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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0年10月16日 星期六

    和谐万邦 走向共赢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启示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曲 星 《 光明日报 》( 2010年10月16日   08 版)

        中国的周边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周边。不仅因为邻国数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民族跨境交错,更因为清朝在从泱泱大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衰败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从整个周边全方位侵蚀中国领土,巧取豪夺,造成了数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旧中国遗留给人民共和国的边界,没有哪怕一公里是清晰标定而无争议的。冷战时期,中国又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东方阵营,在中国周边或建立反华军事同盟,或制造矛盾离间中国与邻国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

        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基本条件,就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政府为建立一个安全的周边,军事和外交两手兼备。上世纪50-60年代的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除了帮助两个新生的友好邻邦站稳脚跟外,把敌对势力拒之于中国边界之外也是考量之一。外交上,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是出于这种和平理念,上世纪60年代,中国通过谈判,与缅甸、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与印度尼西亚等国谈判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即使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目的也是为谈判解决创造条件。中苏中越边境虽曾发生武装冲突,但中苏(俄)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中越也通过谈判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设想的“安定四邻”终于基本成为现实。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底资源勘探开采技术的突破和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又使中国与海上邻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分成为问题,域外大国翻云覆雨、推波助澜,使相关国家间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难度加大。怎样做才能既坚持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又回击恶意挑衅,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复杂的局面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

        在理念层面,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处理周边关系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共同成为中国外交努力建设的四大环境。“周边是首要”与“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共同成为中国外交格局的四大支柱。这就明确了周边外交的战略定位。

        在东海和南海岛屿与海域划界争议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主权属我”基本立场。在最终解决条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为不使争议恶化失控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大环境,中方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5年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订了在南海开展联合海洋地震工作的三方协议,2008年与日本达成“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和“关于日本法人依照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谅解”。尽管近期因日本非法扣押中国渔民渔船引发“钓鱼岛风波”,但这只能再次证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追求共赢的唯一出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西方的宣传,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存有某种疑虑,看到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担心中国恃强凌弱。为消除这些疑虑,中国在早已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思想的基础上,又特别对周边国家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人为善”、“和谐万邦”思想运用于周边外交,与目前某些国家仍然奉行的以“威慑”和“遏制”为基础的炮舰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机制层面,中国的上述新观念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宣示上。在南边,中国与东盟对话机制(10+1)已稳定运行19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自今年1月生效以来,已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北面,中国与俄罗斯等四国不仅谈判解决了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复杂边界问题,而且边界谈判机制还升华成了“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为相邻各国睦邻友好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在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方面进行了深度合作。在东面,中国一方面继续加强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中日韩合作机制,中日韩合作机制从“10+3”框架算起已运行11年。中国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推动着“六方会谈”,把朝核这一敏感问题始终控制在通过外交谈判获得和平解决的轨道上。今年韩朝争议海域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在韩朝两国及国际社会对事件成因、定性等各执己见的情况下,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主要成员密切合作,通过了兼顾各方关切的“主席声明”,使“天安舰”事件“软着陆”,已剑拔弩张的半岛局势终于缓和下来。在西面,中印边境地区形势多年来总体保持和平安宁,两国于2003年建立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制度,迄今已举行了13次会晤,并签署了《中印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有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观点,叫做“行于可行,止于不可不止”。中国政府对与周边国家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就充满了这种智慧,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失控。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周边各类矛盾纠结、复杂异常,问题有时甚至很尖锐,但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周边总体上是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中国外交为中国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抓住21世纪前20年的发展机遇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现时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维护并延长发展机遇期创造最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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