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是一面镜子

    2012年的奥斯卡盛典新鲜落幕。两位领跑提名的“主力”为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一锤定音：这是一场向着电影的集体致敬。擒获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的《艺术家》，郑重请回深具黑白摄影经验的新浪潮大师特吕弗的御用摄影师，还原了遥远的黑白默片时代：一位默片明星坚守表演的纯粹性，在有声电影到来时仍然拒绝讲话因而变得穷困潦倒，最终与有声电影明星跳起欢快的踢踏舞。《雨果》殊途同归，运用最现代的3D技术回到更遥远的乔治·梅里耶时代：电影初诞时，魔术般的想象与意趣造就了艺术世界的繁盛，一战炮火烧毁了胶片，但是无法烧毁电影的梦。

    本届奥斯卡仿佛在向人们发出神圣的邀约：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让我们一起看电影吧，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美的梦和最神奇的魔术。就像《雨果》中影响了数代影人的电影大师梅里耶对观众张开双臂的深情呼唤：come and dream with me！（来，和我一起做梦吧！）已生华发的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就像他片中的小男孩雨果，对电影怀有赤子情怀。

    国人与其为国产电影出局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不平或落寞，不如冷静丈量一下我们与新科得主的距离有多远。《一次别离》，讲述了一个普通伊朗家庭的故事：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和前途，母亲西敏要移民；为了上一代的亲情和责任，父亲纳德要留下。离婚法庭上，女儿是去是留？在这条主线之外，穿插着一位底层妇女为照看纳德瘫痪在床的父亲而被冤枉的副线，伊朗的宗教信仰、社会阶层状况、传统伦理、现实境况，都在这个并不复杂的双线故事中交互渗透。剧力扎实，表演感人，开放式结尾让人们在看完电影的刹那开启了对伊朗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动辄被国内影人膜拜的高科技、大场面、大明星、大制作，《一次别离》都不具备，区区30万美元的成本与严格的审查制度，并未阻碍它横扫这一年度的柏林电影节与奥斯卡。这部“低廉”的诚意之作，就像回馈给这个喧嚣浮躁的商业时代的一个冷静声音：电影直接与人性、与生活的尊严相关，拥有灵魂的艺术，才是最后的赢家。

    当来自法国的米歇尔·阿扎纳维修登上领奖台大呼“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开心的导演”、影帝让·迪雅尔丹以“我爱你们的国家”喊出获奖感言时，我们发现：文化上傲慢的欧洲也在向奥斯卡致以毫不掩饰的敬意。台下时而全体起立向获奖者致意的场面甚至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它讲述着这个群体对于电影的爱以及对于电影同行者的激赏。不过，除了“只有把自己当回事，别人才能把你当回事”的通俗解读，奥斯卡的至上荣耀也根植于它的公信力。在它80岁那年，将最大奖项颁给了科恩兄弟那部晦涩、深度、黑暗的黑色电影《老无所依》，它用新锐、勇气和前进，证明了自己毋庸置疑的艺术鉴赏力和绝不老态龙钟的意志力；在伊朗核危机愈演愈烈、人们都在担忧奥斯卡是否会服从国家意识形态而拒绝来自与美国严重敌对的伊朗电影《一次别离》时，它却用公正和无惧作出自己的回应，制片人在领奖时说，“当政治家们讨论纠纷和战争的时候，电影扫开了政治的尘土。”这正是奥斯卡征服了傲慢欧洲乃至世界的可贵所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受关注度与高收视率使它成为一场全球事件，除了强大的工业和传播机器，同样重要的是它进步的机制与意识，也有失手的败笔如《莎翁情史》，也有一辈子被其忽略的大师如希区柯克，但是它依靠自我更新、自我纠错，不断积蓄着自己的人气和力量。

    2012年伊始，兑现WTO诺言的中美电影新政无疑将使中国电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和更必要的自我强大。对手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的样子：奥斯卡影帝克里斯蒂安·贝尔只身一人到中国拍片的“悄无声息”，就照出了中国大小明星出行动辄七八助理、漫天要价、无由耍大牌的“声势浩大”，高下立现。未来的中国观众会被强大对手训练得更加火眼金睛、不好伺候，唯有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名利场上那些把戏说事，才能获得真正的尊敬，尊重了观众也就是尊重了自己。当然，电影也是社会的浓缩版，当一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处于徘徊、模糊和不健全时，电影也势必将这些徘徊、模糊和不健全反射到那块原本提供给人们梦想的大银幕上。所以首先，不妨静下心来问问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己？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