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与感伤的翻译家

　　

　　翻开黄雪媛才华横溢的新著《早上苍老，傍晚年轻》，刚读上几页，我马上想到了本文的题目。这个题目套用了席勒的名文《天真的与感伤的诗》，后者简单来说就是，古人写天真的诗，现代人写希望重返天真的诗。感伤的诗不是多愁善感的诗，而是反思的诗，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会起飞，而当它起飞时，过去的一切便有了自觉意义上的开始。这种古与今的转接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只不过它并非固定的位置，而是移动的视线本身，像夜幕中徐徐展开的双翼，又像莫比乌斯环缓慢发生的扭转。

　　《早上苍老，傍晚年轻》是一部德国现代文学评论集，但全书却从德国新古典主义的旗手歌德开始：歌德、卡夫卡、托马斯·曼，黑塞、瓦尔泽、布莱希特、保罗·策兰、希尔特·多敏、君特·格拉斯、西格弗里德·伦茨。在这一名录中缺少席勒，但这不要紧，后面的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感伤的诗人，因而成为席勒的分身，又共同地成为歌德的另一半灵魂。没有天真、完整而且强悍的歌德，卡夫卡、曼、布莱希特等人将成为没有氛围的星星；反过来，没有卡夫卡等后来者，歌德便不能如此强烈地拨动当代中国人的心弦。从事德国文学研究的人，有时会从心底涌出一种优越感，不仅因为所面对的诗与思品质精纯，更因为它们的来源既深且广。这是奔腾的河流所形成的庞大水系，至今滋养万物，而且动力十足，仍可轻易漫过老旧的堤岸。它不需要屈就现实，它就是现实。

　　“早上苍老，傍晚年轻”这一书名来自黄雪媛所译布莱希特的诗《事物变化》，相关诗句是：“我有时苍老，有时年轻/早上苍老，傍晚年轻/有时我是一个孩子，想着伤心事/有时我是一个老人，失去了记忆。”失去记忆的老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孩子，而一次次经历了伤心事的孩子终将成为老人。在黄雪媛看来，这既是布莱希特的自画像，也未必不能成为德国文学的自画像。在她细腻的分析下，德国的文学大家无不展现出一种丰富性，而此丰富性的关键就是天真与感伤的并置。德国的天才们以最接近平民大众的“吟游诗人”的姿态，搭建起民族文学的会客厅，他们仍然相信文学的创造来自民族心灵的源泉，他们知行合一，以个体的人格形塑民族的人格。但是，正因为天才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所以天才们更容易体会到个人与民族事实上的分裂以及个人在时代变局中的被抛感，以至于他们有可能像黑塞那样宣称：“最首要最棘手的问题不是国家的、社会的或者教会的，而是关于那些个性独特、未被规范的人所遭遇的问题。”他们一次次推石上山，希望让席勒式的自由重返歌德式的自然，却始终无法在个人创造与社会福祉之间求得平衡，而只能满足于让双方处于并置状态。有时早上有时傍晚，有时苍老有时年轻。

　　对黄雪媛来说，要应对此种处境，依靠的不是思辨而是掂量，在一首题为《译诗》的小诗中，她如此描述这种掂量：“称称这个字，量量那个词/在你直觉的天平/保持小小的平衡//灰色的理论悬于虚空/你变换钥匙变换词/腾出时间的箱笼”。此时，作为译者与作为学者的工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翻译是一场最纵深的阅读，也是对心爱作家最郑重的纪念。”黄雪媛最善用的分析方法，是以深有共鸣的传记为经，以亲手翻译的作品为纬，一点点进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她当然希望最小损耗地复现德国文学的原貌，但她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在新的语境中讲述旧的故事，既是发现，也是发明。

　　她从三个主题讲起：生活，情感，语言。有关生活，她热爱整体，却并不轻视“片面”。她写爱美食爱滑冰的歌德和会搞笑会运动的卡夫卡，她相信歌德的话，“你若要迈入无限，就只在有限中走向各方面。”但是她同时指出，作家首先是作家，他们在生活中的丰富与生动也是属于文学的，比方那个“陡然明亮的卡夫卡”，正是“写作的使命感让这个布拉格公务员的生命充满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的悲壮诗意，短暂的岁月不再是随风飘荡的枯枝碎叶，而是一个明暗交错、主题鲜明、富有活力的有机整体”。

　　有关情感，她关注冲突，却并不青睐感伤主义。她借托马斯·曼一家人来展示自律与激情以及外在的体面与内心的冒险与之间的冲突，既令人唏嘘，又有一种“天才之为责任”的悲剧式的崇高。她对卡夫卡身上那个能干的办事员的强调显出洞见，而当她揭示出卡夫卡的“精神分身术”和“自我解嘲术”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轻飘飘的讽刺，而是对“看似柔弱的人孕育出惊人的坚忍品质”的崇敬。她也由衷赞赏布莱希特身上“那种无所畏惧的力量，一种不乏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一种包含巨大悲悯的务实精神”，这类品质虽不足以成就现实的功业，却足以成就一个生气勃勃的人。

　　有关语言，黄雪媛体会尤深。她相信，任何人想为一个作家立传，“自己至少也得有一把锋利的语言之剑”。作家与民族的关系，最后都会落实于语言，所以语言成为探测作家灵魂的“阿里阿德涅之线”。黄雪媛在讨论策兰时指出，“倘若不了解策兰和他母亲与母语的关系，我们就难以进入策兰诗歌的秘密织体。”她认为，作为流亡的德语诗人，策兰的矛盾心理体现在一方面强烈渴望自己的作品被德国人阅读，另一方面又强烈憎恶德国和德国人。而这有可能成为策兰自杀的关键原因：“对德意志的拒斥与渴望来回撕扯着策兰，当凶手的语言和母亲的语言绑缚在一起，策兰却不得不一生流浪其中，寄生其中，这使他渐渐走向人格分裂，并最终导致了精神错乱。”同样是流亡诗人，多敏最终得以回归，而此回归正是“回到语词的家园”。黄雪媛指出，多敏诗歌的语言是疗愈性的。她使用简单朴素的语词和短句，却有一种让人过目难忘的“简洁的完美”；她偏爱轻盈优美的意象，善于“从幽暗里汲取光明”。她“宛如一个深水泅泳者，总是在最后一刻，手举一盏词语的水晶灯，浮出水面，重获呼吸，也让读者重新呼吸”，她的词语“安抚了那些受迫害、遭驱逐的同族和同道中人，也让家园破碎、身心疲惫的普通人重建信心。”正因为在翻译中深切地体会到语言的真与伪、重与轻、能与不能，黄雪媛确信，“译者不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文字搬运工和撑船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生命能量、人格气质，连同她的词语和情绪涌泻而出，与诗人的语言交融，形成了诗最终的模样和声音”。

　　在讨论伦茨的小说《家乡博物馆》时，她提请我们注意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当博物馆着火的时候，正巧有两艘渔船驶过埃根隆德，船上的人显然不想留意这场火灾，渔船穿过浓烟和漆黑的灰烬，轻盈地驶向了入海口。”这分明是明哲保身的逃离，黄雪媛却另有所见，认为伦茨是在暗示“渔船摆脱了大陆的沉重，驶向广阔的大海，如同一个人卸下记忆的重负，轻装上路”。这或许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在这一瞬间，它足够动人。文学既是宿命也是自由，既天真又感伤的翻译家懂得其中的魔法：这一次，倔强的老者并未徒劳地追赶滚下的巨石，而是一个轻盈的趔趄，变成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