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系”到“控制”：唐代藩镇问题的新探索

　　■本报记者  陈菁霞

　　2025年8月，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的著作《藩镇与唐代政治》（凤凰出版社）出版。令他意外的是，这部在当年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50万字学术专业“巨著”，在图书市场和读者口碑两方面都收获颇丰。2025年年底，该书入选《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而在出版一个月之后，该书即开始加印，截至目前已售出5000册。

　　1984年，孟彦弘从山西晋城矿务局子弟学校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和硕士期间跟随敦煌学专家沙知先生研习中古历史，硕士学位论文集中探讨宣武军的作用及中央朝廷对宣武军的控制；对唐代藩镇问题的兴趣或可溯源于此。延续这一研究路向，后来他在《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提出，“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关系乃理解藩镇问题的关键。硕士毕业，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师从史学名家宁可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在宣武军研究的基础上，孟彦弘完成博士论文《藩镇与中唐政治》（当时限于时间精力，只做到中唐）。毕业后在社科院工作的数年里，他参加过陈高华主持的《元典章》读书班、罗新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主持的吴简读书班，并先后参与整理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随吴玉贵修订《隋书》的点校，跟着荣新江、王振芬、孟宪实等人整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关于唐代藩镇问题的研究迟迟未能及时完成，直至31年后，才出版其集大成之作《藩镇与唐代政治》。

　　与以往侧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不同，孟著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抓住“控制”这一实质问题，重点探讨了从安史之乱到元和平定淮西、淄青这65年间，朝廷如何恢复秩序、实现对大多数藩镇的有效控制，以及为何最终未能控制河朔三镇。在书中，孟彦弘以“控制”为主线，提出“地方军人集团”“军政合一体制”“河朔化”等概念，为理解中古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核心概念，对“藩镇割据”的时段、河北地区的特殊性、“唐亡于藩镇”等传统定论进行质疑和修正，推动了认知的深化。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认识，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想法，不难，难的是，如何论证；发现一个可以作文章的点，似乎不算太难，难的是，从哪个角度，如何提出问题。”对孟彦弘来说，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向学界和读者展示自己30年来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的学术成果，也是为了完成妻子临终前的心愿。借新著出版之机，本报就唐代藩镇相关问题采访了孟彦弘。

　　由“关系”转向“控制”：

　　藩镇研究的新视角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研究中，您将分析藩镇问题的核心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转向了“控制”。在您看来，这一视角的转换，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唐后期的政治困局与运行逻辑？

　　孟彦弘：“关系”是个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权力，是控制。这里所说的“地方”，是拥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藩镇。中央如果能有效控制这些藩镇，藩镇就能为中央所用，发挥其作为国家军队的职能，起到维护中央权威的作用；如果不能控制，就成为游离的力量，甚至跋扈、反抗中央。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把安史之乱以及此后的藩镇问题，从描述“关系”（什么时候、哪些藩镇跋扈或割据），转变成探讨中央是怎么一步一步稳定住局面，实现对藩镇的控制的，以及为什么始终未能对安史馀部控制的河朔三镇实现控制。这就使唐后期藩镇问题的讨论，能更加具体、更为深入一些，我们的认识、分析和解释也能更有说明力一些。比如，由控制出发，我们就发现朝廷对藩镇的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全面控制，特别是要彻底解决安史馀部控制的河北，变成“放弃河北、控制其馀”。这一政策就是在朝廷与河朔藩镇的征战、与其他藩镇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是由哪个皇帝高瞻远瞩、天纵英武，凭空在顶层设计出来的。

　　我们对藩镇问题的认识，虽然从“关系”转为“控制”，却是建立在此前以“关系”为视角的研究成果之上。没有此前像王寿南指出的并不是所有时间、所有藩镇都在跟中央跋扈，没有张国刚的藩镇分类，没有许多学者对藩镇的个案研究，我们也很难从控制入手，对唐后期的藩镇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梳理，勾勒出这样比较清晰的线索，展示出这样一幅比较完整的画面。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将安史之乱后约65年定为“藩镇问题”形成与解决的关键期。为何是这65年？元和末期之后，“藩镇问题”在朝廷的议程中为何逐渐“边缘化”了？

