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载译千年史：让《资治通鉴》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陈菁霞

　　《资治通鉴》记录千年王朝更迭，承载着古人治国理政、安邦处世的智慧，是中国核心史学经典。这部北宋传世典籍，近千年来始终没有完整规范的英文全译本。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和普通读者接触的相关内容，均来自国外汉学家的片段节选与二次转述。这种碎片化的史料割裂了完整历史脉络，让西方社会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治理理念的认知片面失真，产生诸多误解。

　　为改变这一现状，吴高林用三十五年时间完成了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从1990年起，他系统研读《资治通鉴》，从随手批注英文释义开始，最终完成整部典籍的全译工作。三十余年里，他辗转中美多地，历经古籍遗失、翻译受阻等诸多困难，2020年后，他在深圳潜心五年打磨译文、梳理史料，整理大量配套注释，最终完成《资治通鉴（中英全译本）》（研究出版社即出），被学界誉为“填补国际学术空白”。

　　目前，这套全译本已被哈佛大学、法兰西学院等机构预定馆藏，获得国际学界认可。近日，本报以线上形式采访了吴高林，听他讲述三十余年的翻译历程，了解他如何以原汁原味的中国正史，向世界客观、真实地传播中国历史与文明。

　　纠正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

　　认知偏差

　　中华读书报：当年是什么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开启《资治通鉴》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

　　吴高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变动，东欧变局直至苏联解体，这让我开始思考：王朝、国家的兴衰绝非偶然，其中蕴藏着可循的规律，有着值得后人借鉴的因果逻辑。我本身一直对国际政治、外交议题抱有兴趣，希望寻找到理解国家治理与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而研读历史典籍，无疑是最好的路径。

　　此前我读过《史记》，却从未接触《资治通鉴》。真正翻开这部史书，立刻被内容深深吸引。司马光耗时19年，梳理一千三百余年王朝兴替，辨析军政制度利弊，从中总结朝廷理政用人、安邦定国、研判时局、行军布阵、权衡得失、克制贪欲的经验。对照我当时对于现实治理的诸多困惑，许多答案早已写在史书之中。我深切感受到这部史书厚重独特的价值。阅读时我就像大学时期上英文精读课一般，力求把每一个字词、典故彻底吃透。

　　1985年，我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考入外交部担任高级翻译。工作几年后，我前往中山大学任教，这期间我第一次完整通读《资治通鉴》。几年后我远赴美国，先是协助基辛格处理相关工作，后来经由他引荐，进入美中商业协会，开展中美商务、文化交流事务。

　　阅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书中大量晦涩字词，每次查证都要耗费大量时间。查到释义，我习惯随手批注在书页空白处，自然而然就写成了英文。我想既然已经投入这么多精力梳理文本，不如直接把全书翻译成英文，翻译工作就此起步。当然，翻译《资治通鉴》绝非易事，我摸索出一套循序渐进的办法：先处理书中简短条目，类似“某年月日，大旱”这类只有一行文字的记载，优先翻译。单行条目完成之后，再着手两行篇幅的内容，由短到长、由易到难，依次推进。

　　赴美之后，我在东伊利诺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史学研究有一条核心准则：优先采信同时代当事人留下的一手史料。《资治通鉴》中的事件，大多并非司马光亲身经历，但他广泛搜集、整理前代原始史料。研读胡三省的注本时我能够感受到，司马光治学严谨，多方考证，史料可靠。与此同时，我发现海外讲解、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大多出自欧美学者之手，不少叙述偏离一手史料，存在明显偏见。这更加坚定了我完成翻译的想法。

　　中华读书报：您兼具外交阅历与协助基辛格工作的学术背景，这一独特的中西视野，是否也推动和影响了您选择翻译《资治通鉴》？

　　吴高林：基辛格没有直接促成我开启翻译，但与他长期的交流与提问，是我坚持这项事业的重要动力。早年我曾为他担任翻译，赴美后一度断联，后来我直接致信美国国务院，才重新取得联系。作为中美外交破冰的亲历者，他对中国乱世史、政权更迭史兴趣极浓，尤其关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乱世格局与邦国博弈。他常常向我请教相关历史问题，倒逼我不断研读史料、细读《资治通鉴》。我们每次见面，都会对照史书探讨治乱兴衰、得失逻辑，这种长期的学术互动，让我愈发笃定，这部史书对现代国际关系、国家治理极具参考价值，也支撑我一步步把漫长的翻译工程坚持了下来。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多依赖二手转述、存在大量认知偏差，可否结合实例谈谈具体偏差体现在哪里？这是否成为您坚持完成全译本的动因之一？

