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沉思在书里，也在书外

　　一

　　随着时光的流逝，学者的代际更替也加速了。在当今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知道“张恩慈”名字的人已经很少了。这是不应该的，学术发展是在传承和突破中行进的，但如果没有对传统的了解和省思，所谓“突破”也就没有了根基、理由和方向。前辈的成就在当代棱镜的映射下即便学术价值有所减弱，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史料价值却可能增加；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尤其如此。从这意义上，不忘前贤，悉心清理和总结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便成为当代学人推进学术的分内之事，而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笔者就是基于这种考量来看待张恩慈先生及其学术工作的。那就先看一下他的简历吧。

　　张恩慈，1928年11月生于辽宁盖县，195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同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6年至1969年在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0年至1975年任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副主任。1975年至1982年任山西省委党校副书记、副校长、教授。1983年起在山西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8月去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在认识论领域成就卓著，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同行的高度评价。

　　笔者是张恩慈先生的学生，最近我抛开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花几个月时间对张老师的代表作《认识论原理》一书进行了修订。书稿编竣，感慨良多，在此特谈谈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以及张老师身上所体现的“哲人风范”和自我反思精神。

　　二

　　《认识论原理》是张老师最重要的著作，于198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张老师几十年间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领域研究、思考和探索的结晶。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过《认识与真理》（1964、1972）、《唯物论的反映论》（1980）、《人类认识运动》（2007）三部专著，还发表过30余篇论文，在当时均产生过很大影响；特别是《认识与真理》一书，先后发行过500万册，还被翻译成日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在当年可以说“风行一时”。在此基础上，张老师又进行了集中阐释、补充和完善，遂成此书，因此，某种程度上讲，《认识论原理》有“集大成”的意义。

　　诚如张老师在该书前言中所言，认识论问题在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地位愈来愈显赫，以至于不少论者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虽然这种提法尚有争议，但它反映了认识论问题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在当代各国哲学研究中，认识论问题也都被当作重点来研究。选择这一领域作为自己毕生学术探索的领域，显示了张老师独到的眼光和持之以恒的坚守。而他的研究又奠基于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和以往先贤探究的基础之上，所以本书开篇就展开对认识论史的清理。举凡古代希腊罗马哲学、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古代哲学、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和现代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在这一复杂领域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并给予了各不相同的解答。张老师认为：“虽然他们的回答迥然不同，但他们重视研究认识论问题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在他们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中所提供的有价值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张恩慈：《认识论原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在清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张老师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进行了极为详尽的阐述和严密的论证。共用整整20章的篇幅，广泛讨论了众多问题及其关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反映论和先验论”“唯物主义反映论”“主体和客体”“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发展过程”“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主观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转化”“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真理和错误”“具体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等等。可以说，这里呈现的是一份几乎竭尽了与认识论有关的所有问题的“大全”，且相互之间构成一个严整的结构。这部分的阐释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认识论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考量和实践价值。为此，本书专设一篇论述认识论原理的应用。

　　这样，本书就以三篇32章、近40万字的篇幅从认识论史、认识论原理及其应用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体系的阐述和论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我认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提供迄今为止在传统的观念和框架内对“唯物论的反映论”体系最为详尽的阐发和精致的论证。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本书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以此来透视它所集中反映和体现的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者的思维特点、知识视野和研究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分量，也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除了公开问世的学术论著，张老师身上还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哲人风范”和自我反思精神。作为本书附录的《我的传略》和《哲学繁荣与学术自由》两篇文章凝聚了张老师晚年很重要的省思。提及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经历时，张老师有这样的总结：“正当我在理论上刚刚有一点成绩时，历史竟无情地截断了我继续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前进道路。迷信代替了科学，崇拜代替了思维，一切科学研究都停滞了。”（张恩慈：《我的传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93-94页）后文的思考更为深刻，谈及自己的专业，他说：“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般的哲学学派，而是为法律肯定的国家哲学和党的哲学，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单是这一点，要想繁荣哲学已是很不容易了，何况还有二十多年的‘左’的思想的禁锢，动不动就有‘修正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棍子打来呢！这就是说，要繁荣哲学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创造繁荣哲学的条件。哲学繁荣的条件有许多，其中最为基本的条件是学术研究自由。”（张恩慈：《哲学繁荣与学术自由》，《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8-9页）

