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众多美国商业团体及各界人士纷纷提出警告或表示忧虑,美国国会参议院11日仍然投票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欧洲债务危机加剧的困难时刻,它显然不是一只预示希望的金丝雀。
这是一个以“中国货币操纵”为主要诉求目标的法案。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人民币币值“不公正地错估”,须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支持该法案的参议员们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削减美国贸易赤字。
然而,人民币汇率最多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只“替罪羊”,而不是解决美国失业问题的出路所在。美国商界人士普遍担心,该法案会恶化中美关系,人民币升值只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即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来自中国市场的货物与消费品成本上升,只会让美国的企业与家庭的利益受到伤害。
美国传统基金会学者德里克·希瑟斯日前以“国会在中国问题上胡闹”为题撰文指出,近20年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币值走低是与美国低失业率相联系的,而人民币升值却恰恰与美国高失业率相联系。2005年以来,人民币已升值25%,但美国的失业率却一路攀升。
“中国货币操纵”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前,还需要经过众议院投票和总统签署两个关口。众议长、共和党人博纳日前已暗示,即使参议院通过该法案,他也可能不将该法案付诸众议院表决。他指出,这一法案对于中美经济关系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触发世界贸易战。手握法案否决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则担心,参议院的做法恐怕不符合国际条约和义务,无法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因美国国内法律引发世界贸易战的情形曾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演。1930年,时任总统胡佛签署了大幅提高关税的“斯姆特—霍利法案”,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贸易战,被视为全球大萧条的“扳机”。当时,美国关税提高和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在世界范围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导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约30%。
此番“中国汇率操纵”法案的发起人却并不回避“贸易战”话题。法案的共同发起人、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希罗德·布朗均声称,“我们处于贸易战中。”布朗表示,“今天我们将展开反击”,美国已结束过去十年来的“单方面裁军方式”。
其实,拥有数十名幕僚与助手的美国参议员不大可能忘记历史。这种把“贸易战”当噱头、近乎“民粹”的表达方式,以及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主张,主要缘于2012年大选的政治需要。在美国两党轮流坐庄的政治体系中,国会立法者往往更多考虑选区利益和个人的选票,较少从全国范围及国际层面考虑和平衡利弊。一般来说,参议员们因选区更大、任期更长,比众议员们还要更多一些世界眼光。
像1929年股市狂跌催生“斯姆特—霍利法案”一样,当前美国国内失业严重、民怨上升的形势,也需要两党议员们为选民“出气”。正如美国高频经济信息社首席经济学家温伯格所言,“对美国政客来说,没有什么方法比指责并制裁中国更简单的了,反正中国人又不在美国大选中投票。”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据说美国的竞选专业人士已经为有意角逐明年议员选举的一些民主党人士开出了胜选“秘笈”:一,不要为华盛顿辩护,二,在创造就业上持强硬立场。如何在增加就业问题上显得“强硬”,除了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需要花钱的事儿”,还要玩弄些诸如“中国货币操纵”法案的“不花钱的玩意儿”。
(本报华盛顿10月12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余晓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