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期刊思想者和他所见证的时代

　　■李频

　　编者按：2026年5月，张伯海先生的《相伴期刊9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张伯海先生多年来期刊管理、研究、期刊对外交往等方面文章、发言稿等，既是张伯海先生期刊管理等方面工作的经验总结，更记录了中国期刊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发展时代。本报特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频文章，回望一位期刊思想者和他所见证的发展时代的点点滴滴。

　　最近两三年，张伯海先生几次或明言或暗引我回归改革开放期刊史研究。他理解我钟情于此，不能说草率但离圆满甚远的《中国期刊史第四卷（1978—2015）》一直是我治学期刊史的负疚。改革开放期刊史以其厚重和异彩纷呈铸就了中国期刊史的壮美华章，就当下我的研究积累和水平而言，只能望洋兴叹。我也曾偶尔念及以张伯海为视角，写“一个人的期刊史”，“一剪梅”似的以小见大。惜上马多年的张伯海口述史迟迟难以告竣。苦思不得抓手，直到2024年12月1日，我偶然见到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批手稿，计有外事活动报批件、会议发言手写稿等近50页，报批件工工整整，会议发言稿改得密密麻麻。我由衷赞叹：他是多么认真、细心、严谨的期刊人。因为业务工作机缘，我曾耳闻目睹，张伯海像为上课写教案那样准备会议发言。这批偶得手稿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不经意启示我重新认识张伯海：他一笔一划地用心思书写了中国期刊史中的改革开放20年；再次走近他，就从抢救、打捞他的未刊手稿开始。

　　随着拟用书稿由少而多，由杂多而日渐主题明晰，尤其是逐月逐年铺排他出版活动的行踪之后，我熟悉的张伯海似乎又变得陌生。该怎样定位他？期刊思想者？期刊思想家？中国期刊业领导人？思来想去，还是沿用封新城多年前的观察更为稳妥——《新周刊》2007年第10期推出封新城专题访谈《张伯海可能是中国最爱杂志的那个人》。　　     

　　张伯海之爱杂志，始于儿童阶段的读者之爱，厚积于任教山东大学期间为研究、教学中国现代文学而搜读史料的旁涉之爱，绽放于任职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与会长的职业专业之爱。读者之爱、旁涉之爱为爱杂志的中外人士共有，对杂志的职业专业之爱则为张伯海特有、独有，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期刊深爱、博爱的内涵及其方式。

　　结缘期刊事业

　　张伯海1932年出生于沈阳，生长于北京、上海，较为优裕的家庭使他在青少年时代既得到良好的教育，也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了现代都市文化。1956年，他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以学业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因为在当时视为禁忌、复杂的海外关系，他才华难以施展，只能谨小慎微地教课糊口，自己钟情的电影等媒介研究也只能拿起又放下，最终半途而废。1975年，毛泽东批转周海婴信，同意整理、出版《鲁迅全集》，他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两年后正式调入。他晚年忆及：“调北京工作的事，我事先毫无所知，一位党员教师告知我这一信息，我半信半疑，直到接到系里的正式通知。”1983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以“专业化”等“四化”标准启用人才，他被提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设立期刊司却找不到合适的司长人选，署长杜导正参与某次署直出版社业务工作会议，听了张伯海的发言，觉得得体而有思想，他便提名张任司长，总算填补空缺。张伯海人生的两次关键转折就如此偶然，要说他厚积薄发，亦在“偶然”之后。

　　就任期刊司长后，张伯海的首要大事是遵照中央决定实施期刊整顿。甘苦冷暖唯他自知。历经两次较大规模的期刊整顿，他摸清了中国期刊业家底，熟悉了中国出版管理的方式方法，也在求索推进中国期刊繁荣的路径。响应党中央“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指示，他全力以赴组织、周密策划了1990年9月举行的首届全国期刊展览，在全国出版、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张伯海被任命为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他的思想和才干被进一步认可。

　　为动员力量冲刺、办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期刊展览，张伯海1990年5月在全国期刊管理工作会议上做专题报告专谈“如何抓好期刊繁荣”。期刊展览是期刊与社会关系的生动展示，也是期刊功能具体、翔实的说明，更是提请思想文化管理机关领导重视期刊的有力手段。会展的传播效能他清楚，但他更清楚的是，他首先需要动员全国刊社力量把第一次全国期刊展览办好打响，因而在报告中细说期刊的媒介功能及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的期刊思想就这样在管理期刊的一线实践中迸发出来，正如他专论期刊的文章大多是据会议发言改写。《谈谈如何抓好期刊繁荣》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展现了他的期刊思想和推进中国期刊发展的行动计划，其期刊思想的总纲是：“在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来，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逐步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繁荣的期刊出版事业，它的进步和发展，都将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这也是他深爱期刊的思想源泉和不竭动力。

