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碧连天

　　《芳草地》编辑俊龙兄来信，约我写写这份民间读书刊物。我搬出一摞《芳草地》，一期一期的，一年一年的，忆及与它的点点滴滴。

　　我生活在一座小城，工作在乡镇，闲暇之余喜欢看看书，写写文，知道《芳草地》刊物得名源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地名，在读书的师友中享有盛名。虽是民刊，但作者中大家云集，袁鹰、姜德明、舒芜、屠岸、峻青、绿原、黄苗子、黄宗江、戴文葆、彭燕郊、梅娘、牛汉、从维熙、任溶溶、范用、陈乐民、谷林等都在其上发表过文章。作家陈四益说：刊物不奢华，但很精致，文章、版式安排俱见匠心。散文家林非说：收读，极佳，引起了我也想投稿的愿望。

　　从师友处寻得刊物的电子邮箱，我就冒昧给《芳草地》的谭宗远主编写信投了一稿，想不到很快就得到谭先生回复：“稿件拟编入下一期杂志，我知道孝感，一是麻糖，二是工人诗人黄声笑，写过《站起来的长江主人》。”时在2013年9月，实际上，黄声笑不是孝感人，可能先生记误了。这是与《芳草地》交往之始。

　　2015年10月，因事有北京之行，得以去到位于朝阳区文化馆的《芳草地》编辑部办公室。谭先生的办公桌边墙边，堆着书，他找了一些往期的《芳草地》杂志送我。说到《芳草地》，他介绍说：“《芳草地》报纸应该创刊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我1986年到区文化馆还编过若干期，大约九十年代前期停办了。2003年《芳草地》恢复，改为杂志，大约在05、06年，区文联要我恢复《芳草地》报纸，以前《芳草地》报是小报，恢复后改为大报。当时杂志、报纸都由我一人编，辛苦但快乐，现在报纸还在办。杂志归区文化馆管，报纸归区文联管。”应我之请，联系到人民日报姜德明先生，确定了拜访时间后，与浙江嘉兴子仪兄一同到报社宿舍姜先生住处，子仪正在撰写《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请教是有关陈梦家的。姜先生在报社副刊工作多年，采访的作家、学者多，我问他采访时有没有带他们的著作请他们签名啊，先生说没有没有，一本也没有，那时候不兴这个。谭先生一直坐在姜先生对面，看得出，他们之间非常熟悉，聊天都是围绕书的话题。

　　谭先生低调、平实、不事张扬，不厚名家，不薄新人，对我这个僻乡远地的写作爱好者也关爱有加，勉励我多看书，多写作，送过我多本书，一是他个人著作，二是淘得的旧书，其中还有签名本。先生退休后，返聘继续主编《芳草地》。任执行主编的多年，文化馆领导放手让他负责杂志的组稿、编稿、审稿，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编辑部。后来谭先生主动提出辞去执行主编职务，朝阳区宣传文化中心（2021年朝阳区文化馆经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职能归入朝阳区宣传文化中心，后者成为《芳草地》新的主办单位）邀请他继续以特约编辑的名义编过一段时期，责任编辑依然是俊龙兄。

　　先生离开《芳草地》时发表编后感言：我从年富力强到鹤发童颜，忙忙碌碌，乐此不疲，周一到周五，固然要到办公室坐班，周六和周日，也会到办公室忙活，一天不来觉得缺点什么。它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与我息息相关，血肉相连。他不再编辑《芳草地》后，有一次我去北京看望他，他请吃饭，还有几位京城师友参加，谈的仍是书人书事。谈到一起拜访姜先生的情形，谈到赵国忠先生得授权编的姜先生的两本书，谈到编辑《芳草地》的往事，谈到曾经采访姚雪垠、胡正寰。谈到送我的几本书，我一本一本拿给他看，他说都忘记什么时间送的了，搁现在还舍不得呢。在以特约编辑编的最后一本《芳草地》上，他写了“这是我编的最后一本《芳草地》杂志。”

　　谭先生新著《看绿小集》中，写到去宝岛台湾交流的事，2015年4月，他随首届悦动高雄朝阳京味文化交流团一行经台北至高雄，带去了一摞系着红丝带的《芳草地》杂志，作为礼品赠送，并介绍了杂志的得名，办刊情况，对杂志充满信心，说“我们的刊物很小，但我们的心很大” 。

　　屈指算来，与《芳草地》联系十余年，发过拙文有十余篇吧。每篇文章的发表，凝聚着编委们的汗水，每一期杂志抵达案头，都可想见他们的辛劳，作为读者、作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