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尔罕布拉宫到大贝岛

　　■张英伦

　　对于每一个希望深入了解法国文学历史的人来说，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

　　在我撰写的《敬隐渔传》中就记载着这样一段史实：距今一个世纪以前，初到法国的中国青年文人敬隐渔就读里昂大学文科，主攻法国文学。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了以讴歌爱情和十字军东征著称的12世纪诗人科侬·德·贝图纳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名家的著作，在1926年3月19日写给自己的人生导师罗曼·罗兰的信中表示，他喜爱夏多布里昂的作品，而且感想颇多：

　　不过人们对我们谈论的主要是他的风格，而很少谈及他的思想。他在《勒内》中对忧郁和狂烈之爱的描写很出色，我很欣赏这本书。但从思想角度，我对他并不欣赏，因为他没有很多思想。我认为他只是在给基督教带上百合花图案而已。

　　和许多大诗人一样，夏多布里昂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理性至上的古典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把对大自然情景交融的讴歌引入文学，就像他在1791年发表的《田野之爱》中吟唱的：

　　绮丽的江河啊，循着你蜿蜒的流动，

　　我要独自欢快地攀登这平静的山峰，

　　你将会经常看到我，激动而又敏感，

　　停留在你的岸边，注目着你的奔腾。

　　情感的浪潮不仅激荡在他的诗歌里，而且强烈地充溢在他1802年发表的小说《勒内》中。主人公勒内不但与作者同名，也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父亲死后，他到处流浪却找不到慰藉。远游返乡后，他依然感到无名的痛苦，甚至想到自杀。为阻止他轻生，妹妹阿美莉前来陪伴，却很快就不堪烦恼，身心憔悴，退隐为修女。后来他得知，妹妹的消沉是因为对他产生了“罪恶的感情”。而他也禁不住爱上了妹妹。于是他自我放逐到美洲印第安人的纳切兹部落寻求解脱，却依旧没能找到幸福；相反，填补他内心空虚的是绝望。最后，救死扶伤的妹妹像圣女一样牺牲；而他也死于法国人和纳切兹人的争战。

　　“《勒内》中对忧郁和狂烈之爱的描写很出色，我很欣赏这本书。”这是敬隐渔的由衷感受。《勒内》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对人物在现实面前彷徨、苦恼、失望乃至绝望的渲染，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广大读者中影响深远，据雨果夫人阿黛尔·富歇记载，1816年，不满十五岁的雨果曾经放言：“不做夏多布里昂，我宁可一事无成。”

　　如果说1830年雨果的剧作《爱尔纳尼》首演时浪漫派和古典派的著名论战标志着这两个文学流派的决裂，那么最早对古典主义的陈腐主张发起冲击、为浪漫主义的到来做了思想准备的，正是夏多布里昂，他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当之无愧的先驱。

　　“他没有很多思想。我认为他只是在给基督教带上百合花图案而已。”百合花是法国波旁王朝的象征，天主教是这个王朝得以维系的重要信仰。敬隐渔这样概括夏多布里昂作品的思想内涵，可谓形象而又中肯。

　　夏多布里昂出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贵族世家。二十一岁那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793年，他加入了贵族逃亡英国的行列，因此免遭迫害；但他的弟弟让-巴蒂斯特在巴黎被处以绞刑，他的母亲和妻子在家乡被捕。这一切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浓厚的阴影。1800年他返回法国。19世纪上半叶，尽管法国政权频繁更迭，但他保王护教的立场没有根本变化。在担任国务大臣和驻外使节的同时，他继续写作，其政治态度，从他后期几部主要作品的标题就可见一斑：《殉道者,或基督教的胜利》（1809）、《从巴黎到耶路撒冷》（1811）、《摩西》（1811），以及《墓外回忆录》（1849-1850）。六十岁那年，他向圣马洛市政府申请在城外的大贝岛上修建墓地。1848年7月4日他去世后，就埋葬在那里。

　　我对夏多布里昂的关注始于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欧洲文学史课堂，授课的是闻家驷和赵隆勷两位教授。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期间，我又翻译了他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阿本塞拉契的奇遇》。

　　我在《敬隐渔传》中概括了自己对翻译的基本主张：“笔者也涉足译事。实践让我深深领会到忠实对于翻译者和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这忠实，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忠实地再现原著；再具体些，就是既要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含义，或曰形似，也要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或曰神似。译品达到神形兼备，才是真正登入了翻译艺术的奥堂。”

