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对照的现代性视野
二十多年前，王德威教授的晚清小说研究被译介入国内学界，引起震动的与其说是他的具体论述，毋宁说是那句振聋发聩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1997年英文版《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出版后不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便于翌年推出论文集《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其中第一辑所收各文基本上都选自该书，打头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日后引起广泛争议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实际上是英文专著的“导论”部分略加删节后加上第一章的最后两小节。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完整中文版，“导论”直接冠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标题，更使得这句“口号”深入人心。今年该书的增订本再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为我们在时隔二十年后重新检视和思考王德威提出的这一影响深远的命题，它的洞见、不见以及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可能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具体内涵，王德威在书中有清晰表述，学界亦早已耳熟能详，毋庸赘论。概而言之，著者意在突破奉“五四”新文学为圭臬的现代文学主流论述，着力阐发长期隐没不彰的晚清小说中驳杂、丰富而生机勃勃的现代经验，并由此反戈一击，映照出“五四”现代文学保守、僵化和正统的一面。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肯定和表彰得到普遍认同，他对“五四”文学的攻击引发的则更多是批评和反驳。诸多论者都指出“五四”并非如他所言的那般单一，内部同样充满了歧异和张力。在史实的层面上，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诸多论据，来证明“五四”新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并指出它并未真正构成对晚清小说及其在民国之余绪的“压抑”和否定。不错，“五四”新文学的元勋曾对当时从晚清小说流衍而来的鸳鸯蝴蝶派大加挞伐，但其实并没有给对方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通俗小说在文学市场上依然享有广泛的读者，连鲁迅的母亲也要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事实上，王德威在书中也承认，那些“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未随着清朝的覆灭而烟消云散，“在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甚或武侠小说里，潜存的非主流创作力依稀可辨”，即便“正统‘五四’典律内的作品”，也不时流露出延续晚清小说对现代性复杂而多元之理解的面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68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标页码）。
由此，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并不能从单纯的史实层面来认知。“压抑”晚清小说中的“现代性”的，与其说是历史中的“五四”现代文学传统，不如说是我们对这一传统狭隘和固化的认知。王德威提出这一命题，正是要挑战这类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大行其道的认知及其论述。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英文原版《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并没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表述，王德威选择在中文版中打出这句不无警示乃至挑衅意味的“口号”，明显针对大陆学界。职是之故，我们不宜将王德威论述中的“晚清”和“五四”，看作彼此对立的历史实体，而应将它们看作相互对照的视野。借用王德威心仪的、同时也是有意接续晚清小说传统的张爱玲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参差对照”的视野，在其中晚清小说和“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都可以得到更复杂和更具弹性的理解。这样来看，“没有……何来……”云云，就不是要建立线性历史的因果关联，而是提示一种新的观照方法：没有对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因素的发现/无视，又何来对“五四”主流论述的反省批判/照单全收呢？所以王德威多年后又特意写下似乎故作翻案文章的《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一文（原刊《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亦收入《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增订本）》中），恰恰说明“晚清”和“五四”在他那里是互为参照和可以翻转的视野。
王德威后来在回应相关的质疑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我无非是想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看作是进入文学史的一个方式。以往我们太把‘五四’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历史演进的坐标，我因此有了对话的冲动，希望叩问‘五四’之前的50年时间里，中国文学界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现代性的新的可能性”（《我的文学研究之路》，《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所做的工作，无非是移动坐标系和取景框，从晚清小说这一新的视域来打量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借此与已成主流的“五四”范式对话。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王德威对“现代性”做出了一系列的界定与阐发：现代性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意识，这种新变不必遵循特定预设的方向，而是歧异丛出，众声喧哗，展现出繁复而生动的面貌。在具体论述中，王德威尤其看重晚清小说现代性追求中的种种悖论因素：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内卷、理性与滥情、模仿与谑访等等，不一而足，在在呈现出徘徊和纠结于中西古今之间的晚清小说家突破陈规典律的实验冲动。
必须承认，《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对晚清小说现代性因素的考掘与阐发，极其精彩，令人信服。不过我想指出，王德威的论述自身似乎也包含了某种“悖论”：他一方面指出这种现代性出于晚清小说家“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第7页），对他们的创造性和实验精神不吝赞美之辞，但在另一方面也坦率承认，晚清小说家的写作往往粗制滥造，虎头蛇尾，大量作品乃是为迎合市场的需要而炮制，很难称得上是“自觉”的创新之作。也正是因为后一因素，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更像是随机偶然生成的产物，而非精心设计的结果。个体作家或多少对身处其中之“现代”有所觉悟和意识，并付诸创作，但整体而言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面貌可谓由时势所造就。
如果以这样的现代性图景为参照视野，我们对“五四”发端的现代文学传统的现代性或许也可别有新解。与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彰扬相比，王德威贬抑“五四”现代性，乃至称之为“中国所有的现代性可能中最不现代的现代性”（第31页），虽说出于论述策略的需要，但也未免过甚其辞。其实，“五四”新文学才堪称真正“自觉”的现代性实验，从胡适以实验主义精神创制白话诗、提倡文学革命，到文学研究会发布宣言，都是发起一场有具体目标、宗旨和方法的文学运动的明确表达。新文学亦由此体现了鲜明的能动性，它将自身与中国的现代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在展开过程中不断吸纳新的读者和作者，不断向社会生活敞开，爆发出巨大的实践能量。然而这里也有一个“悖论”，正因为有自觉的诉求和清晰的规划，有某种预设的方向感，原本旨在推翻旧体制的新文学运动，在展开过程中亦须借助组织化的实践方式，于是逐渐形成新的体制，乃至跟现代政党制度深度纠缠与融合，反而日益暴露出其僵化和专断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对“五四”文学现代性的批评，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也许彼此对照的晚清和“五四”现代性的叠合，才是更完整和更丰富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图景。事实上，王德威后来对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也不无反省。他在总结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学界强调历史的多元歧义现象，多有共识。相对以往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一家之言，这无疑是一大跃进。但这所谓的多元歧义，一样可能是空洞的指涉，有待填充。所以这应该是问题的起点，而非结论。”（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这段话显然包含了自我检讨的意味。强调晚清小说现代性的“多元歧义”，确实“破”的意味大于“立”。那么如何避免走向“空洞的指涉”，为现代性填充更充实的内容呢？
近些年来，王德威主要着力于现代中国文论的研究，“关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人与知识分子是如何以文论为一种彰显、介入与诠释现代性的方法，来与诸种现代情境——从西学理论到政治要求，从历史经验到感觉结构——进行互动的”（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这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中西比较的对照视野中，抉发“五四”文学现代性中尚未被充分开发的理论的面向，以此与20世纪西方批评传统对话。去年10月王德威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座计划”之邀，做题为“文学可以思想”的系列讲座，亦是围绕这一论题。我们也期待这一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早日完成，再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书写增添华章。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