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的美国革命叙事：七位欧美史家与美国早期史的范式转型
1955年，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罗马召开，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法国学者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在会上宣读了名为《18和19世纪大西洋问题》（Le problème de l̓Atlantique du XVIIIe au XXe siècle）的论文。随后在1956年，戈德肖出版了《大国》（La Grande Nation）,而帕尔默则在1959年和1964年出版了其重要著作《民主革命的时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在这些论著中，帕尔默和戈德肖试图突破传统对美法革命的民族国家叙事框架，以大西洋世界为研究对象，考察18世纪革命年代美洲与欧洲的互动。帕尔默和戈德肖也因此被视为大西洋史研究的先驱。但是，在当时他们的理念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甚至招致学界攻讦。然而在今天，大西洋史却成为欧美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甚至断言：“现在我们都是大西洋主义者。”从50年代“大西洋史”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被提出遭到学界批驳到今天成为欧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究其原因，是欧美社会所发生的巨变推动了史学范式的转型。魏涛所著的《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七位欧美历史学家访谈录》（以下简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一书正是试图从与这些身处转型之中、致力于大西洋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的对话中，寻找这一新兴领域在欧美学界兴起的原因。
访谈录作为重要的学术书写传统，既能通过与被访者的对话，深入了解被访者的学术思想，又因其相对日常化的语言，避免了学术论文过于枯燥的缺陷，成为当下坊间学术轻阅读的流行体裁。但有些访谈录虽然名曰访谈，却喧宾夺主，成为采访者自己的“演讲台”，抑或过于“客随主便”，导致全篇只是被访者的论述，缺乏真正的学术对话。魏涛硕士期间便开始关注美国“共和综论”，后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研究美国早期史，并获得博士学位。因此魏涛也深入参与到这场史学转型之中，使得这本访谈录更像是一组美国早期史领域的深度学术对话。读者可以根据访谈者与被访者的对话，深入了解欧美史学研究中大西洋史的发展脉络、史学实践及其理论限度。
《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所收录的七位访谈对象均为执教于美国大学并在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的知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方向涉及社会史、妇女史、思想史、政治史、城市史等诸多领域。如迈克尔·W.朱克曼（Michael W. Zuckerman）与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都是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从地方和底层的视角考察美国早期史；罗斯玛丽·扎加里（Rosemarie Zagarri）主要从事政治史和妇女史研究；安德鲁·杰克逊·奥肖内西(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是英帝国史领域的重要学者，关注美国革命时期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与英帝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赖德·C.兰斯曼（Ned C. Landsman）侧重于探讨启蒙思想的跨大西洋流动；兰迪·J.斯帕克斯（Randy J. Sparks）从微观视角探讨非洲港口城市与大西洋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联系；本杰明·L.卡普（Benjamin L. Carp）则主要从城市视角考察不同城市对美国革命的政治动员。
虽然这些历史学家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旨趣，即反思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具有强烈精英视角的历史叙事，这种旨趣贯穿这本访谈录始终。在对朱克曼的访谈中，朱克曼提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挑战了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研究，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解释美国革命者为何突然抛弃共和理念转向自由主义；雷迪克主张自下而上看历史，关注海员、非洲黑奴、契约奴等边缘群体的历史；扎加里从新社会史的视角关注女性在美国早期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突破了以琳达·K.克伯（Linda K. Kerber）和玛丽·B.诺顿（Mary Beth Norton）为代表的传统妇女史研究者所提出的“共和之母”框架，强调美国革命之后妇女并未在政治上隐形，而是继续政治化；奥肖内西重点关注美国革命的“失败者”——北美军事战场上的英国军队，并尝试从资源配给、与效忠派的关系等维度解释英军的失败，反思将英军的失败归结为无能和失误的传统标签化解释；兰斯曼从英帝国入手，揭示了北美殖民地内部的多样性；斯帕克斯倡导微观大西洋史，并借此加深了对非裔黑人在大西洋世界中的能动性的认识。