　　孟彦弘：安史起兵，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在潼关对峙半年之后，潼关失守，唐玄宗逃往剑南（今四川），太子（即日后的唐肃宗）逃往西北灵武（今宁夏），各地一时没有了朝廷的消息。这是唐王朝建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时，摆在朝廷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平定安史之乱。

　　经过七八年的征战（755-763年），以李唐朝廷承认安史馀部在河北实行“高度自治”（即所谓“河朔故事”）、安史馀部承认李唐朝廷为中央政府（即所谓“奉其正朔”）为前提，双方暂时结束了公开的武力对抗。所以，安史之乱，不是被朝廷用武力平定了，而是双方在某种协议下结束了。

　　公开的武装冲突虽然结束了，但一则安史馀部控制的河北周围需要部署军队，防范其再一次起兵南下（安史之乱期间，朝廷组织反攻，收复了两京，把安史军队压回到了河北，但相州之战后，史思明兼并安庆绪，又起兵南下）。二则李唐朝廷在关中，需得到江淮财赋的支持，这就要保障运送江淮财赋的运河的畅通，于是在运河沿线也需要驻守军队。统领这些军队的，就是所谓内地的藩镇，这些藩镇是安史之乱以前所没有的，是在与安史作战的过程中逐渐组建、形成的。因为时处战乱中，又拥有重兵，他们对朝廷就不会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如何加强对这些藩镇的控制，恢复被安史打乱的政治秩序，就成为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的政治课题。

　　763-819年，经过代宗、德宗，特别是宪宗朝的努力，以平定淮西（817年）和平定淄青（819年）为标志，朝廷终于实现了对河朔三镇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完全控制。在这之后，中央对藩镇的控制没有出过大的问题；对朝廷来说，也不认为藩镇控制还是个“问题”了。不是说，藩镇问题被边缘化了，而是在朝廷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河朔化”和“地方军人集团”掌控下的“军人政治”

　　中华读书报：“河朔化”是您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在您的藩镇研究中，“河朔化”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签，更是一种权力模式的扩散。能否请您谈谈，这一模式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朝廷在应对“淮西”“淄青”等藩镇时，最警惕的是它们出现哪些“河朔化”特征？

　　孟彦弘：“河朔化”这个词，学界此前就已经在使用，只是没有赋予它特定的或者明确的政治意涵，谈的只是要“向河朔学习”或“变成河朔”这样的表象。我是对这个词赋予了它特定、明确的政治意义——用它来表示“军人政治”。我认为“河朔故事”的实质，对李唐朝廷而言，是河朔的高度自治；对安史馀部在其控制的河朔地区所实行的政治形态来说，是军人政治，而不再是文治政府。

　　淮西、淄青，对节度使来说，是要向安史馀部所控制的河朔学习，即所谓“河朔化”，像河朔那样实现高度自治。这当然是朝廷所不愿意看到的。但这两个藩镇，并不是建立之初就要“河朔化”，与中央对抗。是朝廷与河北的征战，逐渐刺激了他们对朝廷的跋扈之心。淄青的军队，原来在今河北卢龙一带，是对抗安史的；力量不济，才不得不渡过今渤海湾，撤到今山东北部，仍与安史作战。淮西，李忠臣任节度使十五六年间，是“一心向唐”的；部将李希烈发动兵变，控制淮西后，也没有立刻跋扈，他是在看到德宗用兵河北，战事陷入胶着时，野心才被“激发”出来，乃至于称帝建国。淮西、淄青实现了“河朔化”，朝廷完全没有能力干涉这两个藩镇的节度使的任用。所以朝廷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诉诸武力，彻底征服。但这也是淄青、淮西与河朔不同的地方。朝廷没有力量来用武力来彻底征服河朔。