　　但遗憾的是，以上两文篇幅过短，张老师的思考可以说只是稍有触及，点到为止，没有详尽地展开论述。除此而外，他在这方面没有留下更多正式发表的文字，那么，我就只能继续从与他交往的个人感受中进一步寻找答案了。

　　我是张老师的最后一个学生，我毕业后他就退休了。曲折的经历反而练就了他豁达、通透的胸襟和坦然面对生活的态度，更有宽广的眼光和敢于自我反思乃至“否定”的魄力。他没有沉浸在这本大部头《认识论原理》出版的荣耀中，更很少提及上世纪60年代他所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论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以及《认识与真理》的小册子翻译成几种外文，相反，他想将过去的这些“业绩”彻底忘掉——他选择不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书房中只保留了《二十四史》《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曾参加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但自己很少发言，主要听那些年在学界崭露头角、思想活跃、显现出不俗学术潜力和锋芒的青年学者们的讨论。在一次会议上，他对会长萧前教授建议：“以后开会我们就不要发言了，没有新东西讲什么呢？尽量让年轻人讲吧。”

　　他是很少向学生流露情感的，但我回去看他时，他说的两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次谈到北京学界的状况，他不再注视我，而是把目光转向夜幕下的窗外，停顿了一下后说：“我回不去了……”另一次，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我们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但从来没有到过他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多年后，我几次到特里尔，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每当我看完材料在布吕肯大街斜对面的广场边上等车回住地时，遥望那些耸立着的古罗马宫殿和巴洛克建筑，浏览风景如画的摩泽尔河畔风光，无限地感叹；在心里也一再回味起张老师那些话的深意和他晚年选择的价值——他是以自己的“无所作为”表达对以往的研究方式的反省。当我凭吊古迹、研读文献、与那些异邦同行相处的时候，产生出豁然开朗、内心充实和欣慰之感，于是想到张老师一辈子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宣传，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机会和幸运。但这不是他的遗憾，是这个古老民族、这个渴望而必须实现现代转型的国家的遗憾。

　　由于多种多样复杂的情形和考量，一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在其公开发表的东西中并不能得到完整体现，张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所谓“哲人沉思在书外”是也。但作为学生，除了学习老师的学术著述，要真正理解老师，还需要了解和体味他参与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真实的情形，特别是在遭遇挫折之后的复杂心境。离开老师之后，我无数次琢磨此事；特别是来京后遇到与他共过事或者做过他的学生且也已经进入老年的前辈，做过沟通和交流。更阴错阳差的是，我无意中沿着他走过的路进入专业领域——最终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学业，后来又来到他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同一个教研室任职。不同的是，我迄今为止还在这里“厮守”，而他在“成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98年版，第349、57页）之后却被永久调离，后陷入政治风暴，再后下放到我的故乡山西，直至去世一直待在那里。时耶运耶？幸耶不幸？我保留着他写给我的两封信，分别是在我博士毕业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和刚调入北大之后收到的，字里行间殷殷关照之情溢于言表，看淡功名之意通透苍凉。张老师的命运让我生发出这样的感叹：浩大的社会运动裹挟了无数睿智的生命，让他们被时尚和潮流所左右；而当时代转换之后，谁还会理会被抛弃在岸边的卵石子呢？

　　老师晚年是在寂寞、闲谈和无所事事中度过的，生命最后几年他甚至自甘大脑迟钝，叮嘱家人不要花钱治疗，甚至与师母相约：“我们能活到80岁就可以了！”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的一天，他知道我要回去看他，中午坚持不再睡觉；当时他已经无法与我交流，只是看着师母与我谈话，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流泪。作为学生，我习惯了他那侃侃而谈、爽朗大笑、有着处惊不变的坚毅性格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触及到老师心灵深处最柔软、也是最真实的部分。我蹲下身子，抚摸着他的手，陪他流泪，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理解张老师了！他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怎么处理理性与盲从、个体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倏忽间，张老师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深秋时节，我整理完他的旧著；聆听落叶絮语，内心充溢着作为弟子的哀思。老师生前可能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多年后他的书还会再版，今天谨将此书献给老师，祝他在天堂安好！我也把这部书献给当今学界中人，尤其是那些正在成长着的、我的学生辈的青年同行，希望他们通过这部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书了解我的老师那一代学者是如何理解、阐发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代际”意识的强化可能有助于他们领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传承和发展的复杂性、必要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