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以文载：《古代近东史》的史料自觉

　　马克·范·德·米罗普所著《古代近东史：约公元前3000—前323年》（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Wiley-Blackwell 2016）叙述了古代近东从乌鲁克城市革命到波斯帝国覆灭近三千年的历史，涉及地域以美索不达米亚为核心，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等地区。这部著作以“城邦—区域国家—帝国”为叙事框架，穿插“讨论”“知识框”“文献”专题栏目，将广阔时空的繁杂历史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这一特点使得《古代近东史》成为继《古代伊拉克》（Georges Roux, Ancient Iraq, Penguin Books 1992）之后，在古代近东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式通史。然而，真正令此书与一般古史教科书有所不同的是书中对“史料”一以贯之的反思：几乎每一章都不满足于讲述“发生了什么”，而要追问“我们何以知道发生了什么”。本文即试图枚举《古代近东史》各章节中作者关于楔形文字文献的叙事反思、史源批判、史料价值的分析，探讨作者借此向读者传递的研究史料的方法自觉。

　　何以成史：

　　楔形文字史料的双重偶然

　　《古代近东史》对楔形文字文献史料的反思，首先落在了“何以成为史料”这一根本问题上。第1章“绪论”对此展开了双重追问：一是楔形文字史料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局限，二是史料的出现过程中受到了怎样的现实制约。这两重追问，构成了全书史料批判的起点。

　　在第1章“绪论”第二节“史料”（1.2史料）部分，作者开宗明义地确立了全书的史料观。史料的分布“决定了古代近东史的范围”，即文献的存在决定了古代近东史研究的边界。这句话体现了对史学的基本认知：历史学并非对过去的客观重现，而是一门“实证科学”，即“我们所讨论的是留存下来的东西”，而历史叙述也必然集中在史料最为丰富的时期。在两个“史料丰富”的时期之间，便出现了所谓的“黑暗时代”——这一术语本身即表现了历史书写对文献存量的依赖。作者特别强调了两河流域文献的种类丰富的特征。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记录不仅体量庞大，而且种类丰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经济活动、王室建筑工程、军事征伐、政府事务、文学创作、科学知识等都在文献中有所记录。这种全景式的书写，使古代近东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进行详细历史研究的文明。作者特别指出，“公元前21世纪的巴比伦尼亚，可利用的文字记录在数量和范围上都超过了后来许多历史时期”。这种简单的古今史料的对比，打破了“时代越晚近，文献史料越丰富”的固化史学认知，为古代近东史的史料认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范·德·米罗普在对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史料之丰富进行赞誉之后，随即转向了对其性质的批判性反思。他指出，两河流域的政治权力的强盛与文字记录的增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史料本身——无论是文字的还是考古的——都格外凸显政治强盛的时代，而史料几乎全部出自掌权的机构与个人，因此天然地聚焦于统治者的活动，呈现他们的视角。史料“总是描述国王的功绩，从来不提及他们的失败”，将权力的拥有者塑造成社会中唯一的行动者，而忽视那些反抗或削弱其统治效力的人群与过程。范·德·米罗普由此提出了一条贯穿全书的方法论原则：历史学家必须时刻警觉史料的这种偏向性，要“透视字里行间”，以平衡呈现出的历史图景——因为“相反的叙述必然存在”，只是我们无法从明确记载中直接恢复它们，只能通过质疑既有记载来靠近真相。这一立场，构成了全书运用楔形文字文献时一贯的批判性姿态：文献越丰富，越需要警惧其立场的单一性。

　　范·德·米罗普对楔形文字文献的总体认知，并未局限于其数量的丰富与性质的单一，他同样注意到了文献的“出土”与“分布”，即文献能够进入现代学术视野这一过程本身所携带的历史与政治偏向。在第1章中，他提醒读者：19世纪中叶，在帝国竞争背景下，英法两国首先在伊拉克北部（亚述地区）展开考古发掘，因为那里的大型遗址能够出土足以陈列于国家级博物馆的宏伟纪念物，这直接催生了学界对亚述史的关注热潮；而对伊拉克南部苏美尔遗址的系统性发掘，直到该世纪后期“对文明起源的关注达到顶点”之后才真正展开。20世纪以来，1979年伊朗革命、1991年与2003年两次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等一系列现实政治事件，迫使考古学家放弃在两河流域核心地带的发掘项目，转而在此前被视为“边缘”的地区寻找新的考察空间。这一转向，反而促使学界重新审视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代近东历史叙述中的“首要性”与“主导性”。

　　第1章对于楔形文字史料的反思颇具启发性：它说明楔形文字文献能够构建怎样的古代近东历史，并非纯粹由文献的客观存量所决定，而同样深受现代考古发掘活动所处的具体地缘政治环境制约。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古代近东史”，是古代文献留存的偶然性与现代发掘活动的偶然性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这是一种史料形成过程中自然的局限性，范·德·米罗普对此有着敏锐的认知。