　　吴高林：这种偏差在海外非常普遍，其深层原因就是史料残缺、信息片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到美国，明显感受到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十分有限，大多停留在唐人街的碎片化印象。我曾在芝加哥旧书店找到1898年英国汉学家李提摩太的著作，书中只零散摘录《资治通鉴》里司马光的评述片段，未能完整呈现史实脉络。西方很多早期研究，就是依靠这类节选、片段化的材料解读中国，很容易形成刻板印象。那本书刻意塑造“近代中国停滞落后、需要外部唤醒”的叙事，这是对中华文明极大的曲解。

　　另外，我在美国读研期间担任助教，曾面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风土与人情。有一位美国艺术家深入中国内地写生，他感慨普通百姓淳朴热忱，愿意拿出家中珍贵的食物招待异乡来客。可当他分享这段真实经历时，台下学生却曲解善意、哄堂大笑，把淳朴好客当成刻意讨好。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不是刻意抹黑，而是长期接收片面信息导致的认知偏差。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自己站出来，把完整、客观、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讲给世界听，这也是我坚持全译、拒绝节选的初衷。

　　翻译中最棘手的是

　　古代官职权责变动

　　中华读书报：全书翻译历时35年，这项工程体量极大、难度极高，过程中有没有某个阶段让您倍感煎熬，甚至萌生过放弃的想法？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吴高林：具体动笔的年份已经记不清了。我在自己最早的一套藏书扉页上看到标注，1990年5月2日，是我开始系统细读《资治通鉴》的日子。早年赴美求学、辗转多地，这套古籍一度遗失，近年才重新找回。三十余年笔耕，艰难时刻其实贯穿始终，但我骨子里有湖南人的韧劲，越是遇到难题，越想坚持到底，做到有始有终。古籍本身门槛很高，即便中华书局版本对人名、地名做了标注，依旧难以快速厘清区分。大量古地名、古官名、小众称谓，在翻译初期都需要仔细查证，非常耗费心力。

　　中华读书报：回望整个译书过程，您认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吴高林：整部书翻译难点很多，最棘手、最耗时的，是古代官名、人名、地名的系统考证，其中又以官职翻译难度最大、最复杂。太守、县令这类常见官职大众相对熟悉，但历代官制频繁改制，很多称谓看似相近，权责却完全不同。比如王莽改制后，太守改称“连率”，若无扎实的史学积累，根本无法准确识别其释义。司空、司徒、司马这类三公名号文字简练，职能体系却极为庞杂，需要结合朝代制度进行辨析。为方便理解，我曾做过通俗对照：司空偏向工程营建，近似当代建设部门职能；司徒主掌民政、赋税与教化，覆盖民生治理体系；司马统管军政、军马与边防，对应国防体系。

　　最大难点在于，同一官职的权责会随朝代更迭不断演变，译名不能一成不变，必须动态对应时代语境。以“侍中”为例，秦汉时期只是宫廷内务近臣，我译作palace steward；魏晋之后职权扩张，参与批阅文书、辅理朝政，我调整为supervising secretary；隋唐时期进阶为帝王核心谋臣、当朝重臣，译名再次进行调整。仅仅一个官职，就要跨越数个朝代、结合制度演变多次调整译法，工作量极大。除此之外，古文字古今异读、复姓区分、生僻人名考据，也都需要逐一审定，容不得半点疏漏。

　　中华读书报：如您所言，您对古代官职采用动态语境译法，而非固定直译，在数百个官职梳理中，哪一个官职权责最复杂、古今差异最大，是翻译最棘手、最耗费心力的难点？

　　吴高林：几乎所有古代官职都存在跨时代权责变动的问题，没有绝对简单的类别，每一类都需要结合史实细致甄别。比如“司马”一词，在不同语境下身份天差地别，既可指代全国最高军政主官，也可以只是军中副将、中层将官，必须结合时代背景、职位层级、职权范围精准界定。再比如“王”的翻译，也需要严格区分：皇室皇子受封的亲王，译作王子；拥有独立封地、掌握地方治理实权的诸侯王，译作国王。所有译名都不能一概而论，必须依托上下文和当朝制度判定，才能保证语义准确、贴合史实。

