日,房山良乡。听过我的采访要求后,房山教委的工作人员一再地给我打“预防针”:她是真心想做事的,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尽管如此,第一次见到她还是给我不小的震撼——
“没什么可说的,我在蒲洼是在‘享福’。”声音细细的,眼神里揉满了拒绝的情绪。我反复说明来意,她没有接下话,只是自顾自地讲起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的故事,眼神晶亮。整整十分钟,我静静地听着,内心受到的震撼,毫不掩饰地在语言上打起了哆嗦。
“把我当朋友吧,那种可以谈心的朋友。”我说。她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那好吧。”她答应我,可以跟着她回广州的“家”。
7月16日。我们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一路上,她安静得如同一池水,低着头读书。她把书细心地包上书皮,翻的时候慢慢的,生怕弄疼里面的文字。
偶尔也和我聊聊,即便如此,话题也常常是一开头就断,她被矜持紧紧地包裹着。
25个小时的旅程,印象深的只有这两句话——
“孩子是降临人间的天使,引领我们发现一片美好的天地。”这话我在《春芽》里读过,现在听她说来,心里还是热辣辣的。
“山里的日子慢慢的,幸而有书,并不感到孤独。”
25个小时,硬座,一包饼干就是她的全部食粮。7月17日下午,我们到了她在广州的“家”——房子是父母租来的,在广东打工20多年,辗转了许多地方,直到5年前,才在这里安顿下来。房子毫无遮蔽,广州多雨,阳台上长了许多青苔。即便如此,房子还是合租的,真正属于他们的只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摆下床、桌子,便挤得满满当当。
就是在这间屋子,我找到了想象中的李文凤,找到了那片明丽的天空。她不再拘谨,甜甜腻腻地叫着家人,和邻居家小孩嘻嘻闹闹。那种发自内心的欢欣膨胀开来,在房间里慢慢地淌着——“孩子们真逗……”,起了头,往下便是一连串的故事。
父亲李光成和母亲阿秀总是静静地听她讲,不怎么插话。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知道他们为女儿的成就感到骄傲,也明白他们深深地担心:瘦小的她,在大山里该怎么熬呀。
后来,阿秀讲了许多李文凤的故事,也说了20多年打工生涯中积攒的温暖与勇气。说到伤心处,掉过几次眼泪,好在,生活中那么多的温暖,总能让她在最难过的关口破涕为笑。生活终于向他们展开了美好的一面——奋斗了20多年,孩子工作了,塌了几年的房子也重新建起来了。
李文凤不讲这些,那些旧年里曾经因贫困而遭受到的“伤害”,被轻轻放过了。而我却从阿秀的讲述中,拼接出她旧时的模样。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艰辛:村里第一个留守儿童;凭着做家教和勤工俭学读完了大学;工作后省吃俭用,帮助家里盖起了房子。
她只记得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温暖的故事,一件一件地在日记里记着。在许多场合,她说过:过滤伤害,积攒温暖,把温暖攒成一轮太阳,照亮他人。
7月18日,广州暴雨。离开的时候,天放晴了。
(本报记者 吴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