　　淄青、淮西实现了“河朔化”，当然是朝廷不愿看到的。也正因为此，对其他部署在河北周边、运河沿线的拥兵藩镇，朝廷就十分警惕。如果这些藩镇都像淮西、淄青那样，实现了河朔化，朝廷对全国的控制就会大为削弱，那到不了黄巢起事，李唐朝廷可能就会变成局促于关中一隅的众多藩镇之一了。所以，朝廷才会竭其所能，全力遏制像汴宋（宣武）、徐泗濠（武宁）、泽潞（昭义）的河朔化。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深入论述了“军队地方化”催生“地方军人集团”的过程。在您看来，“地方军人集团”的利益如何塑造了藩镇的行为逻辑？这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上，节度使本人也受制于这种“地方性”力量？

　　孟彦弘：军队地方化的苗头，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出现了。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也许当这个问题逐渐显露时，朝廷会采取种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此前朝廷主动放弃府兵制，逐渐建立起节度使兵制那样。正是这种新的兵制，允许士兵家属随军，军人的驻守地又大致固定，这就是军队地方化的苗头。在与安史作战的过程中，这个问题被“固化”了。组建一支军队，要有大致固定的防区，为了保障对这支军队的供给，就让节度使统辖这个区域的若干州县。久而久之，就变成由当地人当兵、用当地的财赋来供养的军队；同时，为保证兵源，又鼓励军人父兄子弟从军，这就使军队具有了相当的世袭色彩。军人又通过姻亲等种种方式，盘根错节，形成共同的利益和认同，自然就形成了“地方军人集团”。当地社会也会把他们视作一个特殊的群体。

　　军人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利益，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介入到当地日常的政治生活，以至于把持当地政治，形成所谓“军人政治”。最突出的表现，一是对节度使人选的干预和控制，像河朔三镇，节度使其实是地方军人集团的代理人。二是对州县日常政事的干预，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我在书中引用的孙樵谈汴宋的情况，“国家设州县官以治平民，岂以属之军乎”，他要求“使系狱者不得治于军门……使军自军、州县自州县，无相夺也”——汴宋还是没有真正实现“河朔化”的藩镇，地方军人对州县事务的干预已到这样的程度。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那时军人政治，与现代的军人政治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有认同，有政治利益，但没有像军事民主这样的程序，也没有明确的党团派系组织，平时基本是“群体无意识”，只有在特定情势下，才被激发出来，所以他们的政治诉求大多是通过临事哗变的形式来实现的。

　　地方军人集团形成之后，他们与节度使之间就会形成张力——他们会把节度使视作本集团的代理人。如果节度使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发动兵变，逼走、驱逐乃至诛杀节度使。最典型的，就是安史馀部控制的河朔三镇。因此，我用“河朔化”来表示河朔以外的军人集团追求实现军人政治的企图。

　　史事与学术逻辑：重审历史叙事

　　中华读书报：您对用“河北胡化”来解释河朔割据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批评。在您的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制度性或社会性证据表明，权力结构失衡比文化差异更为根本？

　　孟彦弘：“河北胡化”是陈寅恪提出来的。他是想用这个概括来解释河北为什么会发生安史之乱、为什么安史馀部会长期控制河北并实现高度自治。我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是个偶然事件——在安禄山起兵以前，节度使的任期大都只有二三年、三四年，只有安禄山任职时间最长。如果安禄山也像其他节度使一样按期离任，他能不能成功筹划起兵反唐，就是个疑问。久任刺激了他的野心，才让他有机会利用种种手段（比如他的宗教信仰）提高他在军中的威望，培植自己的势力。

　　“河朔故事”的达成，也是因为唐王朝没有军事实力彻底打败安史馀部。安史馀部长期控制河北，也是因为唐朝廷没有力量对他们实现武力征服。朝廷要有这样的军事实力，决不会允许他们长期高度自治。其实，已经有学者利用墓志等材料，证明了河北地区在安史乱后，仍然是讲孔孟之道的，在文化面貌上与李唐控制的地区，并没有实质性的天壤之别。我们也可以用唐前期的事例反过来说明这一点。唐朝在有力量的时候，控制了西域（今天新疆以及以西）；西域地区的胡人数量一定要比河北要多、“胡化”程度也一定比河北为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朝廷一样能有效控制西域。所以，关键是权力、是控制，是有没有实力来控制，而不是所谓的“胡化”。中国历史上的事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操蒙古语的蒙元就统一了中国，操满语的满族也统一了中国。文化差异与政治控制，是既相关、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问题。不是文化差异就必然导致政治的分裂，也不是文化相同，就必然会导致政治统一。比如满清南下，圈地、逃人、剃头，还动辄屠城，很惨酷，也激起了民众的激烈抵抗，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征服。所以，用河北“胡化”来解释安史之乱以及河朔三镇的长期自治，与其说是一个史事的问题，不如说是个学术逻辑问题。

