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一个足以让人性焕发光辉的世界”

　　■刘钝

　　有关爱因斯坦的中文文集已读过多种，这本《我的人生观》仍给我带来震撼与感动。毫不夸张地讲，这是本人近年来受惠最多的书之一，它为面临困惑的当代知识人在混乱世界安身立命，以及深入理解那位集摩西、斯宾诺莎、牛顿以及特蕾莎修女为一身的伟大灵魂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编译者方在庆是中国新一代爱因斯坦研究的翘楚，他声称本书既非爱因斯坦处世箴言的汇编，也不单纯是他自己那本广受欢迎、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我的世界观》的续编，而是爱因斯坦这位伟人的思想在生命尺度和历史实践中的壮丽呈现。全书148篇短文分为七个部分，即“我的人生观”“科学与认识”“教育与文化”“自由与责任”“精神的共鸣板”“战争与和平”“犹太人”。粗略统计，约有一半以上的文字首次以中文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其余文章也都由编译者根据原版（多为德文）重新译过，他又为每篇文章撰写了有关背景的简介和必要的注释。

　　下面分三个方面介绍爱因斯坦的言论与本人的点滴心得，不拘于原书的分类。

　　科学与艺术

　　科学与艺术是我近年来关注的一个话题，但是讲清二者的关系并非易事，爱因斯坦这位大科学家却用极为精炼却饱含哲理的语言表达出来了。1921年，他在一篇题为《艺术与科学经验的共通之处》中写道：“当世界不再只是个人希望、意愿或欲求的舞台，而我们作为自由的存在，怀着赞叹、追问与静观之心立于其前之时，我们便进入了艺术与科学的领域。我们若以逻辑的语言重现所见与所历，便是在从事科学；我们若借某种形式表达那些清醒思维难以企及，却可凭直觉领会其意义的关联，便是在从事艺术。二者共有的，是对那超越个人、超越任意意志与欲望之物的深情献身。”

　　1925年春，爱因斯坦应邀访问了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这三个拉美国家。4月28日在阿根廷《新闻报》上发文，对东方、欧洲与美国这三种文明蕴含的“生活理想类型”作了比较性的分析，认为东方传统以普遍真理与道德修养为核心；欧洲文明崇尚英雄人格与个体的创造；而新兴的美国理想则以实际功利与经济力量为导向。发人深思的是，爱因斯坦把科学与艺术创造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文章最后引用歌德的诗句结尾：“谁拥有科学与艺术，谁便拥有宗教；谁若不具备这二者，那就让他信宗教吧。”这里的宗教，应该不是具指某种教派，而泛指超越个体与外在世界的精神创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的知识分子处于贫困与孤立之中，爱因斯坦全力呼吁国际和解，指出科学与艺术是超越国界和民族利益的伟大精神力量。他在一篇回应德国社交与科学协会的短文中写道：“最能推动民族和解与人类永久博爱的宝贵贡献，蕴藏于科学和艺术创作之中，因为它们使人类精神超越私利与民族局限的狭隘目标。将精力集中于全体智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和目标，自然能培育同志情谊——这种情谊必将永远联结各国真正的学者和艺术家。”

　　1922年12月30日，爱因斯坦在结束对日本访问返航的船上，给一位日本诗人写信，阐述了自己对科学探索的理解，以及科学追求与艺术创作的区别，他写道：“科学的追求与艺术家的创作方式有所不同。艺术家如拥有观察与感知的能力、塑造的力量，以及不懈的创作热情和耐性，必能稳步进步。然而，科学更像是解答谜题，甚至如同参与一场抽奖。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难得的幸运。”

　　科学与艺术的繁荣离不开特立独行的知识精英，而高贵人格的养成有赖于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他在另一处写道：“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重大的科学成就，凡是伟大而高贵之物，皆出自孤独的个体人格。欧洲文化之所以得以摆脱令人窒息的停滞，最关键的转折，正在于文艺复兴为个体提供了不受束缚的发展可能。”

