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利民话“事业”

　　■孔新峰

　　向顺利完成学业的各位同学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毕业是人生中一个重大节点，它既像句号，也像冒号。说它像句号，是因为一段校园生活到今天告一段落；说它像冒号，是因为新的人生篇章才刚刚展开。今天之后，同学们会走向不同的地方，自然会关心许多现实问题：从事什么工作，进入什么岗位，获得怎样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想和大家共同完成一堂特别的毕业课，主题叫作事业。今天大家完成的是学业，马上面对的是职业，但真正值得一生追求的，是事业。

　　首先，“事业”并非近代新词，古汉语中本已有之，源头可追溯至《周易》。只是到了近代，随着enterprise、undertaking、business等西方经济概念进入东亚语境，经由日本翻译和中日词汇交流，形成「事業」「企業」「実業」等现代用法，“事业”才逐渐带上经营、营业、实业、企业等意味，这是其近代新义。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后，“事业”进入新的制度话语。教育、医疗、科研、传媒、文化等承担公共服务功能的机构，被称为“事业单位”，英文常译为public institution。它不同于营利性的enterprise，更指向公共服务、公益职能和社会责任。这一用法虽产生于现代行政和财政体系，却保存了“事业”一词为公、利民、经世的古典底色。

　　再次，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事业”也常被理解为职业发展。英文career 强调个人职业道路、发展路径和履历曲线，现代社会也重视career planning、平台转换和职级晋升。但中国人讲的“事业”，并不止于个人职业发展，也不能被职业本身完全解释。

　　可见，现代汉语中的“事业”已形成多层语义：既可指经营，也可指公益机构，还可指个人职业发展。但这些用法并不能穷尽其根本含义。要理解“事业”何以不同于职业，何以承载人生意义、公共责任和时代使命，需回到中国经典，从《周易》中可知这个词的根脉。

　　《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道，是形而上学的原理；器，是具体的形质之物。道如果只是高高悬在天上，停留在玄妙之思中，还不是事业；器如果只是具体的工具，没有贯通其中的道理，也难成事业。必须把道化裁出来，推行开去，最后“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它真正安顿于百姓生活、社会秩序和历史实践之中，这才叫事业。《系辞》还说：“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德，是向内成就自己；业，是向外成就世界。德在己身，业在天下。一个人只有德而无业，容易变成孤芳自赏；只有业而无德，又可能成为危险的力量。真正的事业，一定要有德性作根基。因此，《系辞》又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崇德，是向内提升自己；广业，是向外推展责任。德不崇，则方向不明；业不广，则所学无用。因此我们才会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再看“事”与“业”的字义。《说文解字》说：“事，职也。”职，是所司之务、所当尽之责。事，是一个人在其位置上应该承担的责任。《说文》又说：“业，大版也，所以饰悬钟鼓，捷业如锯齿。”古代悬钟鼓于架上，其横木大版及锯齿状装饰，即称为“业”。业，本就和庄重、公共、成就、秩序有关。后来，学之所习叫学业，功之所成叫功业，家族传承叫家业，国家兴盛叫大业。凡此种种，都是已经扎下根来、挺立起来、能够承载意义的东西。朱熹说：“业是事之已成处，事未成时不得谓之业。”这句话把“事”与“业”的分际讲得极清楚。事，是正在做的事情；业，是做成之后立得住的结果。事是过程，业是完成。有事未必有业，有职未必有成。真正的事业，必须在纷繁万事中锻造出可大可久之物。

　　合而观之，“事业”指向在履行职分、承担责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公共成就，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道之落地；第二，事之已成；第三，利之及民。中华经典说明，事业不止于谋生之职，而有着通向公共世界的更高追求。这种理解并非中国传统独有。在西方思想线索中，也存在着从职业走向使命、从工作走向志业的理解，可从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说起。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马克思。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的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思考青年人应当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文中有三个德语词值得注意。一是Beruf。它出现在题目里，通常被译为“职业”，但也有天职、感召、志业的意味。二是Stand。马克思在正文中更多使用这个词，它原本有身份、等级、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意思。三是Taten。那句非常动人的话“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其中“事业”对应的德文正是Taten，意思是人的作为、业绩、所行之事。这说明，马克思真正关心的不是职位本身，而是人的作为能否超出一己生命，继续作用于他人和世界。职业可以是一个人谋生的位置，事业却是一个人的作为在公共世界中留下的痕迹。马克思提醒青年人，人类福祉才是职业选择的最高标准。