　　1991年4月，他在《继续努力  争取在繁荣期刊工作中有新的突破》中指出：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这样一个题目，“撞开社会主义期刊出版事业繁荣的大门”。我用“撞开、大门”几个字，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撞开”，这意味着鼓起劲来，要下狠力气。今年二月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宋木文同志讲话中指出：今年抓繁荣，“要花更大的力气”“抓实，抓出成效”，也是这个意思。第二是“大门”，这意味着迈进一个新阶段，要使社会主义期刊进入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还得有一个大的飞跃。

　　“撞开、大门”反映了张伯海对期刊功能的认识，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期刊发展未来的远望，更表现了年近六旬的张伯海为了期刊繁荣奋力一搏的义无反顾。

　　他坚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期刊大有作为，那里有他放弃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出版后的更广阔的用武之地。1993年3月，他在一次期刊会议上袒露心声：

　　这一年来，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到召开十四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变化极大，进入了恢弘壮阔的新阶段。作为一名期刊管理工作者，我常怀着忐忑的心情密切地观察着：中国期刊事业跟上来没有呢？对一年来的期刊出版事业应该作何评价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的心情错综复杂。有时候像三伏天喝了一口凉水一样，看到我国期刊出版事业在深入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新气象，心头为之一振，觉得沁凉舒坦；有时候焦虑着急：为什么有些刊物像缺雨的禾苗一样，或者像得了侏儒病一样，长不大也长不足；还有时候则会像吃米饭让砂子硌了牙齿，看到极个别期刊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打心眼里起腻不舒服。但是总的来讲，正在发展着的新事物很多很多，使人深感中国的期刊在这一年里已经发生，或者说正在酝酿着一个和改革开放时代相同步的深刻而可喜的变化。这个变化使中国期刊进入一个充满了开拓机会，可以在改革开放舞台上大展身手，并且在工作上更加掌握自身规律的新阶段。由于工作，我几乎每天接触大堆的期刊，从这些期刊里，我往往触摸到了它的制作者们以自己的精力和智慧献身包括中国期刊事业在内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脉搏和热度，隐隐约约地听到中国期刊事业"咚咚"的正在前进着的脚步声。

　　这不妨理解为张伯海爱期刊的自画像：中国期刊已经幻化为张伯海的生命依托，他的灵魂已经附体于中国期刊，他的情感脉搏与中国期刊同频共振。中国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惊天举措让他心潮翻涌，履职期刊司长六年的专业积累让他壮志满怀。

　　中国期刊融入世界

　　张伯海作为职业期刊人有两个里程碑，且都与中国出版的开放紧密相关。2007年，75岁高龄的张伯海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他因年龄原因卸任中国期刊协会会长，但依然以中国期刊协会顾问身份在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的第一线操持。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人类全球化的盛典，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在北京举行，则是世界期刊界对中国这一期刊大国的庄重认可。自从1815年开启的200年中国期刊史，以此为里程牌。作为奋力推进中国期刊改革开放的一分子，作为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之一员，张伯海为此总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豪之情。代表中国成功加入国际期刊联盟并担任理事，参与申办、承办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既是张伯海的个人荣光，也是他为中国期刊业开放做出的独到贡献。

　　张伯海就任新闻出版署期刊司长前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1987年5月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当时，新闻出版署成立不到半年，境外华语圈对新闻出版署的成立意图和功能议论纷纷。副署长（后任署长）宋木文率团出国访问，回程途经香港，便被驻港新闻记者团团围住。张伯海出席了宋木文团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固然不是他首次出国访问，但他的出版管理职业生涯就如此巧合地以世界语境起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国际语境中审视自己即将开始的期刊管理工作，张伯海真切而及时地感受到中国开放的意义，这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可以说，1987年出访新加坡及出席香港记者招待会、参与组织2007年在中国举行的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既是张伯海出版职业生涯的里程碑，更是认知、理解他出版事功的分析框架。如果说，全力以赴推进中国期刊的发展繁荣是他的主线、主场，以国际眼光紧密跟踪世界期刊潮流动向以助跑中国期刊则是他的副线，如影随形的侧影。形影相照相随，这才是完整的张伯海，以此才能全面地理解张伯海。