　　中华读书报：在历史进程中，您特别强调“窗口期”和“偶然性”。例如，田弘正归唐带来的机遇。在您看来，唐廷未能充分利用这些“窗口”的深层制度原因是什么？

　　孟彦弘：研究历史，我们是已经知道了结局或结果。有人就调侃，“在老牌的历史学家眼里，发生的都是必然的”。我们强调窗口期、偶然性，就是想具体勾勒出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种种的偶然性，不是说必然就会这样。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像爬山，在每个叉路口，我们都可选择；你选择了某一个出口，就是选择了某一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走，就意味着你离叉路口的其他方向越来越远。但当我们爬到终点，把原来可以选择的点联成线再看，就又会显示出某种“必然”——我们就是要研究，站在那些叉路口，是怎么做出选择的？为什么会这么选？是怎么通过一次次的带有偶然性的选择，最后走到这个终点的？

　　一些问题的解决，大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窗口期”。如果抓住这个窗口期，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了；错过了窗口期，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历史是具体的、丰富的、生动的。比如朝廷平定淄青。淄青跟河朔不一样，所以它总想要“河朔化”，事实上它也一度实现了河朔化。朝廷在817年平定淮西之后，就用兵淄青。这时，跟它相邻的河朔三镇之一魏博的节度使田弘正，在政治立场上“一心向唐”。在朝廷用兵淄青时，田弘正在杨柳渡过黄河，在距淄青节度使驻在地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给淄青造成很大的压力。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其兵马使刘悟领大兵迎阻，结果刘悟在田弘正的配合下，反戈一击攻入郓州，杀了李师道。刘悟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淄青节度使，结果朝廷命他离开淄青。如果田弘正不“一心向唐”，魏博很可能会像以前那样消极出兵，甚至为淄青开脱；没有田弘正的大军压境，刘悟也不会那么轻意接受调离，淄青也不会那么容易被一分为三，为朝廷完全控制。如果在田弘正死后用兵，淄青会不会被彻底平定、会不会那么顺利（顺利得具有戏剧性），我想是有疑问的。

　　在唐王朝恢复秩序的这六十多年中，对具体事件的处置，唐廷虽也不时有昏招臭棋，但大体还是比较充分地利用了所谓的偶然性和窗口期，否则，就不太可能解决“藩镇问题”。

　　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历史

　　中华读书报：在研究方法上，您提倡政治史研究应“贴着史事走”。在分析“刘展之乱”“来瑱事件”这类复杂个案时，这种方法如何帮助您避免简单的忠奸评判，而揭示出朝廷控制力下降与决策失当之间的恶性循环？

　　孟彦弘：研究历史，我们是已经知道了结局，所以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个结局视作必然。我们虽然意识到了这并不可取，但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摆脱这一无形的束缚呢？我想，“贴着史事走”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特别是作政治史的分析，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到细节中，我们才可能看到这个过程中种种的可能性。一切归于必然，往往是把复杂的历史给简单化了。许多所谓宏大叙事，就是这种把复杂、丰富的历史简单化的结果。

　　研究历史，不仅仅是要尽可能恢复历史；我们是通过恢复历史，来理解和认识历史。所以，专业的历史学者，通过辨析材料，勾勒线索，来恢复自己认为的“历史原貌”；与此同时，就是解释，解释就是理解。我们应该少作评价，特别是道德评判。不管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已经是这样了。我们想要知道，怎么成了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

　　专业的历史学者，应该“置身事外”，要尽可能把自己当成旁观者、当成第三者。比如，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的游牧部族，长期有对抗、有交往、有融合，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来讨论、认识历史。我们不能本着为了“证明什么”的目的来研究历史。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历史。