　　王铭与王表：

　　共时记录与历时建构

　　如果说第1章是方法论的宣言，那么第3章关于早王朝时期的“文字史料和史料的利用”一节（3.1），则是这一方法论在具体史料上的实践。作者在此区分了两类文献：一类是共时性文献，即与所记事件同时代产生的“一手”材料——行政文书与王室铭文；另一类是历时性文献，即后世编纂、回溯性书写的历史类文本——王表，其可靠性则需要审慎对待。

　　古代两河流域的“王表”是一种典型的历时性史料，而其中又以《苏美尔王表》最为典型，书中将其置入了“知识框”中进行了讨论（知识框3.1）。《苏美尔王表》现有的抄本中，1件成文于公元前21世纪，17件形成于公元前19–前18世纪；所有的抄本中有2件出土于两河流域之外——伊朗的苏萨与叙利亚北部的设赫纳。《苏美尔王表》构建了一个“王权自天而降”之后，王权在不同城市的王朝之间传承的世界。这样的场景体现一种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位由神授权的统治者，霸主式的王权仅在有限的几座城市间流转。关于《苏美尔王表》的史料价值，范·德·米罗普明确给出了观点，王表的早期部分给出了诸如3600年这样超长的统治年数，并出现“狗”“蝎子”“羚羊”这类具有神话性质的国王名号，这部分内容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只有较晚的部分，由于可以与已确定年代的经济文书相互核验，才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史料价值”的进一步探讨：即便是《苏美尔王表》晚期部分“似乎更加真实些”，但其整体性质依然是后世出于政治目的建构物。《王表》的最终版本形成于伊辛王朝时期，其文本被统治者用来为自己对巴比伦尼亚全境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尽管他们实际上并未在政治上控制王表所列的全部区域。由此，《苏美尔王表》作为史料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它关于“城邦王朝依序更替”的叙述框架，却仍然是现代学者重建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历史的基本工具。这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悖论：一份内容不可信的文献，却仍可以在结构层面塑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方式。

　　关于早王朝时期的共时性史料“王室铭文”，作者着重介绍了拉伽什出土的王铭。拉伽什9位统治者留下了总计约120篇铭文，铭文主要记载了拉伽什与近邻温马之间的战争。这批王室铭文因为立足于国王立场书写，显然带有强烈的拉伽什视角偏向。但因其与所述事件共时发生，使历史学家“第一次利用同时代材料叙述事件”。这正是共时性史料相较于后世回溯性文本的优势所在。

　　外交书信：

　　文本流转与跨域

　　从空间变化的视阈审视文献史料包含两个层面：文本内容的流动性和物理载体的空间变化。对于古代近东史而言，外交书信无疑是最适合从空间变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史料。如果说王表与王室铭文代表了楔形文字文献在政治史叙事中的核心价值，那么第5章和第7章的知识框《马瑞书信》（知识框5.1）与《阿马尔纳书信》（知识框7.1），则展示了楔形文字文献史料如何在空间维度为我们打开视野，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古代近东。

　　法国考古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叙利亚马瑞遗址的王宫中发掘出约2万件泥板，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各国统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马瑞地处巴比伦尼亚与叙利亚之间，又介于两河流域的农耕区与半游牧区的交汇地带，这些信件让我们得以了解整个两河流域地区的政治军事事务，以及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马瑞书信》承载着城邦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阿马尔纳书信》则展现的是“国际化”的近东不同区域国家之间的交往。19世纪晚期，埃及农民在埃赫那吞于公元前14世纪建立的新都阿赫塔吞（即今阿马尔纳）发现了一批楔形文字泥板，内容是埃及国王与近东各国君主之间的外交往来，共计约350件信件，时间跨度涵盖阿蒙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及其两位继任者的统治时期。这批文献中有约40封信件是埃及国王与米坦尼、赫梯、亚述、巴比伦尼亚等“大国俱乐部”成员之间的通信，这些国王彼此以“兄弟”相称，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礼物交换”与“王室婚姻”是其主要议题。书中引用了一个生动的“三角关系”事例：亚述国王阿舒尔-乌巴里特一世以平等身份致信埃及，巴比伦国王布尔纳布瑞阿什二世闻之大为不满，他在给埃及国王信中抱怨道：“关于我的属臣亚述人，我没有派他们去你那里。他们为什么未经授权就去你们国家？若你对我忠诚，不要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让他们一无所获来见我！”作者直接引用这样一封充满愤懑的外交信件，比任何概括性叙述更能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当时国际政治交往的真实氛围。