　　张伯海对中国期刊的“博爱”，就是在世界期刊的历史文化谱系中审视、观照中国期刊，进而顺应中国加入WTO的时代潮流，推动中国期刊在出版观念、出版方式方法上的国际化。具体的行为表现是，用学识丈量中美、中欧期刊的差别以及激发“后学”的可行性与可能性之后，再频密加强中外期刊交往，先后带领数百名中国期刊人去国外期刊现场，“睁眼看世界”，以缩短中外期刊差距，提升中国期刊现代化的水平。

　　以理论促期刊发展

　　在1978年以来的著述中，张伯海有两个显著的活跃时点。其一，1999、2000年，在加入WT0的举国期盼中，他罕见地以笔名发表两篇短评《由西方企业并购现象引起的几点思考》《不可带进21世纪的十种出版现象》，点醒中国出版业做大做强之路、针砭出版领域时弊。其二，1992年以后的几年里，他似乎压抑不住思想开放的兴奋，连续发表多篇很有见地，现在看来仍余味悠长的专题报告。1992年7月15日，他在山东省部分报刊主编研讨会上做了《在新形势下捕捉新视点》发言，指出：

　　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对期刊是理所立当的要求。但在当前形势下做到这一点，使刊物不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的现实，是对期刊工作者很高的要求。比如，能不能洞见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意义，如何捕捉新时期的走向，如何反映新时期的时代精神，等等，这是对我们办刊人的识力的考验。能不能把这些内容化做我们期刊里的指导性的、创造性的内容，这是对我们办刊人的功力的考验。一个新的思想解放浪潮已在全国展开，而我们倘识力、功力不足，舆论工作滞后，就可能拖社会发展的后腿，在把握时代方向上失误。

　　怎样能够和时代发展同步？对于办期刊的人来说，我想主要是要求你能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新视点，并对自己刊物版面做出与此紧密呼应的新的设计、新的构想。

　　时代的新视点在哪里？学习过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后，对这个问题不难作出回答。中国人民能不能利用失之不再的国内、国外的良好机遇，抓紧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经济建设能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以大胆的开拓精神闯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这是当今十一亿中国人民的时代视点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视点所在。任何一个报刊，不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开这个视点，游离于这个时代的大趋势之外，不能呼应时代，以自己的版面竭尽全力地为今天加大改革开放、进一步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进行积极地、有实效地服务，都是缺乏自觉的表现，是对时代发展没能尽责的表现，是在贯彻“二为”方向上无力的表现。

　　这次讲课发生在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关键时点。期刊媒介的时代关系问题是期刊史论中的重要问题，张伯海自然关注并沉思。在那个时刻，他在山东适时提出，意味深长，颇富样本意义。值得注意的有：

　　话语方式。其通篇发言以问题为导向，既有具体实践问题，也有宏观或全域性的理论问题。同时又以普适命题作为言说展开的理论基础——“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对期刊是理所应当的要求”，这是期刊发展观的基本内容，用此提示同行，“使刊物不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的现实，是对期刊工作者很高的要求”。

　　期刊专业敏感。他及时提出中国期刊与中国市场经济新时代的媒介关系问题，当然不止于他自己给出解释说明，而是呼吁全国期刊界理性自觉，进而创新期刊实践集体回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度激发了张伯海推动发展期刊的信心和想象，因而表现出不同于同侪同僚的专业敏感。他终于盼来了被他人视如“丑小鸭”的期刊振翅高飞的时空，因而振臂高呼期刊同行“在新形势下捕捉新视点”。

　　视点从属于视界。视界是一个事物刚好被观察到的那个时空界面，亦称视域。张伯海说“在新形势下捕捉新视点”，就是指市场经济新形势展露了中国期刊发展的新时空新界面，要敏于善于在新视界中把握理解新视点。

　　西方学者认为，视界是由视位和视向来决定的广度和界面。视位是观察、阐释者所处的位置，视向是观察、阐释的方向。在张伯海的期刊视界里，发展、繁荣中国本土期刊是他始终坚守的视位，现代化是他的期刊视向，他殷切期望中国期刊整体有效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的期刊视位和期刊视向既框定了他的期刊视界，也引领、决定了其期刊视点。如期刊发展观、期刊评论观、期刊功能观、期刊类群观、综合文化类期刊观、画报观、时尚期刊观、期刊本土观、期刊国际观、期刊历史观等。

