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的“世界探索”

　　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探索之路，意义重大。“一带一路”政策又为丝路研究赋予全新的时代意义。孟宪实教授的《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使者·绢马·体制》正是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探讨汉唐的“世界探索”的学术力作，重点关注陆地丝绸之路交流网络构建过程，充分揭示大航海时代前中国丝路开发的宏伟历程及其世界意义。

　　该书主体内容分为四编，分别考察汉唐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经济贸易、制度构建、道路交通。材料上，该书兼重传世与出土文献，以新史料讨论新问题，又从传统史料中寻找新解读。笔者拟从三方面论述此书独到之处。

　　一、全球化视野下的陆地丝绸之路

　　笔者以为该书一大贡献在于从全球化的视角重新定位古代中国陆地丝绸之路的世界史价值。该书点明陆地丝绸之路在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开通、大航海时代到来前起到沟通欧亚大陆、促进农牧文明区域交流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陆地丝路对全球化的贡献并未被重视。全球化理论诞生与近现代以来世界市场的扩张直接相关。以此为起点的诸多研究更重西方的作用，关注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历程（丁志刚：《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认为中国是被动卷入其中的（赵景来：《全球化、现代性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若干问题讨论综述》，《学术界》2010年第9期）。在此视野下，古代中国构建丝绸之路的世界史价值始终未被充分重视。本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将目光聚焦于大航海时代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陆地丝绸之路的构建与维系。

　　作者在《绪言》中就揭示自汉以来向西探索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历史。中国的对外交往对世界一体化意义重大。其中张骞出使尤为关键。查其时世界交往之情况，当时欧亚大陆上的主要文明仅有中国尚处于缺席地位。张骞出使西域，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直接交往通道方真正构建，欧亚大陆方才真正贯通。故中国陆地丝绸之路凿通实对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有关键性贡献。以汉唐的经验来看，中国借陆地丝绸之路始终努力保持与世界的沟通。经济方面，本书特别考察与丝路紧密相关的丝与马的交易情况，点明陆地丝绸之路的核心价值正在于连接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推动两者交易自身缺少而对方富裕的物资；人员往来方面，借考察碎叶城出土龟符证明中亚胡人亦积极参与丝路建设，丝路的存在切实推动世界人民之沟通；文化方面，丝路的存在便利求法僧往来中国与南亚文明间，推动区域间文化交流。

　　该书末尾附录一篇书评，借对荣新江《丝绸之路十八讲》的评论阐述了丝绸之路的世界意义。书评认为，在海上丝绸之路崛起前，陆地丝绸之路是世界交往的主线，为世界范围内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打下历史基础。正是经由丝路而来的马可·波罗写作的游记，最终指引欧洲探索东方，推动了以大航海时代为代表的全球化第二期的到来。

　　二、传统中国的土著性特征和世界探索经验

　　本书另一大特征是重视发掘汉唐时代丝路所反映的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与世界探索经验。不同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仅强调海洋性国家的外向性特征，作者在充分肯定传统中国的土著性特征后，进一步探明土著性的中国亦具极大开放性，高度肯定中国主动探索出的和平开放的对外探索道路。

　　作者在第一编即指明中国是土著型国家。土著、行国国家类型理论来源于张骞对中亚的考察。以农耕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多呈现出土著性特征，此类国家多具有安土重迁、反对扩张的共同意识。中国是明显的土著型国家。故汉朝会在击败匈奴后，不直接西据，而是首先邀请乌孙返回旧地，被拒绝后才迫于制衡匈奴之需，移民实边，重构人民与土地的联系。同时因开边费用过高，反对开边的声音从未消失。中国国家疆域维持着长期稳定，未陷入盲目扩张的陷阱。此种认识回应近代以来学界偏向从消极角度看待土著性国家保守主义的观点。作者特别指出后殖民时代更应重新评估此种对稳定疆域、维护和平有较大帮助的政治哲学的价值。该书亦尝试梳理汉唐西域管理制度中显露出的土著性。西域管理制度的确立非为扩张，而是以战略防御为主要目的。如西域都护的建立是“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延续。西域内属亦非被中原强力征服，而是与中原达成一种“外臣”的关系，其中双方的利益均被一定程度尊重。

　　作者继续指出土著性并不意味闭守。中国实已借丝路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对外交往之路。这是一条互利互惠的交往之路。前文所述的绢马贸易即为草原与农业区域互惠共赢的贸易。丝路通畅，草原区可便利购买丝绸等农业区生产的产品，农业区也可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军队必需的马匹。相关贸易虽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降低了双方获得所需物资的成本。安史之乱后，丝路沟通不畅，中国获得马匹的成本也显著增加，国家财政困难加剧。在人员交流上，作者点明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心态与多元一体的原则：允许胡人于中国居住或加入户籍享受国民待遇。在管理时亦不区分族群，平等对待。因此才有唐多民族和平共处、人员往来自由通畅的景象。外来人员也积极参与到中外交通中来，如粟特商人在中外贸易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文化交流上，作者特别强调中国具有主动向外学习的意识，中国的求法僧正是为解决本国宗教问题主动前往印度的。这象征中国佛教由被动接受转为按需主动寻求，佛教中国化程度大大推进。

　　三、宏观规律的梳理与微观史实的考证

　　该书亦推动丝绸之路具体研究的进步。作者在宏观规律的梳理与微观史实的考证上均有着力。宏观历史方面，该书的《绪言》提出古代中国发展方向问题，尝试以此理解中国地理疆域的动态变化。作者指出西域即是古代中国发展方向，并由此突破具体时代对疆域变动考察的限制，从中国不同文明区交往的角度总结中国历史疆域扩展的一般性规律。作者指出中原王朝往往采用先统一中原，次经营北方草原，最后开拓西域的方式，实现对全国的掌控。汉、唐、清三朝的疆域控制均遵循此规律。

　　作者于关键历史事件亦有发掘，如第一编中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问题。前文已叙其世界史价值，故其时间问题亦相当重要，然学界受《资治通鉴》等材料影响，多认为张骞出使于建元二年或三年。作者指明其中矛盾：建元二年、三年正处于窦太后统治下，汉朝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张骞联合大月氏的条件并不具备。有学者据此认为张骞是秘密出使。作者则从出使路线和人员数量角度否定此推论，并指出张骞出使作为国家行为，仅可能出现在马邑事变发生的元光二年后。当时国家与匈奴的关系已由和亲转为战争，才需张骞出使西域。

　　该书积极使用各类出土材料来解答历史疑问。如在考察吐鲁番地域丝织行业的实际生产情况时，该书通过分析北凉时期的各类出土材料，还原了吐鲁番丝绸产业生产品类变动情况并阐释动因。考察制度运行时亦然，作者使用出土的墓志、手实、户口帐等材料还原北庭都护府建立时进行的各事项，以告身等材料认识北庭主力瀚海军的兵员构成情况。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述了从汉至唐制度之发展，指出唐代不仅继承汉代治理西域的思路，还在认识到北庭战略地位后，建立北庭都护府，以其与安西都护府一同为管理西域的双峰，进一步完善西域治理体制。

　　《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使者·绢马·体制》在为学界提供新知的同时，亦为当代的丝绸之路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