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有必要重读张居正

　　“宠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几元臣。”这是明代进士、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吟咏张居正的两句诗。张居正身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廊庙。嘉靖沉迷斋醮，不理朝纲，隆庆耽于享乐，倦怠政务。嘉靖后期到隆庆年间，朝堂纸上空谈盛行，文恬武嬉，怠政成风，民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库空空如也，北方边患连年不息。偌大的明王朝如同一艘老旧的巨轮，在惊涛骇浪中飘摇靡定，载浮载沉。隆庆六年六月（明穆宗朱载垕于五月驾崩，当年不改元），张居正秉国，出任首辅。这位出身寒门的一代雄杰，以一身铁骨扛起社稷重担，起衰振隳，挽狂澜于既倒。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逝于首辅任上，明王朝开始走向全面衰败。1644年，暮色中的一根白绫锁死了明王朝的咽喉，存续了276年的国祚就此终结。后世史家一般把张居正去世后苟延62年的明王朝称为晚明。

　　重读张居正的十年新政与身后悲欢，不只是回望历史、发思古之幽情，更是出入于历史的迷障，将历史的经验与迷思内化于心，以此扩充心量，充盈自我的格局与器识。

　　一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领域的“考成法”，一是经济领域的“一条鞭法”。

　　整肃吏治，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把利刃。明代中期官场积弊渐深，“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朝廷的政令下达后，各级官员经常相互推诿，拖延懈怠，一件公事迁延十数年都无法办结的现象也不鲜见。张居正实行考成法，以“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为铁规，要求所有公务都要有明确期限，完成与否一一登记在册。万历三年（1575）正月，54名抚按因未完政务被严肃追责。万历四年（1576），因地方钱粮征收不足九成，“山东州县官未完钱粮，降调十七员，革职二员；河南降调二员，革职九员”。据谈迁《国榷》记载：“历九年大计，据历年考成簿黜内外冗官一千三百二十一员。”

　　明代原来的赋税按田亩征收，徭役按人丁摊派，名目极其繁杂。当时土地兼并加剧，勋贵豪强隐田逃税，朝廷税源萎缩，财政持续亏空。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张居正立主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与各类杂税合并，把徭役摊入田亩，按田亩统一计税，赋税折银缴纳，由官府直接征收解运。实行“一条鞭法”，其关捩点在于重新清丈田亩。清丈田亩，绝不是各县分做几何算术题，而是一项盘根错节、阻力重重的基础性工作。大同代王府奉国将军朱俊槨、镇国中尉朱廷埁带头煽动宗室，聚众拦阻丈量官吏，殴打差役，藏匿庄田拒不申报，甚至串联宗室赴京控诉，称清丈侵害皇族祖产。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全程不下乡丈量，直接照搬隆庆旧册上报，隐匿境内豪强千余亩隐田。安庆知府叶梦熊，受富绅贿赂，丈量时刻意缩小弓步，瞒报万顷湖田坡地。为此，张居正将考成法责之于田亩清丈，采取雷霆手段，震慑不法宗室，惩治不法、不力州县官员。由此，“府县不敢虚造，天下额田增二百三十余万顷”。“一条鞭法”推行后成效显著，迅速扭转了国库长期赤字的局面，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不仅如此，“一条鞭法”合并各类赋役、统一折银征收，简化税制，遏制了官吏盘剥；将徭役摊入田亩，减轻了百姓负担，流民问题也得以缓解。

　　十年新政，让暮气沉沉的大明重现生机，张居正也成为世人公认的“救时宰相”。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谁也未曾想到，身前权倾朝野、鞠躬尽瘁的首辅，死后竟迎来灭顶之灾。亲政后的万历帝下诏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荣誉，下令抄家。官兵围困张府，家中十余口人活活饿死；长子张敬修不堪凌辱，写下血书后愤然自尽；次子、兄弟接连被流放，曾经的名门望族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二

　　张居正实行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严格来说，都不是他的新创。张居正的过人之处，不在于制度的发明，而在于把纸上的制度和零星的经验，推而行之，取得实效。其实，改革的核心要义不在于发明新法，首创新制，而在于洞悉症结，重构制度，革除旧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潜藏着一种“话语巫术”信仰，许多人过于相信语言、汉字的力量，认为词语可以直接改造现实、感召神明、改变祸福。这种对语言神秘力量的崇拜，已然成了他们一种日用而不觉的集体无意识。古代的谋臣策士常有一种“一言兴邦”的强烈自信，历代的时势策论、治国方略中洋溢的“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超拔气概，君不见，古往今来，谋臣策士奔竞权门，方略策论不绝滔滔。我们真正缺少的或许是思想的躬行以及日用生计的化入。“去矫饰之虚言，求躬行之实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重读张居正时，在耳际回响的一声棒喝。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在理想的纯粹场域中翩然起舞，必定是在盘根错节、多种力量交锋的夹缝中突破重围，别开生面。张居正有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除了王莽一类利用皇权进行改制的情况，历代宰辅改革的实行，归根结底不过是皇权的暂时让渡。为了让新政活下去，张居正审时度势，联结李太后、冯保等关键力量，在复杂的朝堂格局中寻找支撑。世人诟病他依附宦官、独揽大权。如陈寅恪所言，对待历史人物，我们应“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关系千万重，步步皆惊心。在当时的处境下，实不能将张居正结交内廷、依附太后、“夺情”留任诸事，简单地指摘为贪恋权位。纵观其行事初衷，皆是权宜应变、不计荣辱，只为改革博取一线生机，存续新政根基。

　　三

　　王汎森在《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中说：“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抉择往往都是由教养和心量决定的，而在关键时刻，凭借‘教养’‘心量’所形成的一个小小抉择，往往决定了后来重大的结局。”

　　但凡大小改革，要在夹缝中打开局面，无疑需要改革家具有超强的“心量”。“心量”的充盈，来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启示与模范。爱惜羽毛者，要么占据高枝，以道德文章相标榜，要么不断退缩，在更小的缝隙里确认自己的安全边界。制度上的“补丁加补丁”，会议上的“自行车棚效应”，根源往往在此。也许有人会说，芸芸众生，大都与风云际会的改革舞台无缘。然而，凡俗人生，不仅要渡过一个个激流险滩，更要抵御日常生活对人的精神年复一年的销蚀与磨损。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智慧、勇气与定力，犹如阳光、空气和水，人所共需。

　　这就是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读张居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