　　社科院外文所要求我们专心于研究，不提倡多做翻译。除了与人合译大仲马的长篇小说《玛尔戈王后》，参加《鲍狄埃诗选》的集体翻译，我只独力习译了四篇作品：埃米尔·左拉的《陪衬人》（1866）、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克兰比尔》（1901）、波里斯·维昂的《流光的泡沫》（1947）和夏多布里昂的《最后一个阿本塞拉契的奇遇》（1826）。选译这四篇作品，就是因为它们风格各异，我要通过它们的翻译“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含义，或曰形似，也要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或曰神似”，以锤炼我的译笔。

　　1866年《陪衬人》发表时，正值法国自然主义学派兴起。它主张写实，提倡写小人物，同情和反映劳苦大众。彼时二十六岁的左拉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对底层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和表现方法这时尚在形成之中，他在这篇小说中直抒胸臆，以嬉笑怒骂淋漓尽致的笔墨对资本主义的痈疽大加挞伐，有其必然。

　　法郎士的小说《克兰比尔》写一个卖菜小贩受到统治阶级的欺凌，同样饱含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充满对不公社会的愤懑，不过《陪衬人》的激烈热讽在这里变成了隐而不露的冷嘲，别有一种风味。

　　《流光的泡沫》则是通过一个日常流水般平淡无奇的故事表现一对青年的悲惨爱情，文字高度生活化，成为习惯了“文学语言”的译者的重任和难题。

　　《最后一个阿本塞拉契的奇遇》是夏多布里昂1807年4月游览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格拉纳达城的阿尔罕布拉宫的产物。在夏多布里昂为数不多的虚构性作品中，这篇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颇有特点，对我了解这位浪漫派大师有着关键的意义。

　　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古代就已有之。从公元711年起，伊斯兰势力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了广大的安达卢西亚地区。但西班牙伊比利亚人“光复”天主教的战斗从未停止，1492年终于击败占据格拉纳达的阿拉伯摩尔人政权，将后者逐出半岛。

　　小说就从这个阿拉伯摩尔人王朝的最后覆灭写起：

　　格拉纳达最后一位国王阿布·阿卜杜拉被迫放弃世代相传的王国，逃至帕杜尔山顶才止步稍歇。凭高远眺，前面是大海，这不幸的君主就要在那里登船亡命非洲；再回首，格拉纳达、拉维加平原和赫尼尔河依然在目，斐迪南和伊莎贝尔联军的营帐就林立在河边。凝眸这大好河山和翠柏点缀的穆斯林陵园，阿布·阿卜杜拉不禁声泪俱下。见此情景，同昔日朝臣一起伴他逃亡的母后伊克萨对他说：“你生为堂堂男儿既然未能保住这江山社稷，现在，就像个弱女子一样为它哭泣吧！”说罢，一行人走下山，格拉纳达便永远从他们的视野里消逝。

　　不过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这位不争气的末代国君，而是格拉纳达摩尔人王朝阿本塞拉契大家族的最后一个孤儿，名叫伊本·哈迈特。这个家族和亡国之君一起被逐回非洲，既不能在沙漠里再投枪射箭，便发挥当年征战时自我疗伤的本事，研究草药，但这一切都难解思乡之苦；格拉纳达旧王朝陷落二十四年后，二十二岁的伊本·哈迈特踏上故土。他在格拉纳达寻找先人的遗迹，迷了路，在阿尔罕布拉宫旁的一个村庄里遇到美貌的西班牙姑娘、虔诚的天主教徒堂娜·布兰卡。二人一见钟情，却因宗教信仰对立和家族血海深仇而难成眷属。何去何从？他让心爱的姑娘决定他的命运。她要他“回沙漠去”，他便义无反顾，一去无踪。但是——

　　从通向迦太基废墟的那个门走出突尼斯城，可以看到一个陵园，在这陵园的一角，一棵棕榈树下，有人指着一个坟头告诉我，这就是最后一个阿本塞拉契的坟墓。它毫无引人注意之处。墓石通体平滑，只是按照摩尔人的习俗，在这墓石中央用剪刀轻轻挖了一个小坑，雨水聚集在这墓石的杯盏深处，在灼热的天气里，用来为天上的鸟儿解渴。