　　外交书信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作者关注的问题。阿马尔纳书信所使用的语言是巴比伦语（即阿卡德语的一种方言），即便通信双方都不是以阿卡德语为母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一现象本身揭示出巴比伦文化在整个近东外交体系中长期占据的文化主导地位。这一认知仅凭政治军事史叙述无法窥见，唯有透过楔形文字文献的语言学分析才能揭示。

　　国王年代记：

　　文本删改与史料效应

　　能清晰表现楔形文字史料政治建构属性的文体莫过于亚述“国王年代记”。第9章专栏（知识框 9.1）对这一文体的产生、演变及其史源问题作了集中讨论。“年代记”文体始于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公元前1114—前1076年在位）统治晚期，此后经历代亚述君主的扩充，至亚述帝国晚期，每个国王的年代记文献数量已十分庞大。

　　年代记按年代次序记述国王以军事征伐为主的丰功伟绩，内容十分详尽，包括出征何处、攻陷何城、掳获何种战利品等。年代记通常被写在泥板、泥柱上，有的刻在浮雕、石碑上，这类年代记载体经常被埋藏于建筑物的地基之中。对于年代记文献，作者关注了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版本年代记之间存在的“改写”现象，这正是史源批判的关键所在。年代记中关于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统治巴比伦尼亚的记述即是典型事例。辛纳赫里布曾试图扶植当地人贝勒–伊卜尼登上巴比伦王位，早期的版本年代记对此记载明确；但由于统治不力，三年后贝勒-伊卜尼便被一位亚述王子取代。此后编写的年代记中，再也没有提及过贝勒-伊卜尼，因为此人对亚述统治而言是一个负面形象。范·德·米罗普由此告诫读者：“年代记的记述似乎是事实，但存在严重的偏颇。作为史料，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利用。”同一类型的“原始文献”，其内容会因政治情势的变化而被有意识地删改，历史学家若不加辨别地直接采信单一版本的年代记，便极易被这种叙事策略所误导。

　　汉穆拉比“法典”：

　　史料的名与实

　　《汉穆拉比法典》是最为著名的楔形文字文献，也是学术争议最大的文献。第6章的专栏“何为《汉穆拉比法典》？”（讨论6.1）集中体现了范·德·米罗普对楔形文字史料解读史本身的反思。1901年，《汉穆拉比法典》的黑色石碑出土于苏萨，次年出版。这部“法典”含3500余行铭刻，是迄今所知的篇幅最长的楔形文字文献。最初，学者将其比拟为《拿破仑法典》一类的欧洲近代法典，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法律效力、可被实际援引执行的“法典”。1960年，一位学者指出该文本的行文格式（“如果……，就……”的案例式句法）与同期的医学文献、占卜文献的格式一致。这一发现引发了对该文本性质的整体重新评估，转而强调其“科学性”文体特征，以及颂扬汉穆拉比“正义之王”形象的政治宣传功能。

　　另外对“法典”文本性质进行质疑的关键证据是：现存的大量该时期法律文书与书信中，没有一份提及曾援引或查阅过这部“法典”中的条款；而诸如畜牧业这样在巴比伦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领域，竟完全未被这部“法典”涉及。基于这些观察，当代多数历史学家已不再将其视为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典”，但对其确切性质——究竟是一部法学论著，还是一件王室宣传性的政治文本——学界仍存在分歧。范·德·米罗普认为，这部文献的社会功能在于其自身文本来源和存在状态。普通民众无法亲自阅读其上的楔形文字，但只要他们知道汉穆拉比以此宣示了一套连贯的司法体系，便足以令他们相信，一旦自己遭遇不公，正义终将得到伸张。铭文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则对民众的政治宣言。

　　对《汉穆拉比法典》性质的探讨非常具有史料方法论价值。它提醒我们，即便是一份保存完好、内容清晰的楔形文字文献，其文本性质与社会功能也未必如表面所示那样不言自明，必须置于其书写格式的比较语境（与占卜文献、医学文献的文体类比）以及实际社会运用的检验（同期文书是否曾援引）之中，才能得出审慎的判断。