　　古籍翻译，史实准确永远排首位

　　中华读书报：您独创了差异化译法：诏书法典采用伊丽莎白时期英文，儒理典故则采用莎士比亚五音步抑扬格韵律，这套成熟的文体翻译体系，是前期规划成型，还是在长年实践中不断试错打磨出来的？

　　吴高林：这套翻译策略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而是长期学习、反复试错慢慢打磨成型的。我在美国读研期间，课程要求大量研读十七、十八世纪英文史学原著，这类古体英文庄重规整、自带历史厚重感，让我萌生了文体匹配的思路。整部《资治通鉴》体量浩大，不可能通篇使用古英语，我便根据文本属性做了分层处理。帝王诏书、朝廷典章、官方政令，是一个时代的正式文本，我统一采用伊丽莎白时期英文，还原古代官方文书的肃穆气质。书中引用《诗经》《周易》《论语》等经典的段落，自带韵律节奏与思辨性，根据本科时期英美文学的专业积累，我选用莎士比亚五音步抑扬格句式对应翻译，保留原文的节奏与美感。这样一来，叙事段落平实流畅、清晰易懂，引文段落典雅厚重、富有韵律，层次分明、贴合原著风貌。这套差异化译法，也得到了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傅立民大使等学界权威的认可。

　　中华读书报：学界有争议认为，用伊丽莎白时期英文翻译宋代史书存在时空错位。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吴高林：我认为这种顾虑并不成立。我借用的只是伊丽莎白时期英文的文体风格与语言气质，并不是用西方近代历史观念去硬套中国古代史实，不会改变、曲解原著的历史内容与核心逻辑。这和古装影视剧的道理相通，特定文体能够快速营造时代氛围、贴合文本气质。伊丽莎白时期英文，是西方古代王室敕令、官方典籍的标准文体，庄重肃穆、典雅规整，和中国古代诏书、典章的文体气场高度契合。如果用浅白的现代口语英文翻译帝王政令、朝廷典制，会彻底消解文本的庄严感与历史厚重感。外界有不同看法可以理解，但不会动摇我的翻译原则。

　　中华读书报：相较于传统汉学家的直译风格，您的译本兼具文学质感，请问在史书翻译中，您如何平衡学术准确性、文学美感、大众可读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吴高林：古籍翻译，史实准确永远是第一位的，文学质感和可读性必须建立在史实严谨的基础之上。汉语很多成语、典故自带强烈画面感和文化底色，西方读者缺乏相应的生活体验与文化认知，简单直译往往只剩干瘪释义，丢失全部气韵。比如“势如破竹”，如果只是字面翻译，海外读者很难体会那种一往无前、层层破局的凌厉气势，我会适当还原场景画面，保留原文的感染力。再如“狗尾续貂”这类典故，背后藏着完整的历史故事与褒贬寓意，单纯直译无法传递其内涵。

　　目前，我已完成两千余页配套注释文稿，系统梳理人名、地名、官名、典故、古俗等疑难内容，后续将整理为成套索引备考手册，希望进一步降低学界研究和普通读者的阅读门槛。

　　中华读书报：当下AI翻译飞速发展，您如何看待AI在古籍翻译中的能力边界？翻译《资治通鉴》这类经典史书，人工译者的人文把控、历史共情与细节判断，有哪些是AI无法替代的？

　　吴高林：AI 翻译速度快、效率高，这一点我完全认可，但只能作为辅助工具。面对以文言文写成的《资治通鉴》，AI 短板十分突出，距离正式出版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出版行业对译文差错率有硬性标准，差错不能超过万分之一。即便依靠 AI 生成初稿，依旧需要人工通篇审核。古文字读音辨析、古今异读、复姓区分，AI 很难精准处理。我针对官职建立的分朝代动态译法体系，现阶段 AI 无法自主实现；除非专门录入整套规则，否则难以做到术语动态调整。