　　作家以挽歌的形式开头，以凄楚的惨景结尾，通篇文字典雅，语调悲怆；我的译文在遣词造句上也尽力再现出适度的文雅和哀伤。前述三篇译文，我在国内时都已择机发表，唯有这篇因情调凄婉低沉、相对少见，我便将译稿随身带到了法国，继续不断地揣摩。

　　我主编过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1979），又撰写了《大仲马传》《莫泊桑传》和《雨果传》（1980-1987），一向重视作家生平与其创作的联系，为探寻夏多布里昂的阿尔罕布拉宫之旅和他写作《最后一个阿本塞拉契的奇遇》的内在关联，1994年8月，我趁着羁旅欧洲之便，踏上了他当年的旅途。

　　格拉纳达城建在内华达山脚的几个丘陵上。阿拉伯摩尔人的王国虽然不复存在，但是传统的白墙红顶的房舍依然布满山坡，犹如绽开的石榴。格拉纳达，西班牙文Granada，就是“石榴”之意。我整个下午都在城内寻觅，也难以确定阿本塞拉契家族当年的府邸。第二天，我一早就进入不远的阿尔罕布拉宫。宫墙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雄视格拉纳达城的堡垒群，继而便是最后几个摩尔国王生活理政的宫殿群。小说中写到的雄狮院是阿拉伯摩尔建筑艺术的瑰宝。阿拉伯摩尔人的建筑装饰图案素以工整、对称和细腻闻名，雄狮院的建筑装饰却以其像蜂窝般复杂、变化和奇诡，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傍晚，我特地去了与阿尔罕布拉宫相邻的一个山坡上的著名阿拉伯居民区阿尔巴依兴。伊本·哈迈特就是在这里遇到他心爱的西班牙姑娘，尽管我知道那是夏多布里昂虚构的故事。天主教“光复”后阿尔巴依兴遭到了破坏，许多清真寺被天主教堂取代。但是，迷宫般曲折回环的街道仍充满阿拉伯摩尔人的气息。一个大门伴着铃声打开，出来一个十五岁左右的阿拉伯女孩。

　　“你好，”我无意间用法语问候她。

　　“你好，”她也同样回答我。在这个旅游胜地，各种语言的“你好”都通行无阻。

　　“你叫什么名字？”

　　“吉娜。”多么悦耳的阿拉伯女孩的名字！

　　“你，中国人？”她反问我。我惊讶她居然知道这个万里之外的东方国家，因为我还沉浸在最后一个阿本塞拉契的奇遇中。

　　晚上看弗拉明戈表演。演员是四个年轻姑娘和四个小伙子，舞姿洒脱豪放。几乎没有布景，也没有乐队伴奏，只有一个嗓音洪亮的中年男演员敲着手鼓为他们清唱。弗拉明戈起源于吉普赛文化，与多种文明交融，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但是这一晚，萦绕在我脑海的却更多的是一种伤感与悲愤交织的亡国之音。

　　回到旅馆，隔窗遥望沉睡在黑暗中的阿尔罕布拉宫，我浮想联翩。我显然无法确知阿尔罕布拉之旅如何让夏多布里昂有感而发，挥洒出《最后一个阿本塞拉契的奇遇》，但我坚信文学作品都是现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摩尔故宫之旅在以保王护教自命的夏多布里昂心中引起的共鸣定然特别强烈，以致他没有片言只语对伊斯兰故朝的非议，反而以同情的笔调为其大唱挽歌；他把摩尔后人和基督信女之间的爱情写得那么动人，又那么无解，恰是作家本人身处动荡的法国政治漩涡、不见出路的悲观绝望的真情流露。

　　重访了为夏多布里昂的创作提供灵感的阿尔罕布拉宫，为了再觅得一个支点，连成勾勒这位文学巨匠心理路程的更完整的线条，我一直惦念着造访他出生和埋身的地方——圣马洛和大贝岛。2024年3月的一个周末，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位于布列塔尼大区伊勒—维莱纳省、面向大西洋拉芒什海峡的圣马洛，是一个重要的海港，也是一个旅游胜地。潮起潮落，它每天经历四次大海的起伏。除了每日有规律的潮汐，这里还偶有大潮来临，近几年最高的一次潮差达到十四米！走下城外的海滩，游人会首先面临醒目的标牌：当心潮水变化，以免落入大海的陷阱。但是警示牌挡不住四面八方前来赶潮的好奇者。

