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印象

    一晃，认识吴福辉32年了。

    1978年10月的一天，我到北大参加研究生入学的复试，在图书馆考场，第一次见到老吴。他个子魁梧，笑脸迎人，敞亮的男中音，流畅的东北话，总是把话里的“关键词”咬得很重，还不时加上“你知道吗”来调节语气，让人想起中学的语文老师。老吴果真是教过中学语文的。他本是上海人，50年代父亲支援东北工业建设，举家从上海来到钢都鞍山，从此常作“关外人”。难怪他的东北话说得如此圆韵有味。老吴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鞍山度过，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学，在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当老师。想想看，高中毕业生教高中，而且教得出色，“官”至教导主任，真不容易。没上过大学，居然能一步跨进北大中文系当研究生，就更不容易。所以头一次见面，我就对这位师兄刮目相看。

    那是“文革”后首次招考研究生，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有600多人报考，热闹极了。原定招收5名，后来只好扩招到6名（有2名转到当代文学），真是百里挑一。考上的自然也就春风得意。当时老吴和钱理群39岁，我32岁，都是“老童生”了，可是别上红色的北大校徽（当时研究生戴的校徽和教员一样，都是红底白字），抬头挺胸走在校园里或者大街上，仿佛周围的人都在打量自己似的，蛮自豪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写“文革”后人们陡然放松的心情，用了“春江放舟”这个词。当时真是有那个劲。

    老吴学习极投入，每天一早去食堂吃完馒头咸菜玉米糊，就钻图书馆，除了吃饭睡觉，全“钉”在那里，恨不得一天变成48小时。课不多，主要是自己看书。从哪里着手？他和老钱把王瑶先生那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的注释引目抄录成册，然后顺藤摸瓜，一本一本找来看，阅读量是相当大的。还有一个地方也总能见到老吴的身影，就是旧期刊室：他翻阅过的旧刊极多。这种先“广种博收”尽量涉猎各种文献作品的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也是史学的一支）来说，是打底子，很必要。有丰富的积累，才有历史感和分寸感，这和那种理论先行，拿个框子往里边填材料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最近老吴出版了插图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把雅俗文学打通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论涉的作家作品非常多，图文并茂，历史感扑面而来。这跟老吴读研究生时养成注重史料的治学方式有关。

    读研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上课少，但有一种“小班讲习”，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他先把学界对这些作家的既有的评论全都弄清楚了，然后从中寻找问题，展开细致的分析。他的论说很细致，又灵动活泼，富于才情。他好像对讽刺文学格外有兴趣，好几篇“试水”的习作都是谈论讽刺的。果然后来硕士论文也是研究讽刺文学。毕业后，他顺着这条路子写出系列论作，出版了《沙汀传》和《带着枷锁的笑》。再往后，因为参与“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项目，他被分配做30年代，便转向对海派及市民文学的研究，写出《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游走双城》等著作，被公认为这方面最具水准的代表作。老吴很长时间内对海派及市民文学情有独钟，可能因为他是上海出生的，十里洋场的幼年记忆常常渗透到他的笔墨之中。当然，这种趋向的“起点”则可以追溯到读研究生期间。

    老吴上研究生碰到最大的困难是外语。他选读的是日语，原先没有半点基础，要从头学，都快４０的人了，记不住，也念不顺溜，困难可想而知。可是不到一年，他也硬“啃”下来，过关了。不知老吴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同学说，经常都是别人还没有起床，老吴就在食堂的猪圈旁边（大概比较僻静）放声朗读日语了，以致有一位老友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风趣的打油诗。

    研究生学习生活是艰苦的，但大家好像并不太觉得，都充实而快乐。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两地分居如何了得？”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唱的全是“老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煞是快活。“不觉得苦”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中文系宿舍紧靠29楼东头，老吴、老钱、凌宇和张国风住202，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老吴的男中音有穿透力，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还保持着北大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研究生毕业后，老吴分配到现代文学馆。紧靠紫竹院的万寿寺，破旧的院落，文学馆就先借这个地方筹办。开初只有三五个人，老吴住在寺院里，整天忙着收集资料，开会访谈，准备开张。有时我去看他，特别是在夜晚，繁星闪烁，风声锐利，寺院格外寂寞，老吴却很能静下来，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筹办文学馆最忙的时期，又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他和钱理群及我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那个时期写成的。凭着学问实力，后来老吴担任了副馆长，兼任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与副主编，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人物。文学馆也搬到朝阳区新址，他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出门还可以派车，不过总显不出什么“官味”。老吴在文学馆一呆就是二十多年，无论文学馆、学会或丛刊，他都是元老，贡献是最大的。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去文学馆，有时在那里见到老吴。一条牛仔裤加一件笔挺西装，他还是那样爽朗潇洒，谈起学问还是那样津津有味。如果不是那一头白发，我还真的不敢相信这位30多年交情的师兄已经年届古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