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发现的清华精神

    我不是清华大学校友，亦非清华的教职工，只是清华的一位旁观者。或许正是“旁观者清”，我才发现了本文所讲的这种“清华精神”。

    一

    我最初的发现是本世纪初在澳门工作时。当时我所在的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来了一位新领导，是清华大学毕业生。

    这位领导到澳门之后，很快深圳的清华大学校友会就把触角伸过去了，常在珠海甚至到澳门开展活动，澳门的清华大学校友会也很快成立并蓬勃发展。其他大学校友会的活动往往很长时间才有一次，无非是让分散各地的校友相互联络联络感情；而清华大学校友会的这种经常性活动，其意义就大得多，可以就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这位旁观者就是应邀出席他们的一次活动，才得以和邱成桐这位世界级数学大师有一次共进晚餐之幸，并很方便地当面向邱成桐先生请教了内地名牌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落差的主要指标问题。

    二

    我对清华精神的进一步认识是2009年经历过的一件事。这年暑假的一天下午，我和我的旧日澳门同事、现江苏省侨办副主任孙彬去清华大学校友总会，联系如何从海外引进清华校友到江苏创业的事。走进清华校友总会办公室，眼前的情景让我暗吃一惊，完全没有暑假常见的那种清闲，简陋的办公室里一片繁忙景象。校友会总干事郭樑教授放下手中的工作出来接待我们。他对江苏籍的清华海外校友如数家珍，对江苏各地市的清华校友情况，以及当地的人才分布情况也一一娓娓道来。大约一个小时，孙彬要办的事就谈出了结果。看到郭樑教授那样忙，我们原准备请他吃晚饭以示感谢的计划自然取消。

    当晚我从清华大学校园网上又发现了一个唯清华才有的现象：凡各省市校友会开大会，清华大学必派现任或离任的校领导去出席。至此我进一步认识到，清华大学学生与清华大学的关系，不仅是在校期间受教育的那几年，更是终生的关系；清华大学的师生之情、同学之情以及校友与母校的感情，也不限于在校那几年建立的感情，而是以那段时间为基础，毕业后仍在延续，并不断加强的深厚感情。

    三

    清华的团队精神决不是狭隘的小团体主义而是具有世界视野的现代团队精神。这种团队精神放大就是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深厚的人类悲悯情怀，缩小则是高尚的自治自律精神及其相应的自我管理能力。自己在读博期间和工作之后对闻一多的研究中，对此深有体会。

    闻一多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学习，1922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他一生的活动中有两个特点很突出：爱国精神和团队意识。比鲁迅小18岁的闻一多更具现代性，他没有长时间的孤独彷徨，也不是孤军奋战，他多数时候都是“结伴而行”。而这两个突出特点与在清华的学习经历直接相关。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一切课程设置都服从于留学，所以特别突出西方的教育方法，这使闻一多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西方文明。清华学校又是个殖民地出现的畸形儿，美国的殖民主义遭遇中国青年学生本能的心理反抗，形成了清华的爱国传统；美国的现代文明又被清华学生所接受，形成了最具现代性的清华精神，团队精神是其一。闻一多上学时，就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清华当时的重西学轻国学之风予以批评，呼吁“振兴国学”，认为“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为了有效实现他“振兴国学”、“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纠正学校不好风气、办好《清华周刊》等大大小小的人生目标，他从学校的教育训练中获得一种最好的行为方式，那就是团队行动。通过团队行动来自律、提高，也通过团队行动来改造环境、改造社会国家。他们当年六人组成的“丄社”，据潘光旦的回忆，“这个社什么都管，电影不好，我们提出批评；有人上厕所不守秩序，尿尿撒在外边，我们也管。”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学生会提出的“从我做起，振兴中华”，以其“从我做起”这个特点成为我至今不忘的众多振兴中华口号中的唯一。可以说，我所看到的、感到的清华精神，与当年闻一多那代人的清华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