　　1927年，在纪念牛顿逝世200周年的广播讲话中，爱因斯坦提出要区分三种类型的人：第一类是将军和政治家，这些人过不了几代就会湮没无闻；第二类是凭借精神创造而使后代的外在生活得以维系、改善或丰富的人，包括医学、技术以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发现者和发明者；第三类是最为崇高的一类——“那些引领人类共同体提升到更高层次的体验、观照、伦理存在与理解之境的人，他们由此创造生命中最崇高的价值。他们包括伟大的艺术家、伦理的开路者和思想家。他们对整个人类的意义，正如动物生命之于无机的物质世界；他们是最高意识阶段的承载者。牛顿便是属于这最后一类也是最崇高类型的天才。”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野蛮扩张。1937年10月11日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道德的衰败》的演讲，内中提到：“宗教、艺术与科学皆同出一源，它们是同一棵大树上的不同枝丫。这些领域的追求，皆旨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其超越单纯的生理生存，迈向更高尚的生活，并引领个体走向自由。我们的许多古老大学最初皆由教会学校发展而来，这绝非偶然。无论是教堂还是大学，只要它们践行自身真正的职能，都致力于人的精神升华。它们试图通过传播道德与文化上的理解，并拒绝使用暴力，来履行这一崇高使命。”

　　自由与宽容

　　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关于智力创造与自由的关系的论述。早在魏玛时代（1918-1933），爱因斯坦就对德国当局有关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于1925年发表《艺术自由宣言》，谴责以“反国家思想”罪起诉一些艺术作品，包括话剧、诗歌、绘画，甚至殃及在集会上朗诵“革命诗”的演员。爱因斯坦沉痛地诘问：“在政治理念的表现上，艺术应当被允许到什么界限为止？在数以百计的往往是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不都蕴含着对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反抗精神吗？谁能向我们担保，检察官与法庭今后不会连席勒的《强盗》和《威廉·退尔》、毕希纳（Georg Büchner）的《丹东之死》、或豪特普曼（Gerhard Hauptmann）的《织工》也一并加以起诉，甚至将那些在舞台上赋予这些作品生命的人投入监狱？”

　　1933年10月3日，爱因斯坦在离开德国开始流亡生活后，在伦敦阿尔伯特厅所作的第一次公众演讲中说：“西欧维护了个体自由，而这种自由带来了我们在知识与发明上的一切进步，没有这种自由，对于一个自尊的人而言，生命便失去了意义。”又说：“若没有这种自由，便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或李斯特，也便不会有普罗大众得以居住的舒适家屋，不会有铁路、无线电，不会有抵御疫病的保障，不会有廉价的书籍，不会有全民皆可享受的文化与艺术，不会有机器来减轻人们为生存必需品所付出的繁重劳动”；“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创造出那些令现代生活值得过的发明与精神作品”。

　　针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和亚洲的野蛮扩张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践踏，1937年10月11日，爱因斯坦在那篇题为《道德的衰败》的演讲中，爱因斯坦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他悲愤地指出：“如今我们不得不惊恐地承认，那些支撑文明社会的基石已然动摇。曾经辉煌的民族正向暴君俯首称臣，而这些暴君竟公然宣称：‘凡对我有利者，便是正义！’寻求真理本身已被视为毫无正当性，甚至成为不可容忍之事。”同时他也谴责了对法西斯主义屈服的绥靖态度：“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竟逐渐对此习以为常。人们失去了那种对抗不公、捍卫正义的本能反应——而这一反应，归根结底是人类抵御堕落回野蛮的唯一屏障。”他认为，在追求正义和自由的道路上，“摩西远比马基亚弗利更堪称人类真正的引路人”。文章最后，爱因斯坦提到他敬重的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鄙视一切凌驾于正义之上的权贵，呼吁“让我们像这位科学家一样思考、感受并行动，拒绝向命运低头，拒绝接受不义之妥协。若为了捍卫正义与人的尊严，战斗不可避免，那就让我们勇敢迎战，而非退缩逃避。如此，我们终将重返一个足以让人性焕发光辉的世界”。

　　即使到了被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爱因斯坦也发现对自由精神的扼杀无处不在，例如限制教育自由的“教师宣誓”制度，以及德高望重的大学教师在财阀的压力下被迫离职。1936年，在一份涉及大学教育与言论自由的讲话稿中，爱因斯坦“提醒知识劳动者注意，这些自由正面临严重的威胁”；原因是“生产的集中化导致生产资本更加集中于国内相对少的一群公民手中。这一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青年的教育机构以及全国的重要报刊，同时对政府施加着巨大影响力。单是这种情况本身，就已对国家的精神自由构成威胁”。他不顾自己“新移民”的身份和被扣上“左倾”帽子的危险，指出“教学自由以及书籍和报刊中的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一切健全精神发展的基础。历史——尤其是最近的一章——对此已给出了响亮的警告”。最后他大声疾呼：“让我们都保持坚定、警觉和不懈努力。唯有如此，未来才不会有人指责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说他们不配继承先辈为之奋斗而获得的成果，怯懦且毫无斗志地选择屈服。”