　　更关键的是，AI 无法传达文字的内在神韵。比如前面提到的“势如破竹”，AI 常常简化概括，直接丢掉劈竹一往无前的画面冲击力。AI译文机械冰冷，很难捕捉汉语蕴藏的意境、画面感与深层寓意。我日常也会借助AI辅助工作，但初稿完成后，必须逐句人工复核。

　　《资治通鉴》内蕴的智慧

　　最能打动西方读者

　　中华读书报：基辛格、包弼德等学者如何评价您这部译本的学术价值？他们是否曾为您的翻译工作提供具体启发或修改建议？

　　吴高林：基辛格博士长期关注我的翻译工作，我们常围绕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乱世博弈展开交流。2023年8月底，我最后一次登门拜访他，带去了刚刚定稿的译本前两册。彼时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特意在扉页印上“好战必亡，万战必危”，以千年史鉴观照当下局势。基辛格读懂了其中的深层寄托，认为这部译本的价值早已超越文学层面，书中承载的治乱兴衰、外交制衡智慧，对当代全球治理、大国相处之道极具参考价值。他郑重期许，待全套译本完成后，他愿意把我的译著推荐给国际上一个重要的机构，这是对我三十余年专注史典与传播事业的高度认可。

　　前美国驻华公使傅立民也为译本提供了重要支持。作为尼克松访华时的美方首席翻译，他亲身见证了中美外交破冰的关键历程。我专程邀请他作序，正是看重他独一无二的阅历与视野。他的视角上承新中国外交开端，下接美国当代政体格局，序言分量厚重。傅立民大使评价这部全译本填补了千年学术空白，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

　　包弼德教授的学术团队也给了我诸多启发。欧美史学界公认《史记》与《资治通鉴》为中国两大史学高峰，但《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四十余年来，始终没有完整全译本，海外仅有零星节译。《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核心价值在于完整、连贯的历史因果链条，碎片化节选会彻底割裂历史逻辑。我的全译本首次完整还原千年史脉、贯通治乱因果，弥补了海外汉学研究的不足。目前，哈佛大学、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均已预定馆藏。能肩负起这份千年文脉的传承责任，我倍感荣幸。

　　中华读书报：面向西方普通读者，大众反馈更偏向读懂中国历史治理逻辑，还是被东方文本的人文气韵与文字美感打动？

　　吴高林：客观来说，《资治通鉴》的核心价值在于载道育人、以史鉴今。西方文学作品侧重场景描摹、文笔雕琢，追求审美质感；西方史学多平铺直叙记录事件，缺乏价值判断与人文思辨。而从《春秋》开始，中国史学就讲究将评判标准、是非观念与内在义理蕴藏在行文之中，文字背后，是人如何抉择、如何自处，以及治理国家的智慧。这也是最打动西方普通读者的地方。全书收录无数王朝兴衰、人物抉择的真实案例，读者从中学到的不只是文字美感，更是为人处世、取舍进退、决策预判的务实智慧，学会在利益抉择、危机关口、生死考验面前守本心、明得失、知进退。

　　中华读书报：您自喻为中西文明的“文化摆渡人”，您是在何时形成这一身份认同的？

　　吴高林：我没有清晰、明确的身份转变节点，这份认同是多年积累、顺势生长的结果。早年跟随基辛格参与中美民间商务交流时，身边有人开玩笑称我是“商务大使”，但我从不经商、不求虚名，从未刻意给自己定位。长期对外交流让我深刻体会到，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诸多误解，大多并非刻意抹黑，而是长期接收片面、失真的碎片化信息，逐渐形成固化的刻板印象。想要消解偏见、搭建文明沟通的桥梁，必须由我们自己主动、完整、客观地讲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三十余年的翻译实践与对外传播中，我自然而然扛起了这份责任，成为连接中西、融通古今的文化摆渡人。这不是外在赋予的头衔，而是长期践行后的自我认同与使命担当。

　　中华读书报：放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资治通鉴》承载的传统治理智慧，最具现实借鉴意义的内核是什么？

　　吴高林：在当下全球化格局中，其智慧依旧极具现实价值。书中蕴含的安民固本、慎战睦邻、居安思危、审慎决策、以德理政的治理理念，是中国历代长治久安的核心密码，也为当下全球治理、国际交往、文明互鉴提供了珍贵的东方思路。这正是《资治通鉴》跨越千年、贯通中西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