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先生逝世后,我在灯下翻阅先生当年送我的文集,见到先生亲笔题写的“杨善华惠存 雷洁琼 一九九八年三月廿二日”,想到字仍在,人已去,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一

    我与先生相识于1983年。那时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参与了国家“六五”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五城市家庭研究”上海家庭的调查。7月,课题组在江苏连云港召开工作会议,先生因为是课题的学术指导,所以也顶着骄阳与我们一起赴会。初次见面,大家在敬仰先生的同时也不免心存忐忑。只不过先生很快就用她特有的亲切和善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以致当大家为中国大城市家庭结构未来的演变趋势发生争论的时候立刻想到了“找雷老(这是大家对先生的尊称)来解决”的主意。而先生一句“要用资料来说话”也让大家顿开茅塞。后来,跟先生相处久了,才知道“用资料说话”正是先生严谨学风的一种体现。

    我从1987年9月起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方向是家庭社会学。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家庭社会学专家,那时刚承担国家“七五”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的研究任务。我与师兄王思斌还有蔡文眉教授等一起参加了课题组。记得第一次讨论是在先生家里,先生提出她的一个观点,即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即我们通常称之为“大包干”或“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恢复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当时我们正觉得课题内涵丰富,无从下手,而先生一语破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假设就这样形成了。

    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1990年的6月至7月。我因为鼻出血申请延期至8月答辩,所以时间有点紧。我跟先生商量,希望她能一章一章地审阅,这样逐章定稿就可以省出时间了。没想到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那年,她简朴的寓所还未装上空调。先生顶着北京的盛暑,挤出时间,逐字逐句一丝不苟认真批阅我的初稿,发现问题就用铅笔在句子底下划上道,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和我讨论,令我至今不能忘。

    二

    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牵头,各地社会科学院和高校参与,我们开始实施“七城市婚姻家庭研究”这一项目。先生依然担任课题的学术指导。当时北京的调查由先生出面,委托北京市妇联组织实施。到1993年秋,调查顺利完成了,市妇联的同志提出想见见先生,我就向先生转达了她们的请求。先生说:“好啊,我也想见见大家。”当时王府井商务印书馆大院的门口有一间很不起眼的酒家,我们就将聚会的地方选在那里。先生当时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按保卫制度来说出行应该通知有关部门,但她就怕惊动别人,所以到了聚会的时间就让司机开车悄悄把她送过来。在饭桌上,先生话语幽默风趣,市妇联的同志见先生这样平易近人,原有的一点拘束立刻烟消云散。

    先生处理事情从来是公私分明,即使对家人也从不徇私,这点我们这些跟随多年的学生都是知道的,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即使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先生也是一丝不苟。199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15周年时,我们举办了一些小型的庆祝活动。当时系里制作了一批印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庆纪念”的文化衫,师生每人一件。记得系主任王思斌教授和我商量,说先生也应该有。然后我们就算:先生一件,高秘书一件,雷老师(先生侄女)一件,为先生开车的老李一件。四件文化衫是我送到先生家里的。先生拿起文化衫,对我说:“我拿一件,高秘书拿一件,剩下两件,他们不该有,你仍旧拿回去。”我那时已经很了解先生的性格,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辩解是根本没有用的,所以一句话都没有说,乖乖拿了回去。

    三

    先生的一生,前半期经历了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后半期历任政府部门和民主促进会的重要职务,并成为国家领导人,成为新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还同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人士在共同奋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记得我第一次去先生家,就看到先生不算宽敞的客厅里挂着周恩来总理晚年坐在沙发上那张著名的彩照。与先生相处久了,有时聊天,她也会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情,比如说“下关惨案”。当她说到那时受伤进了医院,只有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来看望时,很是动容。共产党与国民党孰优孰劣,先生那时已经在心里做出了判断。可以说,先生是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身上进而了解、认识了共产党的,这对她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爱无声”。诚如高秘书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先生是“一位有爱国、爱民、爱他人的善良的心的人”。从上面回忆的点点滴滴,我体会到,先生对人民、对他人的爱,就是把人民、他人时时处处放在自己心中。正如先生语,“只有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不断奉献的人,才能真正领悟到人生的价值,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