　　1946年，在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短文中，爱因斯坦再次回到教育与自由的议题，他声称：“现代教育体系还能保留探索之神圣好奇心，简直是一种奇迹。因为这种好奇心如同一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激励，更渴望自由；没有自由，它终将枯萎。以为能通过强迫和责任感来激发观察与探索的乐趣，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误区。”

　　爱因斯坦认为社会繁荣与个体自由密切相关，而自由精神的养成必需容忍不同的意见，也就是普遍的宽容。1938年6月6日，他在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的讲话中宣称：“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发展自身内在天赋的机会。唯有如此，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也唯有如此，社会整体才能实现最丰富、最持久的繁荣。因为一切真正伟大且激动人心的事物，皆源于可以自由劳动的个体。”关于宽容的本质，他补充说道：“我们不仅应当容忍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更应当欢迎这些差异，并将其视为对人类存在的积极丰富。这正是宽容精神的真正内涵；没有这种广义上的宽容，真正的道德也就无从谈起。”

　　在另一篇写于1934年但因与编辑理念不合未曾发表的短文中，爱因斯坦就宽容发表了更为深刻的见解。文中写道：“宽容乃是对他人身上那些异于自身习惯、信念和趣味的品质、观点与行为所抱持的一种温和的欣赏态度。”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种宽容，是社会与国家对个体的宽容。国家当然是必要的，它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但当国家成为目的本身，而个体沦为其意志薄弱的工具时，一切更为精致的价值便随之丧失。岩石必须先行风化，树木方能在其上生长；土壤必须先被翻松，其丰饶性才能展开；同样，唯有当人类社会获得足够的‘松动’，使个体能够自由发展其能力时，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才可能由此萌发。”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肆虐。在爱因斯坦75岁生日前夕，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召开了一场以“学术自由”为主题的会议。尽管会议地点就在普林斯顿，而爱因斯坦的出席是众望所归，他却婉拒了邀请，声言“等最后一场‘猎巫’结束后，你们可以把花送到我门前；在那之前不行”。不过他以书面形式回答了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问答发表在1954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爱因斯坦写道：“当代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在于以国家受到外来威胁为借口，来损坏或压制教学自由、意见间的相互交流，以及自由的出版活动。其做法是造成一种局面，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经济生计受到威胁。其结果是，越来越多人避免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私人社交生活中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民主共和国从长远来看是无法维持的。”他又提到知识分子的履责：“在这样的情势下，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这一责任首先体现在拒绝参与任何侵犯个人宪法权利的行动之中。尤其应当拒绝一切针对公民的私人生活及政治交往的审查或调查。凡在这些做法中合作的人，均成为损害宪法或使宪法失效之行为的从犯。”联系到当时针对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政治迫害与个人羞辱的绳套正在勒紧，爱因斯坦的言论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孤勇的灵魂与人类命运

　　1936年，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应《肖像与自画像》文集编者之邀，写了一篇简短的《自画像》，用精炼的笔触勾勒出内心世界，副标题正是本文集的书名《我的人生观》。他以典型的斯多葛立场写道：“苦与甜来自外界，坚韧则源于内心，来自个人的努力。大多数时候，我都在随本性行事。”其结果是：“因此获得过多的尊敬与爱戴，倒让我感到有些惭愧。仇恨之箭也曾向我射来，但从未真正伤害我，因为它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而我与之毫无关联。”他自豪地向世界宣告：“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却甘之如饴。”

　　斯宾诺莎是他最尊崇的一位思想先驱。爱因斯坦宣扬自己信奉“斯宾诺莎的上帝”——一个非人格化的理性主宰，而不是宗教人士相信的那个介入人类活动的所谓最高判决者。1946年，爱因斯坦为一本英文的斯宾诺莎传记作序，认为：“尽管斯宾诺莎生活在300年前，他当时面临的精神境遇却与我们这个时代惊人地相似。这是因为当人们对自然现象因果关系的认知尚处于雏形阶段时，他已坚定相信所有现象皆受因果律支配。斯宾诺莎的信念不仅涵盖无机自然，更延伸至人类情感与行为领域。”。