　　韦伯对职业问题的讨论，绕不开德文Beruf。这个词既是职业，也是天职、召唤。从希腊文klēsis、拉丁文vocatio，到德文Beruf、英文calling和vocation，这一组词背后都保留着“召唤”的意味。马丁·路德之后，原本偏向宗教的“召唤”，逐渐进入世俗职业之中，职业也因此获得了天职和志业的意义。但是，现代世界已经祛魅。科学昌明，诸神隐退，天上不再有一位直接发出召唤的上帝。韦伯晚年却仍然以Beruf来讲“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正是因为现代人仍然需要回答：我究竟为什么把一生投入这件事？我究竟在回应什么召唤？当上帝退场，召唤不再来自天上，而来自事情本身的要求，来自责任意识，来自内心深处那个“非如此不可”的声音。以学术为业，是要冷静地服务真理；以政治为业，是要在坚持信念的同时，对现实后果负责。韦伯所谓“志业”，是一种能够贯穿漫长时间、不会轻易中断的承诺，一个人真正以某件事为志业，意味着他愿意在并不浪漫的现实中长期坚守，在复杂处境中不断校准方向，并将个人理想转化为持续而有意义的行动。

　　马克思讲人类福祉，韦伯讲天职召唤，《周易》讲天下之民，三者用语不同，却共同提示我们：职业属于个人生计，事业则意味着一个人回应了超出私利的召唤，它把个人的工作、志向和责任，引向他人、人民和更广阔的公共世界。讲到这里，问题就回到诸位毕业生身上。对于中央民大马院学子而言，大家的事业至少需要三重支撑：一是人民立场，二是共同体使命，三是通识根基。

　　首先，马院学子的事业要有人民立场。因为我们所学的是一门关切人民解放、国家前途、民族复兴、人类命运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装饰品，不是考试中的标准答案，不是论文里的概念游戏，而是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回应时代问题，增益人民福祉。

　　其次，马院学子的事业要有共同体使命。我们身处具有鲜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使命的中央民族大学，所面对的问题从来不只是书本里的理论问题，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这些正在展开的现实命题。你们将来的事业，应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一部分。

　　再次，马院学子的事业要有通识根基。1941年，梅贻琦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提出过一个极有远见的判断：“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现代社会不缺“专业的人”，但特别需要“完整的人”。一个人如果只有解决局部问题的能力，没有理解整体社会的胸怀，那么他的专业能力越强，有时反而越可能造成麻烦。《大学一解》里的“临民”这两个字，很重。希望大家既要“有头脑”，还要“有良心”，切不可陷入韦伯所言的“理性化的铁笼”。

　　最后，我把今天关于事业的思考，凝成三句话送给大家。

　　第一，愿你们有职业，更有事业。职业是人生的起点，事业是人生的方向。不要轻视职业，因为事业必须从职业中生长；但也不要止于职业，因为人不能只为谋食而活。把每一个今天做好，把每一件小事做实，才能把谋食之职升华为谋道之事。

　　第二，愿你们有专长，更有通识。社会需要专业能力，但更需要完整人格。各位是马院毕业生，尤其要把理论、历史、现实、人民联系起来，把专业本领建立在通识、常识与良知之上。

　　第三，愿你们有自我，更有人民。一个人当然要成就自己，也要追求幸福。但如果只围着自我旋转，终究会格局逼仄、无足可观。把个人前途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之中，才是马院学子最应有的精神底色。

　　愿你们多年以后回望今日，能够坦然地说：我不负师长，不负母校，不负家国，也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在此过程中，“我事故我在”，“我逝我仍在”！

　　衷心祝愿诸君：学业有成，事业亦有成！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