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力量：重勘近代东亚的知识转型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张宝明：《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读书》2024年第1期）。由此而言，知识的历史也是对话的历史。其实，知识的诞生本身就是对话的产物。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定理发现，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建构，都离不开知识的碰撞与交流。

　　一部近代东亚史，是在内忧外患中求变的历史，也是一部本土知识传统与世界知识谱系相互对话、交流互鉴的历史。西学东渐带来的知识洪流与东亚各国自身的变革需求相互激荡，催生出一系列全新的知识概念与思想资源。而中国近代革命，作为这一区域历史进程中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之一，既是东亚多元知识对话的产物，也反过来推动着知识的转型、生产与传播。

　　知识之“难”：

　　以对话打开知识的闭环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耳熟能详的古语常被用来说明环境变化对事物性质和行为的影响。当一种知识进入另一种知识系统时，在理解与应用上往往呈现意想不到的偏差。彼得·伯克在《什么是知识史》中分析了知识传播“本土化”与“异国化”两种主要策略，同时也指出两种策略的不足：“‘本土化’可以让读者更加贴近过去，但也会产生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混淆。‘异国化’能保留过去文化的独特样貌，但却会使其显得遥不可及。”（[英]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章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65页）即是说，无论哪种策略，在现实传播中都需要经过“此时此地”的过筛与提取，并在“本土化”与“异国化”的双向赋能中才能实现知识体系的系统化。不然，知识就会在闭环中自生自灭。

　　彼得·伯克曾经使用过一个词“绞缠”（braided），这里我想用“逶迤”来说明知识的“旅行”：“传播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知识传播意味着一种调解。某种知识为了达成旅行，必须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在一种语言中的核心的概念，并不一定在另一种语言具备。……而当新的事物被引介进入这个系统时，它就要被调整，甚至说，从长时段看，系统本身也会被调整。文化的‘移植’往往会导致文化的‘转化’。简而言之，照样模仿其实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创新。”（《什么是知识史》，第65-66页）

　　近年来，围绕知识的旅行，学界开展了不同维度的探索。冯天瑜先生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视角出发，有不少可资借鉴的论著问世。学衡研究院的孙江教授主导的“尔雅研究文库”从概念史出发，推出系列研究成果。我和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从关键词入手编选出版了《语境和语义：近代中国思想史世界的关键词》。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人文语义学为抓手，也在学科交叉的支点上躬身入局。在同气相求的追问背后，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无论是关键词还是概念史，抑或观念词的寻绎，都离不开知识史框架下的连横合纵。

　　由此一来，我们在知识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就看到了其与生俱来之“难”。 这个“难”正是由其方便、便捷带来的。知识丰富、多元为表达和使用带来了便捷，同时也为人类的拣择和提纯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惑。身处AI时代的我们已经感同身受：面对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每每产生一种亦真亦幻的错觉。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已经抱怨过，“可读的书太多”是“人类追寻知识过程中有害的事情之一”（《什么是知识史》，第117页）。再往上追溯，老子的“弃智”反知以及庄子“浑沌而死”的隐喻，都将知识带来的烦恼和纠结一语道破。

　　虽则如此，知识之“难”并非我们知难而退的借口，否则人类文明的新高度始终难以企及。这也是今天“知难”而进的理由。

　　语境与语义：

　　作为语义场的中国革命

　　关于“名与实”“词与物”的纠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前者我们可以在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找到出处，后者则可以以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作为依据。不难发现，一旦赋予一种存在的对象概念化的语词，我们就无法规避简单化、单一化以及偏执化带来的缺斤短两。这昭示着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谁都无法以“一拳碎黄鹤”的武断方式定调定音。这不但是命题在开放性中各抒己见的前提，而且也构成了人文学科存在的依据或说合法性——人文学科也正是在不断的言说中寻求意义。

　　无疑，只有回到具体的语境与语义才能实现对概念的深层次理解。近代中国革命所依托的诸多核心概念，诸如“革命”“共和”“民主”“阶级”“社会”“民族”“干部”等，它们既不是近代西方观念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本土观念的被动延伸，而是在东亚知识环流的过程中，经过复杂的翻译、诠释与重构而逐步生成的。