　　当欧洲陷入政治分裂、经济危机和民族对立之中的时候，爱因斯坦高度赞赏“泛欧洲”的主张，强调欧洲文明在科学、艺术与思想上的深厚联系，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支持的“泛欧洲运动”，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体化”的先声。众所周知，今日欧盟的中坚乃是德-法轴心。爱因斯坦在1925年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惨痛之后，欧洲共同体的理念重获新生。在德国与法国这两个虽有数个世纪政治恩怨却一直在精神领域相互滋养的欧洲国家，这一理念或许更为强烈。”他还批评将某些欧洲国家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的做法。

　　今日经常听到“两希文明”的说法，一般认为系由19世纪英国人文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首先提出，尽管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爱因斯坦显然是这一观念的热情拥护者，他在一篇纪念中世纪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短文中写道：“当日耳曼蛮族摧毁了欧洲的古老文化后，一种新的、更为精致的文化生活开始从两个源头缓缓涌现。这两个源头——犹太教的《圣经》与古希腊的哲学和艺术——奇迹般地在那场浩劫中幸免于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的融合，标志着我们当今文化时代的开始，而正是这种融合，直接或间接孕育了构成我们现代生活真正价值的所有要素。”

　　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开始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他在一篇题为《黑人问题》的文章中说：“美国人的社会观念中存在着一个令人痛心的地方：他们的平等和人类尊严的观念主要仅限于白种人之间。即便在白人中间，也存在着偏见。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对此深有体会。然而，相较于‘白人’对他们肤色较深的同胞，尤其是对黑人的态度，这些偏见显得微不足道。”他又说：“在白人追逐财富和舒适生活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无情的压迫与剥削，沦为奴隶。而现代对黑人的偏见，正是要维持这种不光彩的局面。”可贵的是，尽管推崇古希腊人的理性，爱因斯坦对西方学者们奉为圣贤的亚里士多德并不盲从，他写道：“古希腊人也有奴隶。他们并非黑人，而是战争中被俘的白人，因此谈不上种族差异。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却宣称奴隶是被征服并被剥夺自由的低等人。这显然说明，他也深陷于一种传统偏见；他尽管有着非凡的智慧，却无法挣脱偏见。”为了消除这种偏见，爱因斯坦呼吁人们，“通过言行一致来树立榜样，并且警惕自己的孩子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对于一个正直且心地善良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意识到自己为这一事业奉献了所有心力更让人感到满足的了”。

　　“在这个令我们欧洲人深感耻辱的时代，事实已然昭彰：智识的卓越，并不能护佑人免于灵魂的卑琐与情感的野蛮。我深信，高尚而富有人性的情操，在大学与科学院中并不比在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的工作场所更能茁壮成长。”这些话出自爱因斯坦1925年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六十寿辰写的贺辞。罗曼·罗兰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的前途奋斗，在一战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反战宣言《超然于纷争之上》以及一系列反战作品，战后又把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所有奖金捐献给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组织。“您像一位孤独的洞察者，与那些饱受苦难的人一同承受着无尽的痛苦，内心沉重”；“您，尊敬的大师，却没有沉默。您忍受痛苦，奋起抗争，并给予安慰，正如一个伟大的灵魂”。这也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真实写照，他拒绝随波逐流在支持德国开战的“九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字，反过来联合少数同人发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与罗曼·罗兰遥相呼应。

　　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世界公民、和平主义者与社会正义的坚定捍卫者。他反对孤立仇视苏俄，声援因参与反战签名而遭到迫害的德国教授，嘲讽美国媒体对卓别林的围剿，反对惩罚同性恋者，同情犹太人的苦难，支持他们重返家园的运动，同时乐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这两个伟大的闪人民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合作互惠而不是陷入互相妖魔化的恶性循环，支持“永不再战运动”，发起警惕核战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所有这一切高尚的德行，都可以通过本书获得更真切的认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幻想通过建立一个公正而权威的世界政府来应对人类面临的核战威胁，一如当年他对国际联盟的痴心一样，希望“在这个星球上创造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并避免难以言述的毁灭之灾”，目的是“抑制身居要职者的激情”。然而严酷的现实与他那赤子般纯净的心灵形成巨大反差，不久冷战开启，爱因斯坦像罗曼·罗兰一样忍受着痛苦与孤独，但他那伟大的灵魂从未屈服。

　　面对当今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和笼罩在身边的人类自我毁灭的阴霾，爱因斯坦的思想仍给我们带来慰藉与希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