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之智：人类生态学下的传统知识与气候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中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以崇尚自然、保护环境和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特征的文化，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传统知识则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经验与生态认知的总结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传统知识呢？尹仑的著作Climate Change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in Eastern Himalayas, China从国际条约、学术研究以及土著人民与当地社区三个方面对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的定义进行了综述，笔者将其总结如下：传统知识是将社区基于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进行积累和发展，并在与自然环境的持续互动中不断完善，进而用于指导社区成员行为的动态体系。尹仑强调，传统知识并非过时的、一成不变的历史遗存，而是一套仍在现实生活中运转的、不断发展且有助于增强气候韧性的生态实践体系，是一门实践科学。

　　在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下，中国生态理念为传统知识当代价值的释放提供了宏观背景。中国正积极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尹仑在东喜马拉雅地区的社区实践就是这一宏观叙事在微观层面的生动注脚。

　　Climate Change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in Eastern Himalayas, China一书聚焦于中国东喜马拉雅地区，以云南省德钦县藏族社区为核心对象，研究当地气候变化与本土传统知识的关联。作者尹仑是一位具有白族背景的民族生态学家，在国际气候治理领域颇具影响力。

　　尹仑用二十余年的田野实践，让尘封的本土传统知识焕发新生。他和他的团队扎根德钦县佳碧村，走近当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传统，捕捉雪山与森林的耳语，感受河谷季节性的呼吸。“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宏大叙事如融水般流入村庄日常：植树造林，共修水渠——生态保护和村民生活汇成一条干流。这一过程中，深植于土地与日常的知识被识别和激活。森林和水源的管理利用，气候、作物与生物多样性的交互作用，已然代表了社区在生态治理中的独特身份。

　　本书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传统知识”，更展现了具体的研究方式，将理论研究和生态治理实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基于社区的行动研究（CBAR）”正是作者重点论述的研究路径，它不仅是开展研究的方法论，更是一场关于“谁有权产生知识”的反思。

　　尹仑自述，在其二十多年的田野调查中，身份经历了多重转变。刚开始他被当地人称作“Doctor”，作为外部的人类学学者，最初以纯粹的学术研究为主，采用传统的“参与式观察”；之后他被称为“Project Director”，以社区发展工作者的身份，转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项目实施；最后他被称为“Brother”，在协助村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协作中，被藏民视为了自己人：他放弃了作为研究人员观察和解释地方的“单向傲慢”，转而成为协调员和建设者，与村民同呼吸共命运。他说，这既是研究方式的转变，也是人际互动方式的变化。在二十多年的田野实践中，尹仑及其团队从村庄的“义肢”变成了村庄的“骨肉”：他们一起修建蓄水池和灌溉水渠，为每户安装太阳能设施；尹仑还发展小额贷款，助力村民搭建温室大棚，发展经济作物与中药材种植。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尹仑逐渐成为一名“荣誉村民”，村民也在长期合作中，将自己的知识与信任交付给他。在这种近乎家人的关系里，传统知识已不再只是被记录的对象，而成为大家共同守护土地、回应气候变化的生态智慧。

　　CBAR的核心在于“赋权（Empowerment）”，使得当地村民的身份发生变化，从被动的受访者转变为生态治理的领导者。尹仑在第二章中介绍到，其项目团队通过社区会议使村民自主识别亟需解决的问题，而非研究者的预设课题；成立由当地专家和村民组成的研究团队，记录气候变化和传统知识；项目团队系统梳理当地传统组织“姐妹会（Sisterhood）”的组织架构及其运作机制，并将其发展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行动主体，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转化为社区的内部自觉；在实施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中，项目团队协助村民筛选大麦品种，调整耕作方式，将自身传统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最终的研究成果由村民评审，确保研究成果直接惠及社区，而非仅留存在学术论文中。

　　CBAR兼具研究与实践的双重价值。尹仑认为，CBAR既是一种研究路径，更是一个对当地村民“能力建设的过程（process of capacity building）”，是在实践层面上的赋权。他坚持“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的原则，助力村民在实践中提升自身能力，将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融会贯通，从而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

　　CBAR的核心变革成果是推动了从“村民参与”到“村民领导”的跨越。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不再是被研究的对象，而是传统知识的持有者和气候适应的主角。每一次讨论、每一次实验，都是村民作为主人翁与研究者共同协商的结果。它突破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单一的知识输出，推动了地方社区成员对于自身知识价值的认同。

　　尹仑的研究脱离既有视角的桎梏，拓展了崭新的女性视角，凸显女性在传统知识传承与气候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令人耳目一新。书的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女性议题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关系。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女性拥有着多重身份，她们既是更加敏感的受害者，也是拥有独特智慧的行动者。尹仑在文献综述中指出，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女性与自然资源管理之间形成了紧密关联，而德钦县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因为大量男性外出务工，女性逐渐成为主要劳动力。他还助力当地女性组织“姐妹会”从传统社会组织演化为女性参与村庄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平台，成立了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实践实验室。“姐妹会”在维护森林资源、保障非木质林产品（如松茸）可持续发展、管理灌溉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姐妹会”的转变过程说明地方社区原有的传统组织能够在生态文明语境下进行重新转化，成为生态治理的坚实堡垒。同样可见，女性不仅在保存和传承传统知识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更能够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具体实践，在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相比依赖理性分析和量化数据的现代科学，传统知识在适应地方气候变化上拥有其独特优势。尹仑指出，尽管基于现代科学的气候模型在描绘宏观趋势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应对具体的地方性变化时仍有局限。相比之下，深植于土地与日常生活的传统知识能更敏锐地感知细微的生态变化。因而有效的气候适应策略需要以科学模型和技术手段为基础，却也需要纳入当地社区的经验和判断，二者相互补充。

　　立足于大国责任，中国正将生态文明理念与传统生态智慧融入全球生态治理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参与者，更逐渐成为重要的贡献者与推动者。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需要将传统知识纳入其中，将其转化为生态治理的宝贵经验和实践资源。

　　德钦县佳碧村的实践也并未被群山封存，2019年与2020年，尹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适应项目连续入选巴黎和平论坛，并进一步影响到肯尼亚等非洲地区，推动了当地生态文明乡村实验室的建立。原本扎根于东喜马拉雅山谷中的地方经验越过重洋，源于地方社会的治理智慧正悄然成为人类共同的生态记忆。它重新调整着人与土地、人与万物的关系，把人类匆忙的脚步，再一次安放进大地自身的节律里。

　　本书作者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与传统知识的时代价值赋予了文本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知识并非诞生于冰冷的书斋，而是在劳动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作者则在漫长的田野调查中，将这些散落于冰川与森林的经验拾起，整理成能够被世界听见的篇章。只要人与土地的纽带尚存，传统知识便不会真正消逝——它源自过去，流淌在当下，也指向未来。在气候危机逐渐加剧的时代，人类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静下来，重新抚摩山乡的肌理和骨骼，倾听山川、森林与社区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