　　我们星期六上午驱车出发，直奔距巴黎四百余公里的圣马洛。不过我们不是去赶潮，而是出于对法国文学巨匠夏多布里昂的景仰。

　　车抵圣马洛已近黄昏，我们便住进旅馆。店家得知我们要参观大贝岛的夏多布里昂墓地，建议我们趁第二天上午十点十九分的低潮前往。旅馆隔着一条内环路就是著名军事建筑工程师德·沃邦侯爵设计的坚固城墙，夜间的大海高潮澎湃，浪头越过城墙猛敲我卧室的玻璃窗，让我无法入眠，一直在设想大贝岛高潮时该是如何怒涛汹涌！

　　大贝岛离圣马洛城墙最近处五百余米，低潮时露出滩涂，从一条水泥路可以直达。岛上无人居住也没有房屋，一眼就看到夏多布里昂墓坐落在岛的西端紧邻大海的一块高地上。墓石和树立其上的十字架都是用海蓝色的花岗岩建造。据说坟墓原来由新哥特风格的铁艺栏杆围绕，1944年盟军登陆时栏杆被一颗炮弹损坏，改换成现在的十个灰色花岗岩石礅，保护着墓的两侧和后方，而墓的前面向大海敞开，以便诗人能够像在《墓外回忆录》里所说：“让涛声伴我入眠。”遵照作家的愿望，墓地内外都没有墓主的姓名，虽然人们都知道这里埋葬着《勒内》的作者，也是为凭吊这位文学大师而来。我站在坟墓紧邻大海的前沿，时值低潮，无垠的海面上仍然传来阵阵令人觫然的涛声；海风不兴，仍然夹着凉意频频掀动我的皮衣。我围着坟墓肃穆地绕行几周，然后来到高地后侧，只见一块牌子上写着：“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希望安卧在这里，倾听风和浪。过客啊，请尊重他最后的愿望。”我无法想象逝去的诗人能够在这里倾听风和浪。但是我想，富有浪漫情怀但却无法与时俱进的夏多布里昂，在这远离人世而又任随风吹浪打的地方为自己选择一个归宿，并非偶然。

　　我们没有等待预告下次高潮的号角吹响就踏上归途。我们特意在圣马洛城内的卡西诺街心公园旁留步，因为鲜花丛中矗立着夏多布里昂的雕像。由他开启的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多姿多彩，震响着以维克多·雨果为首的时代先锋的强音，也弥漫着以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为代表的感染了冷峻、沮丧、倦怠和“世纪病”的消极情绪。可是尽管时代变迁，人们始终纪念着这位文学先驱。1881年，在这座花园里树立起一座铜铸的夏多布里昂纪念像。1942年，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容不下这位法国文学伟人，把铜像推倒。我们看到的是1948年二战胜利后重新建立的石雕。

　　此时此刻，我不禁联想到维克多·雨果。青少年的雨果曾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持有保王主义的政治立场；夏多布里昂掀起的情感浪涛给了雨果那么强烈的激励。但是，后来雨果毅然和这位浪漫主义先行者分道扬镳，走出自己别样的壮丽人生。1827年，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声讨古典的“三一律”，为文艺表现现实大声疾呼；1830年，他的《爱尔纳尼》首演，掀起浪漫派和古典派的论战；1848年革命时他走上街垒；拿破仑第三称帝后他与之势不两立，多年流亡国外；1861年，他强烈谴责法兰西和英吉利“两个强盗”劫掠圆明园的暴行；1876年，他呼吁大赦巴黎公社社员；1883年，他在一份追加遗嘱中“希望用穷人的送葬马车把我的灵柩送到墓地”。他于1885年5月22日去世；6月1日，在巴黎凯旋门下为他举行了国葬，百万人为他夹道送行，把他送进伟人祠，永受历史的感念和敬仰。

　　反思孤卧海岛的夏多布里昂，这位少年雨果曾经高度崇拜的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者，他有着不平凡的才华和勇气，最早冲破古典主义文学的藩篱，发出浪漫主义的先声；他留下一份不失特色的文学遗产，高耸的纪念雕像会长久地纪念他的文学贡献。但是，他为法国文学史增添了一些散放异彩的篇章，也给人们留下一些可贵的启示，对那些卓有才华的作家的人生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作深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