　　可以这样说，伴随中国期刊改革开放的进程，张伯海生发、滋生、形成的一系列期刊视点，日积月累，积淀成他的期刊视界，丰富、充盈又结构有序，成为改革开放期刊出版家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张伯海的期刊视界当然主要是他个人的观察、经验和思想，也部分吸纳了他所在的改革开放期刊出版家群体的经验。如能锤炼、提升为数字时代连续传播的媒介史和媒介学的有效知识，则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文化的大幸。

　　张伯海期刊视界的实质是他期刊思想的内在结构。他向期刊社积极倡导期刊观念更新创新，但又少言慎谈中国期刊改革，他不遗余力践行却又力忌空谈中国期刊开放，这种多与少，实与虚正反映了张伯海期刊思想的实事求是品格。

　　前面说及张伯海的期刊功能观，他最早的阐述见于《培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关于办好文化综合类期刊的思考》，发表于《人民日报》1992年7月2日第五版。办刊育人诚然应该肯定为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矢志追求，而不是一时一文的冲动。他在《青年社交》1992年第5期发表《开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思想更为自觉：以期刊为媒介手段开发人才，且是20年后的21世纪人才。宋木文在1990年响亮提出“多出好书是出版的永恒主题”，显示其胆识，成为出版界的信念和信仰。生产并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维系社会是出版的基本功能，但这些基本功能都要落实到阅读，转换到培养读者上。期刊追求时效性，属于强时间性媒介，其办刊育人的期刊功能观，恰恰在认同期刊短时段传播效果的同时，高调主张长时段的传播影响，其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都值得高度关注。

　　如果认同“张伯海是中国最爱杂志的那个人”，那么可以进一步说明，他的“最爱”既是深沉的爱，也是广博的爱；首先是一个绵延的时间过程，其次是一个持续的思想过程。他相伴期刊90年，生长、生活其间的社会变迁是他的思想情境，期刊与时代，社会变迁与期刊出版的关系是他紧追不舍，进而自觉地职业发力、专业推进的主题，力推中国期刊繁荣是他的行为主旨。他爱期刊，更爱有关期刊的思想和期刊上承载的智慧。因为爱期刊而思考期刊，因为思考期刊而更爱期刊，张伯海的人生聚焦于此。深爱期刊、博爱期刊的根本在于深思博究期刊与社会关联的思想。张伯海的深爱博爱与中国期刊业互动，因为寄生寄托于中国期刊业，他的深爱博爱方能深而博；中国期刊业亦曾受益受惠于他的深爱博爱，因而风生水起、波澜壮阔。张伯海关于期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思沉思伴随历史时代的脚步而发生发展，因而颇具当下以及未来的媒介史、媒介学专业价值。

　　未必多余的几段话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文化史上，有的人为了批判牺牲了建设性，走向虚无主义；有的人为了建设舍弃了批判力，沉浸于事务而消解了理想。张伯海有批判意识和能力，但他将批判服从服务于建设且深埋心底，让他人、后人多看到甚至只看到他的期刊建设，少见甚至不见他的期刊批判和出版批判。这其实是张伯海更重要的另一面，也是他成为“张老师”的关键所在。这选择背后的识力考验着社会批判的功力。它启迪后人，要关注改革开放精神遗产中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及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改革开放滋养了张伯海后半段的职业生涯，也培育了包括董秀玉、何承伟、郑元绪、王维钧、吴泓、彭长城、朱伟等在内的改革开放期刊出版家群体。分析研究改革开放期刊出版家当然不可忽视中国期刊协会。这是张伯海作为主力参与创建的行业组织。对于期刊出版家群体而言，这是他们交谊的纽带，业务磋商的平台；对于张伯海来说，这里他退职期刊司司长后继续效力中国期刊业的岗位，并据此获得了自我延聘的十年。而这十年恰恰是中国期刊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召唤下，市场化改革走向纵深的十年。

　　西方先哲主张，为了创作历史，必须理解历史。这一命题的核心意涵是，理解历史是创造历史的必要条件。张伯海属于他率领且与之同行的改革开放期刊出版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他自觉地理解了中外期刊历史而坚韧笃行，但他和他所在群体是否以及如何创造中国期刊历史呢？这当然是有价值的史论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辨析。

　　张伯海和他所在的改革开放期刊出版家群体是有待开掘的媒介史富矿，希望有更多的友朋立足媒介史、媒介学开展改革开放期刊史和期刊出版家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本文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