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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从中身材矮小，但嗓门很大。一见到几位全国人大代表，他立马表示有话要说：“我们这里是移民和避险搬迁任务很重的一个镇，矛盾纠纷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往往搞得政府部门‘门庭若市’。直到法院建立了便民联系点，情况才得到扭转。”
冉从中算得上是位老资格的法律人了，他在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综治办主任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多年，2009年6月又当上了云阳县法院云安镇便民联系点联络员。带着浓重的口音，他告诉代表们：“便民联系点建立后，老百姓打官司不出镇，方便又划算。”
应最高人民法院邀请，来自8个省区的9位全国人大代表，近日在重庆三峡库区考察法院基层基础工作，本报记者随行采访。云安镇便民联系点和云阳县便民诉讼网络建设情况，是此次考察的内容之一。
离老百姓最近的“法庭”
打一场官司有多不容易，生长在长江边上、大山深处的老百姓有发言权。
恶劣的交通条件是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云安镇下辖5个社区和6个行政村，不少村落位于山顶上。从最远的村庄出发，要走四五个小时山路才能到镇上。“也可以坐摩托车，不过要先从山上走下来，而且坐一趟要100块钱。”冉从中摆着手说。
即使到了云安镇，也找不到法官，因为管辖云安镇的云阳法院第三法庭并不在这里，而是位于另一个镇——栖霞镇，还有十多公里的距离呢！
繁琐的诉讼程序也是一个问题。农村老百姓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到法院打官司既要花钱请律师、写诉状，又要调查取证，最后法官一槌敲下来，还不一定是自己预想的结果。
库区法院普遍建立的便民诉讼网络，正好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当然受到村民们的欢迎。这个网络以基层法庭为中心，在各个乡、镇、村设立便民诉讼站和便民联系点，并聘请联络员，形成“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的格局。联络员们不仅要接受材料、送达文书，更重要的是通过调解筑起维护和谐的第一道防线，力争“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联络员的汗水和心酸
“‘同命不同价’这个问题，侵权责任法里写了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冉从中不假思索，语速飞快。很难想象，这个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山里人，掌握的法律知识还挺丰富。
在云安镇，他这样的便民联络员有3人，整个云阳县共有167人。他们全都由县法院聘请，不仅定期接受培训，还要与法官会商案件，因而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
今年7月间，冉从中就用他的法律知识成功调解了一起案件。当时，云安镇居民温定华在江苏江阳务工，不慎从建筑工地上坠落死亡。死者家属想请律师打官司，谁知对方一开口就要10%的赔偿金作为律师费。无奈之下，死者家属找到了冉从中。冉从中立即和另一名联络员赶赴江苏，经过3天唇枪舌剑，终于和建筑公司就68万元的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整个调解没收一分钱费用。
两年多来，云安镇便民联系点调解纠纷500多起，仅有几个案件起诉到法院，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他们还建成了两个无讼村和一个无讼社区。不过，在这成绩单的背后，是基层法律人付出的汗水和心酸。
“我们这个地方，人们文化水平不高，闹矛盾多数是为了争一口气，于是我们就成了出气筒。”云阳县栖霞镇的联络员甘述明平静地告诉记者，因为调解案子，曾受到人身威胁。“你说一点都不怕，那是假的，但怕也要干。”
基层法官吸引力在下降
建立便民诉讼网络，既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就近化解纠纷，也是为了缓解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
在位于大昌镇的巫山县法院第一法庭，当地工作人员告诉代表们，整个法庭的审判员只有4人，却要负责五镇两乡、幅员1200多平方公里、人口18.25万人范围的所有案件，年均受案400多件。
“案多人少”，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群众法治意识不断高涨，海量的案件迅速涌入法院；另一方面却是法官人数没有相应增多，反而出现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的现象，而且越来越普遍。
基层法官们反映说，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在下降。当被问到自己的收入时，巫山县法院第一法庭一位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腼腆地回答：“1600块。”
云阳、巫山、巫溪、奉节、城口……这些区县都是三峡库区最贫穷的地方，法院都由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中院院长孙启福介绍说，2008年以来辖区9个基层法院招录工作人员250多人，不到计划的90%，流失的人才却近百人，而且大部分是业务骨干和优秀年轻人。
“希望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法院工作经费的保障力度，并切实提高基层法官的职业待遇，提升职业尊严。”孙启福向人大代表们建议说。
这些情况和意见得到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虽然我是法律工作者，但过去对基层法院了解不多，这次考察让我感受很深。”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说：“法院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问题，更是国家的问题。作为人大代表，我们有责任为基层法院、基层法官鼓与呼。”
本报记者 王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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