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风险政治学的几点思考

　　《焦虑与愤怒时代的全球风险政治》是一本探讨重要问题、内容极为丰富且诸多观点令人回味的著作。读这本书也加深了我对风险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2011年10月，我应新加坡总理办公室的邀请，参加第四届国际风险评估与前景分析论坛（The 4th Inter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 Symposium）。大会邀请的一位专门研究风险的国际知名专家在主旨发言中就风险（risk）问题强调：风险是未知的，已知的就不再是风险。这一说法不仅引发了我对风险问题的思考，也成为我这些年时不时关注风险问题的起点。

　　如果说风险是未知和不确定的，那么理论上讲，它也是无处不在的、很难辨识的，甚至是防不胜防的。然而，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人类自出现起就开始尝试辨识和确定风险，这是人类谋求生存本能的需要，也是安全和发展的要求，辨识和确定风险遂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

　　在科技与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古代社会，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非常有限，无法解释的地震、洪水、瘟疫，都被归因于“上苍的意志”或“神灵的惩罚”。那些被认为能与神灵沟通的人，便成了人类与未知风险之间的“桥梁”。在古埃及，祭司通过观察星象来预测尼罗河的泛滥时间，被视为“神的使者”；在美洲的玛雅文明中，祭司阶层掌握着天文历法，他们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解读，直接影响整个部落的迁徙与生产；在我国商周时期，巫师通过龟甲占卜来判断吉凶，决定战争、祭祀等重大事务。

　　这些“沟通者”之所以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掌控政治权力，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垄断了“风险辨识权”——当所有人都对未知感到恐惧时，他们提供了一套看似合理的“风险叙事”，提供了统治者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缓解了群体的焦虑。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的积累使人们逐渐质疑这种“神权主导”的风险辨识方式。当人们发现，祭司预测的洪水并未如期而至，巫师占卜的战争结果与现实相悖时，“口说无凭”的神权叙事便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理性分析历史和现实的“智者”与“谋士”——他们不再依赖“神灵的启示”，而是从历史事件中寻找规律，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探索未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明确反对依靠鬼神占卜来判断战争风险，主张通过分析敌我实力、地形、天气等现实因素来制定策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通过分析天下大势，预判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为刘备集团规避了多次战略风险。这些智者与谋士的价值，在于他们将风险辨识从“神学”拉回了“人学”，用理性与经验搭建了对抗未知的新桥梁。

　　这种“经验主义”的风险辨识方式，在人类社会中延续了数千年，直到科学革命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人类认知风险的路径。16世纪以来，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地心说”的桎梏，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为人类解释自然现象提供了科学工具，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人们重新认识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科学的出现，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量化风险”“验证因果”的能力。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在处理复杂问题时逐渐掌握了更加精确的工具和方法。科技不仅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客观归纳、分析和解释现象，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还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系统性辨识风险和预测未来的机会。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通过观察、实验、数据收集，揭示和检验客观规律，进而预测风险：1846年，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通过计算天王星的轨道偏差，预测了海王星的存在，这是科学对“未知天体风险”的精准预判；20世纪初，物理学家通过研究放射性物质，发现了核辐射的危害，为核能的安全利用提供了风险预警。随着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领域延伸，经济学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预测经济周期，社会学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社会矛盾，政治学家通过地缘政治风险建模预判国际冲突。科学似乎成了人类辨识风险的“万能钥匙”。

　　然而，辨识风险本身并非“纯粹的客观过程”，它还受到人类认知局限、情绪效应与政治博弈的多重影响，这也是庞珣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

　　风险辨识的复杂性首先来源于人类的认知局限。认知局限不仅存在于个体的思维框架中，也广泛存在于各类群体中，特别是精英群体与民众群体。尽管当下人工智能可以处理海量数据，但其仍然无法完全模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认知局限”本质上是人类知识的局限。对于精英群体而言，尽管他们在特定领域有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理解仍然是有限的。民众群体的认知局限主要体现在对相关问题的知识储备与关注投入相对不足。多数人缺乏系统的科学训练和专业知识，日常精力多集中于应对工作与生活事务；面对庞杂信息与日益复杂的风险情形，往往难以作出理性客观的判断。

　　如果说认知局限是人类辨识风险的“客观障碍”，那么情绪效应就是干扰风险辨识的“主观迷雾”。由于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它往往会引发人类的焦虑和恐惧，这种情绪化反应无形中放大了风险的威胁。在面对未知和无法控制的风险时，人们更容易陷入过度担忧，甚至作出过激反应。例如，当气候变化的威胁逐渐加剧时，部分群体可能会因过度焦虑而推崇极端的应对措施，忽略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情绪效应的作用下，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和观点可能会被广泛接受，甚至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例如，“地心说”曾占据主流，尽管这种观点已被科学证实为错误。同样，今天一些社会理论，如种族优越论或“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往往也因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受到一些人的青睐。那些质疑这些观点的人可能会被视为异端，甚至受到排斥或迫害。由此可见，情绪效应会导致风险的极度放大，错失理性分析的机会。

　　比认知局限与情绪效应更复杂的，是政治博弈对风险辨识的影响。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为政治力量提供了“建构风险”的空间：谁能辨识风险，谁就能主导政策方向；谁能掌控风险的解释权，谁就能获得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在现实社会中，风险辨识不仅关乎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更直接关系到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这就导致风险辨识往往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围绕气候变化的政治博弈。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的关联，但直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气候变化才正式成为全球共识。在这期间，传统能源企业（如石油、煤炭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资助智库、游说政客、操纵媒体等方式，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延缓气候政策的出台。它们声称“全球气温上升是自然周期的结果，与人类活动无关”，甚至伪造数据、攻击气候科学家。这些做法本质上是利益集团对“气候风险话语权”的争夺。

　　认识人类风险辨识的历史和上述因素对风险辨识的影响，是人类成功辨识和化解风险的开始。只有充分认识到辨识风险过程中面临的认知局限、情绪化效应和政治博弈问题，人们才能够有意识地采取相应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全面收集和分析信息，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以最大限度辨识风险并在其变成威胁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庞珣教授的这本书围绕风险研究展开，既有对国内外学界相关成果的全面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入分析：从风险概念的界定、性质的认知，到风险认知演变的脉络，再到情绪因素如何干扰风险判断、政治博弈怎样影响风险辨识，最后还延伸探讨了这些问题对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研究维度完整且逻辑清晰。全书内容极为丰富，理论根基扎实，分析中立客观，既弥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短板，也为后续探索提供了重要参考，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我前述对风险问题的粗浅思考，若能唤起更多人对风险研究的兴趣，引导大家深入研读这本大作并从中获得启发，于我而言便是莫大的荣幸。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