　　例如“革命”一词，在汉语语境中，其本义为“革除天命”，指向王朝更替的合法性与循环性。然而，当这一词语在19世纪末被重新激活，用以对译西方revolution概念时，它的内涵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变。日本的“革命”一词来自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辗转中国后，与本土的变革诉求相结合，逐渐摆脱了传统“易姓改号”的循环史观，在逶迤曲折中注入了新义。究其根本，这一过程并非“西—日—中”的单向传播，而是在东亚各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讨论、辨析与对话中逐渐落定的。一如所见，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人对“革命”的每一次使用，都在语境不断的位移中刷新并赋予其新的语义。

　　由此，这也就赋予人文语义学一个核心命题：概念不是语词的静态对应，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不断生成的语义场。一个关键词的演变，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知识对话与思想变迁。关键在于，近代中国革命与这些概念之间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绕。“革命”不单是观念自身的解释，还要在“改造世界”的实操中形塑。

　　如果以“阶级”一词为例，我们可以看得更为直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经由欧洲和日本传入中国后，最初只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分析工具。但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通过土地革命、工人运动和根据地的社会改造，它逐渐从书本上的抽象范畴，转化为一套由知识分类给出的实操观念。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这些身份不再仅仅是经济地位的描述，而是成为政治动员、利益分配与身份认同的依据。正是这一种“阶级化”的实践过程，促使知识分子重新思考阶级概念的边界、标准与适用条件，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发展。

　　我们还可以举“民族”观念的演变为例。从晚清的“排满”话语到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建构，“民族”一词的内涵经历了从族群性向国族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并非单纯的概念推演，而是在帝国解体、军阀割据、外敌入侵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压力下被迫完成的语义调整。每一次民族危机都让我们重新思考“我是谁”“什么是中华民族”等问题，对问题的回答又反过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实践。

　　不言而喻，近代中国革命中的关键词，始终处于“语义”与“语境”的双向塑造之中。概念为革命提供合法性论述和行动指南，革命则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重塑概念的边界与内涵。这种互构关系，正是东亚知识转型区别于“西学”的重要特征。

　　中心与边缘：

　　东亚知识对话的双向赋能

　　长期以来，“冲击—回应”的简化叙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出现。这一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理论框架将近代东亚的知识转型限定在了被动的“接受”之中。一如所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大量西方语词通过日制汉语词汇被引入中国以及东亚各国。但翻译本身就包含了日本知识界的理解偏差、政治立场和文化过滤。当这些“日制汉词”进入中国语境后，又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根据本土的变革需求加以改造、质疑或扬弃。比如“社会”一词，在日译语境中带有较强的有机体色彩，而在中国早期使用中则更强调其与“国家”的区分与对抗关系。总之，这种跨国的概念旅行与在地的重构实践，构成了东亚社会转型的独特知识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反过来也对东亚其他地区的知识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朝鲜半岛的独立运动、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日本的左翼思潮，都不同程度地从中国革命的概念库中汲取资源。“游击战”“群众路线”“土地改革”等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概念，随后又进入全球左翼运动的语汇系统。可以说，近代东亚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和输出者。

　　回归与超越：

　　重构知识对话范式

　　重新面对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梳理知识史上的逶迤，更重要的是在学术对话中形成基本的共识。

　　首先，在追问某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的同时，我们固然会在原汁原味词语观中认清“来龙”，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考察其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文本中的“去脉”。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复杂性至关重要。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感受近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其次，在知识史的意义上，翻译不是透明的语词替换，而是意义的重构与创造。“知识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同一个西文概念的不同译法之争，诸如“德谟克拉西”与“民主”、“布尔乔亚”与“资产阶级”、“格致”与“科学”以及“赛因斯”之间的竞争等等，本身就是政治史、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折射出不同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的角力。

　　再次，一种跨地域、跨语际、跨学科的对话史学势在必行。近代东亚各国共同面对着现代化挑战，也共享着大量的概念词汇，但由于各自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和革命路径不同，同一概念在不同国家可能呈现出迥异的语义演变轨迹。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辨认出哪些是普遍性的全球化理念，哪些是东亚区域特色，哪些是各国的独特经验。这也是我所供职的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所主导的人文语义学孜孜以求的致思方式。

　　东亚近代知识空间的转型是多元知识对话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近代东亚知识转型所揭示的概念与语境的互构逻辑，对于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相遇、知识构建与本土创新，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文为作者2026年4月25日在“东亚近代知识空间的转型”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