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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予以审视开始于近代。这种审视表明：第一，本土文化第一次成为认识对象，上升为问题，因而不可能再沿着原有的运思方向自然进展。第二，这种认识是借助于“他者”进行的，古今问题由此变成中西问题。因而第三，不管认识结果怎样，结论何如，都已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反思”或“观照”，更是一种重新选择。第四，正是在中西文明对话的语境中，中国路径得以呈现了。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与外学相对应，正如其基本含义是本国固有一样，其理论初衷是彰显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性，旨在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唤醒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近代思想家认识到了民族存亡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血脉相连，将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救亡联系起来。早年的梁启超信奉师说，跟随康有为呼吁孔教是中国的真教。后来，基于对宗教束缚人的自由的认定和对孔教的排斥，梁启超不再赞成康有为通过保教来保国的做法。然而，与老师异曲同工的是，他将文化视为一个群体或民族的精神遗传，在精神遗传中通过个人与群体的相互熏染来增强利他心、爱国心，以此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先于邓实、章炳麟等人明确提出了国粹概念。与此同时，他重视国学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国学的第一推手。章炳麟是近代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语言文字代表的国学的具体研究，而且在于对国学民族性的彰显。通过庄子的“齐物论”，章炳麟反复告诫人们：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国粹，以此可以激动种性，增进革命道德。这表明，文化具有民族性，只有适合本民族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本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是中国之所以存立的根基。包括章炳麟在内的近代国学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坚守表明了本土文化的立场，他们的这种本土文化的鲜明立场是建立在对西学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下的，是基于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的一种理性思考，是在充分了解“他者”以后的一种重新选择。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在学习了西学之后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这正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章炳麟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予以比较的秘密所在。如此一来，关于怎么向西方学习的具体方式，或者说怎么办的问题是建立在对“我是谁”或“我是什么”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之下的。与此相联系，近代国学家都是“西学家”，除了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之外，梁启超较早就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为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霍布斯、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费希特和达尔文等众多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所作的评传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章炳麟在大力宣讲国学的同时，翻译了有关西方社会学的著作。即使是被称为不通西文、不读西书的康有为也从日本翻译了大量西方思想。
回顾中国近代的国学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近代思想家的国学概念就是为了彰显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民族性，鼓励国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的贫困衰微特别是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屈辱境地使近代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矛盾心理，交织着自尊与自卑的挣扎与决择。
不可否认的是，在弘扬国学以及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的过程中，近代思想家着意突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通、相合之处，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和地域性，对中国文化的个性认识不足。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西方文化相比的需要。近代国学从根本上说是面对“他者”以弘扬我者，中学在近代最大的“他者”是西学。为了与西学分庭抗礼，必须论证、比较中学与西学的优劣文野；要比较就要有可比性，尽管相同性和差异性一样都是中学与西学比较的前提，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却使近代思想家始终着眼于二者之间的相同性。之所以如此选择，原因在于：依据进化论的原则，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西方文化属于资产阶级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封建文化，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沿着这个思路，近代思想家的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当务之急是寻找二者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而不是分辨其间的差异性，更遑论彰显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特殊性了。第二，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都以中国战败而告终，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羡慕不已，这是近代思想家呼吁学习西方文化的动机。在这个背景下，肯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通、相合有助于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以西学实现中国的强国富民之梦体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和振兴中华的愿望，也在某种程度上诱发出中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到了近代，确实存在一些不和时宜的观念。借助与西方文化的相合，近代思想家为中国本土文化注入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价值理念，推动传统文化的内容转换。出于以上原因和心理，近代思想家讲国学一面侧重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内部开发，一面采他山之石，与西方文化、佛教文化的互释成为主要的方法和途径。这样做的目的是证明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代表的世界文化相合、相通，其后果则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相似、相通中夸大中国本土文化的普遍性和共性，而有意无意地遮蔽其民族性和个性。由此，便出现了中国近代国学的悖论：国学的初衷是为了彰显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近代思想家采取了比附西方文化的做法，在张扬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性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遮蔽了其民族性和特殊性。
近代思想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纠结着自尊与自卑的矛盾纠葛，这一矛盾心理表现在行动上便是：一方面，将中国的贫困衰微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断言中国战败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不如西方，这使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即个性成为中国文化的阿基里斯之踵。另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体办法只能是攀援、比附西方文化，以此掩盖中国文化的个性，证明中国文化并不落后或过时。矛盾纠结的结果是以共性遮蔽个性，在与西方文化的相合、相通中掩盖、忽视中国文化的个性。
综上所述，近代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定位以及文化重建始终交织着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这使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中学为主与西学为主的交替：康有为、谭嗣同以中学为主，严复以西学为主，梁启超博采中西，旅欧后复归东方文化，章炳麟以中学为主，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出现了东方文化派，西学还是最终占了上风，再后来便是新儒家的兴起，重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当下国学思潮的宗旨是重拾中国人对本土文化的信心，既是对近代国学的致意，又是对长期以来忽视传统文化的反省。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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