　　英雄与学者：

　　文学性的文本

　　具有史料价值的楔形文字文献并不限于行政档案、王室铭文等实用类文本，文学作品在历史学家的手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意义。知识框《吉尔伽美什史诗》（知识框13.1）中，作者介绍了史诗内容之后，着重追溯了这部“最负盛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作品”的文本流变：《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底本是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若干苏美尔语故事；古巴比伦时期出现了最早的阿卡德语版本；公元前2千纪晚期，史诗已在近东地区广为流传；最终12块泥板的版本出土于尼尼微，内容融合了独立流传的“洪水故事”。最终版本的编撰者相传为辛-来凯-乌尼尼。这一漫长的文本演化史本身，即是研究两河流域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绝佳窗口，展现了文学作品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中的独特意义。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文本流传是古代乌鲁克国王被后世神圣化为“英雄”的过程，而后世国王的自我“神圣化”也在文献中有迹可循。第13章讨论专栏（讨论13.1）以“阿舒尔巴尼拔是学者吗？”为题探讨了阿舒尔巴尼拔自我标榜为“学者”的自述式铭文。铭文中，国王声称“知晓圣贤阿达帕的学识、隐藏的秘密、全部的书写技艺；辨识天上、地下的各种征兆，与占卜师一起商讨；能与博学之士讨论《肝相即天象》之书；能求解复杂的倒数和无法整除的运算；读过苏美尔语、阿卡德语书写的远古秘籍，它们意蕴深奥。”范·德·米罗普并未简单采信或否定这种自我夸耀，而是进行了细致的考辨：一方面，这类自我夸耀本身可能只是亚述君主惯用的文体风格（他在同一铭文中也宣称众神赐予他“强健的体魄、男子气概”）；但另一方面，有间接证据支持其部分真实性——一位占星家致阿舒尔巴尼拔的信件表明，国王确有能力查阅占星表，而其图书馆中部分学术泥板的落款直接写道“我，阿舒尔巴尼拔”亲笔书写。而亚述王室一个普通书吏是不能使用国王的名字的。另一个可用来考证其读写能力的文献是阿舒尔巴尼拔写给他父亲的信，该信文笔颇为拙劣，可能是阿舒尔巴尼拔身为王储时的手笔。范·德·米罗普对此作出的判断颇具分寸感：“或许不像所宣扬的那样书写经验丰富，但阿舒尔巴尼拔一定具备阅读和写作学术材料的初级水平”。

　　希腊与波斯：

　　宿敌的史料

　　《古代近东史》并未将其主要的史料来源楔形文字文献视为为唯一可靠的史料来源，而是保持一种比较的视野，这一点在第14章知识框“古典文献与古代近东的历史”（知识框14.1），以及第15章“史料和挑战”（15.1节）中清晰地表现出来。

　　对于公元前1千纪的古代近东，希罗多德、科泰西阿斯、色诺芬等希腊作家提供了大量叙述性记载，这些记载因其“采用了现代历史写作的风格，并对诸如米底历史等主题进行了连贯的叙述”，而对现代读者颇具吸引力。范·德·米罗普明确指出，“在使用这些历史记载时需要十分谨慎，必须进行批判性的辨识”：波斯人是希腊人的宿敌，希腊作家对其抱有强烈的负面偏见，常将波斯人及近东其他民族塑造成希腊美德的反面镜像（节制—放纵、阳刚—懦弱等二元对立）；科泰西阿斯笔下的“萨尔达纳帕洛斯”（阿舒尔巴尼拔的希腊化名）被刻画为因纵欲堕落而导致亚述帝国覆亡的形象，而希罗多德本人对7世纪亚述的了解亦十分有限，仅知其曾统治近东、极为富有而已。作者由此得出了论断：“古典作家的著作并不是近东历史的可靠来源，近东历史需要根据本土证据进行重建。”这句话是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意义的总结：楔形文字本土文献相较于域外古典叙述，在重建近东自身历史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先性。

　　第15章对波斯帝国史料处境的分析则更为细致。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用“楔形文字优先于古典文献”来一概而论，而是对波斯本土的史料进行了客观分析。书中明确指出古波斯历史构建的现实：“波斯帝国自身出现的史料数量庞大，但其历史叙述的结构仍然以对波斯持否定态度的希腊著作为基础。”只是在最近30年间，波斯史学界才开始正面应对这一偏见，有意识地反思“东方主义”式的偏见：波斯不是一个等待亚历山大来拯救的颓废帝国，而是一个统治近东200年的复杂的国家体系。

　　范·德·米罗普的《古代近东史》一书中对楔形文字文献史料的运用并不是简单的“史料呈现”或“以文证史”的实证，而是贯穿全书的对史料反思。从《苏美尔王表》中神话色彩与历史内核的辨析，到亚述年代记中因政治需要而被删改的文本痕迹；从《马瑞书信》《阿马尔纳书信》中外交辞令背后的国际关系结构，到《汉穆拉比法典》文本性质的学术史回溯；从亚述巴尼拔自述其学问的真伪考辨，到希腊古典文献在重建近东史中的局限与本土文献的优先地位——作者反复强调史料自觉的思维：任何一份楔形文字文献，无论其多么详尽、“原始”、客观，都必须被置于其生产语境（谁书写了它、为何书写、为谁书写）之中加以审视，而不能被直接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

　　正如作者序所言，本书不是古代近东的“历史”（not The History），而仅仅是古代近东的“一种历史”（A History），是楔形文字文献史料中承载的“历史”，而“载史之文”更加需要被历史地、批判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