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言遭遇民俗学

    作家莫言生于山东高密农村，年少时曾经历过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的经济困窘；又曾因中农的家庭成分而蒙受政治上的歧视；此外还有一个对自己过于严厉的父亲……或许是这种经历给予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才使他对生命的体验如此透彻，并进而熔铸成他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红高粱家族》到2009年《蛙》几乎几十年一贯的风格：赤裸裸的感官性、肉体性和生物性。

    对此，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加以解读。新近，青年评论家张灵推出了《叙述的源泉》，独辟蹊径地从民俗学的角度，用巴赫金理论深入阐释了莫言小说所体现出的民间文化及其所蕴含的生机勃勃的生命主体性精神。

    民俗学理论认为，与官方文化的工具、理性和秩序化相比，民间文化是最民主、最自然、最直率、最具反抗精神的；一切高级的、精神的，理想和抽象的东西，到了民间，都降格为物质，即肉体、大地和身体层面；而这其中蕴含的“恰是人类生机勃勃的生命主体性精神”。根据这个理论，作者阐释了莫言小说中身体、感官的合法性。同时，作者也看到了巴赫金民间文化理论中，在宇宙、社会和肉体不可分离的狂欢整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众声喧哗，是普天同庆，是人人的平等和参与；也即生活的本质是对话，两个生命才是生命和生存的最低条件；在“绪论”中，他把它们作为“寻找言说莫言的新起点”和“在‘对话’中寻找文本的言说视角”而特别提出来并给予了理论阐述。

    诚如作者导师程正明在序言中指出，这部专著在“文学创作如何从民间性达到对民间性的超越，其中仍有很大的理论阐释空间”。或许这才是我们理解莫言所至关重要的。既然生活的本质是对话，人注定是社会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为了对他者生命的悲悯和尊重而尽量收敛自我个性中生物性的一面，应该是我们人类永远不应放弃的理想与责任。莫言风格中过于感官化、肉体性的一面，无论如何不应该百分之百地被肯定和褒扬。事实上莫言也说过：“我不是为老百姓而写，而是作为老百姓在写。”因为前者有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居高临下之嫌，而后者则显示了作家与大众的真正平等。

    然而，是否可以认为，在今天这样日趋公民化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作为大众启蒙者的角色与身份原本已经模糊，知识分子只是无数社会职业中的一种，为社会写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只是知识分子所应尽的职业道德而已？但假如生命真的是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自然现象，那么，我们更希望她是如通红高粱般茂密辉煌，芬芳清香。所以，在认识民间性的同时超越民间性，应该是作家、评论家所应有的职业自觉，也是读者阅读时所应有的延伸思考和自我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