　　刘展、来瑱这两起事件，都说明在当时与安史的征战中，朝廷对握兵军将的控制力非常弱。这些握兵之将，也凭恃自己手里有兵，对中央朝廷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甚至想游离于中央的控制，这又让朝廷更加猜忌这些握兵军将，以至于在无力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想出一些下三烂的昏招、臭棋。

　　中华读书报：在“贴着史事走”的过程中，您如何对待和处理正史中可能存在的官方叙事偏见？能否举例谈谈，您是如何从不同记载的缝隙中寻找更接近历史现场的理解？

　　孟彦弘：近年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历史叙述”很引人注意，就是要注意这些史书为什么会这么说。史书不能简单地用作史料。史书在编撰时，编纂者都面临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这样的问题，掺杂着道听途说、想像、杜撰甚至歪曲，这体现的就是他们的立场、倾向、顾忌。官方叙事有这样的问题，私人笔记野史也有这样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史料进行评估、鉴别。

　　比如，在结束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是仆固怀恩代表朝廷进入河北，接受安史馀部的“投降”。当时不少人和史书都认为仆固故意“养贼自重”，安史馀部表示投降了，却让他们官复原职。到现在，仍有不少研究者持这样的看法。我们通过对安史之乱期间，朝廷与安史力量的对比，通过对朝廷当时面临的其他政治问题，可以说明安史馀部的有生力量并没有受到削弱，仆固进入河北，也没有受到有效的抵抗。所以我们指出这是在双方达成协议（即所谓“河朔故事”）的前提下，结束了公开的武力对抗，绝不是仆固出于一己私利的故意放纵。“养贼自重”的叙事，是为了粉饰唐王朝无力“平定”而是“结束”安史之乱这一事实。

　　再如前面所说的“河北再叛”的问题。史书上都说这是因为宪宗的继任者唐穆宗及其宰相处置不当所致。有不少现代学者也根据史书的这些记载，持大致相同的认识。其实，所谓归顺，只能是暂时的，是表象，这些军人集团的实力并未受到丝毫的损伤，怎么可能俯首听命呢？一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重新控制节度使的任用，维护其军人政治的现状。

　　中华读书报：最后想问问您，关于唐代藩镇乃至中古国家形态的研究，您认为还有哪些值得开拓的领域或亟待突破的瓶颈？

　　孟彦弘：古代史的研究，更多是个人行为。选什么样的题目进行研究，更多是研究者个人的兴趣。这跟自然科学“联合攻关”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值得研究的，别人可能不觉得；相反，他们觉得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我可能觉得没多大意思。有很多所谓的重要课题，可能因为关注的人比较多，有人就不太想再投身其中，去凑热闹了，反倒想另辟蹊径。所以，我们看研究史或学术史，大家都关注的所谓热点，一直在变。选题就是要多元，要“百花齐放”，大家都把研究精力集中在一朵花或几朵花上，这个花园大概也就没啥看头了。对研究者来说，要扬长避短，选适合自己、自己也有兴趣的问题来研究。

　　当然，就问题的研究而言，从学术上说，确实也有重要与不太重要的区别；有些研究的难度要大一些、门槛要高一些，有些则比较容易一些。比如，我核对《全唐文》的来源，就比较简单，虽然很花功夫。

　　中古国家形态的问题，我没有想过。现在有不少人动辙谈古代国家治理，我就不大认同。古代的王朝国家，我想只要能收上来税、能征发力役，边地不侵扰、民众不造反，就可以了。他们既没有GDP的压力，也不需要对谁负责，更不需要制定社会发展的规划，能谈得上“治理”吗？充其量就是统治、控制。

　　唐朝的藩镇问题，如果可能，我倒是想继续做到960年，北宋建立、五代十国大致结束为止。但能不能深入，能不能“有话说”，也不敢肯定。特别是从820至875年黄巢变起，藩镇问题不成其为“问题”的近六十年。从黄巢变起到北宋建立，怎么从藩镇的角度来审视，也许得换一种“逻辑”来思考。应该用什么逻辑，我还没想通。也许看着看着材料，觉得无话可说，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