这七位历史学家从不同领域反思传统美国早期史叙事，与此同时，他们都共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大西洋史视角。与50年代帕尔默等学者所倡导的大西洋史不同，当下的大西洋史研究不再把大西洋世界意识形态化，将其视为一个有着希腊罗马文明起源的同质化的封闭共同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与外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存在多重互动、内部具有多元势力的开放性空间。大西洋史这一视角，让一些曾经在传统民族国家叙事中被边缘化的角色进入分析核心。譬如雷迪克在访谈中指出，水手这一群体在英美本位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里常居于边缘，而在大西洋视角下却是资本主义兴起和世界市场拓展的关键力量。斯帕克斯借两位曾经被贩卖到北美的非洲卡拉巴尔王子的故事，将大西洋奴隶贸易、卫斯理宗的跨洋传播等一系列宏大历史议题串联起来。
访谈中，魏涛与七位历史学家深入探讨了他们学术旨趣的来源：众人治学之路均深受6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的影响，因此，“自下而上”成为七位历史学家学术研究共享的关键词。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随着《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颁布，许多工人阶级子女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批学术界的新生力量不仅在人数上不容忽视，他们也推动了各自学科的变革，其中在历史学界表现为新社会史的兴起。这些新生力量的祖先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并没有位置，因此“寻根”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在访谈中，许多历史学家都谈及了60年代社会和学术界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比如朱克曼提到60年代历史学的从业者构成的变化，历史学不再是上层精英的避难所，新一代的男性和女性学者走进这门学科，并在他们的情感和同理心的基础上为历史学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全景。在这一基础上，聆听边缘群体的声音成为历史研究新的旨趣，新社会史则为这一旨趣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扎加里作为一名妇女史研究者，其学术选择深受60-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影响。扎加里在访谈中谈及，自己正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女权主义者挑战男性垄断权力的刺激下，开始关注美国革命时期的妇女如何挑战自己的性别角色，进而参加革命运动的。
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在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史学思潮，将普通白人、非裔黑人、印第安土著、妇女、效忠派等曾经在传统精英叙事中失语的群体纳入美国早期史研究之中，这丰富甚至重塑了美国早期史叙事。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中，美国革命是一场北美殖民地人民对抗暴虐腐败的帝国的斗争，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独立宣言》、制宪会议是这一叙事的核心。新的史学思潮挑战了这一传统叙事，将其斥为一种“为渴望获得一段令人安心的起源叙事的美国人所提供的睡前故事”。魏涛所采访的这七位欧美历史学家的研究也处于这一学术背景中，他们不仅尝试发掘曾经被压抑的边缘声音，更致力于发现多元化的革命经验，重新书写复数的美国革命史。但是，正如塞丽娜·R.扎宾（Serena R. Zabin）所言，这一新的思潮在丰富美国革命叙事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一端是民主诞生的英雄化通俗叙事，另一端则是一个学术界流行的、揭示美国建国中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起源叙事。虽然历史学家的职责并不是为公众提供民族主义的安慰剂，但是他们在揭示美国国家起源阴暗面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公众对追求民族荣光的情感需求。如何寻求积极的通俗化的英雄史诗与更具批判色彩的厚重且晦涩的学院派叙事之间的平衡，成为当下美国史学界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即历史学家应致力于书写介于高度专业化研究与“睡前故事”之间的面向公众的历史作品。在访谈中，安德鲁·奥肖内希提到，他的研究力图修正《爱国者》等电影所塑造的对驻北美殖民地英军的刻板印象。马库斯·雷迪克尝试将自己的研究转化成图画小说，并由在美国公共思想领域享有盛誉的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出版。本杰明·卡普则为BBC历史频道、《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邮报》等新闻媒体撰写文章，并积极参与各种历史类播客。从另一角度看，魏涛组织的系列访谈本身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以流畅生动的语言为一般知识人了解美国早期史研究提供了一扇窗。
与常规访谈录不同，美国早期史研究者魏涛与七位历史学家的对话，以史料搜集为共同关切。各位学者结合自身研究实例，详述了史料搜集与解读的法门，于访谈中金针度人，为读者传授一手治学方法。同时，从他们的学术经历也可以看出，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也许在开始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坚持不懈地研究也终将能做出一番成就，这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激励与启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