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取经：玄奘那些被忽略的历史贡献
提及玄奘，中国人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的故事。“唐僧”这个艺术形象深入人心，却也在无形中遮蔽了他的原型人物——玄奘的真实面貌。长久以来，大众对玄奘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取经僧人”的标签上，而忽略了他在翻译事业、佛教中国化、文化交流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深远影响。我也是在读到《玄奘全集》与《玄奘的丝绸之路》这两部著作时，才惊觉这位千年前的行者，竟是如此一位集孤勇、智慧与文化担当于一身的“中国脊梁”。
我对玄奘的认知转变，始于《玄奘全集》。这部53册、2073万字的巨著，由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汉文大藏经研究院院长韩欣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年推出。全集首次系统整理了玄奘的全部文献：从他主持翻译的75部佛教经论，到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从弟子笔录的口义、后世学人的学说评述，到敦煌残卷中的玄奘诗作，乃至他呈给朝廷的奏表启札。韩欣耗时十余年，以《乾隆大藏经》为底本，参校八种大藏经，采用现代标点分段，为学界和普通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文本。通过这套巨著我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的玄奘。
在翻阅《玄奘全集》期间，我又读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5年出版的新书《玄奘的丝绸之路》。这是一部由历史学者撰写的人物传记，作者邢耀龙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用文学化的笔触还原了玄奘的生命轨迹：他在莫贺延碛沙漠中五天四夜滴水未进的绝望，在高昌国绝食明志的决绝，在那烂陀寺与印度论师唇枪舌剑的智慧……这些细节让玄奘从历史典籍中的符号，变成了有血有肉的行者。通过这本传记我看到的是一个令人心生敬惜、真实温暖的玄奘。
在阅读《玄奘全集》和《玄奘的丝绸之路》时我不断思索，后又有机会与《玄奘全集》的主编韩欣进行多次深入交流，逐渐地，玄奘的形象和故事在我的脑海中愈加清晰、丰满和高大起来——他的贡献远不止“取经”一事，他是舍身求法的孤勇者，是中国翻译事业的奠基者，是佛教中国化的推动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摆渡者，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播种者。
舍身求法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提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尽管鲁迅在这里没有说出“舍身求法”的人是谁，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脊梁”中，一定包括玄奘。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生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一个官宦世家。父亲陈慧曾是隋朝江陵县令，为官清廉，后因厌倦官场纷争，辞官回乡隐居，潜心儒学。母亲宋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玄奘自幼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他跟随父亲诵读经书，熟读经典。
然而，命运在他十岁那年急转直下。父亲突然病逝，家道中落，年幼的玄奘随二哥长捷法师前往洛阳净土寺。初入佛门的玄奘，很快被佛法的深邃所吸引。十三岁时，隋炀帝派官员到洛阳选拔僧人，名额有限，玄奘因年龄不足本不符合条件，却因一句“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回答，被考官破格录取。自此，他正式剃度为僧，法名玄奘。
出家后的玄奘并未安于现状。他遍访名师，先后师从景法师学习《涅槃经》、严法师学习《摄大乘论》，又到长安、成都等地游学，对佛教经典的理解日益精深。但随着学识增长，一个巨大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当时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因译者水平参差、语言隔阂，同一部经文往往有多个译本，教义相互矛盾，流派纷争不断。例如《金刚经》南北朝时期就有六种译本，且内容差异极大；《心经》的译本更是多达十余种，让人莫衷一是。
玄奘意识到，若想彻底弄清佛教教理，必须从源头入手——直接到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求取原典。公元626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僧人联名上书唐太宗，请求允许西行求法。然而，此时唐朝刚刚经历玄武门之变，边境局势紧张，朝廷严禁百姓私自出境。上书石沉大海，同行者纷纷退缩，唯有玄奘初心不改。次年，关中遭遇严重饥荒，朝廷允许百姓外出觅食。玄奘抓住机会，混入灾民队伍，悄悄离开了长安。漫漫西行极端艰险，他时常想起出发时的誓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更坚定了“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的决心。
玄奘的西行之路，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旅行之一。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他先后经历了“四难”：
第一难：凉州受阻。玄奘行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当地都督李大亮得知他私自出境，立即下令抓捕。危急时刻，凉州慧威法师派两名弟子暗中护送他连夜西行。
第二难：瓜州遇险。抵达瓜州（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后，抓捕玄奘的公文已送达。幸遇州吏李昌崇信佛法，私自毁坏文书，让玄奘早行。然而，慧威法师派来的两名弟子不堪远行，在玄奘正愁无人引渡玉门关之际，胡人石磐陀拜为弟子，愿意相送，并送给他一匹识途瘦老马。然而，行至玉门关外的葫芦河时，石磐陀因畏惧法律制裁，竟拔刀威胁玄奘返回，玄奘诵念佛经，绝不退缩。石磐陀害怕玄奘被抓牵连自己，玄奘发重誓后他才离开，留下玄奘独自前行。
第三难：莫贺延碛迷途。从瓜州向西，便是八百里莫贺延碛大沙漠（今新疆罗布泊沙漠）。这里黄沙漫天，水源断绝。玄奘牵着瘦老马走入沙漠，很快迷失方向，历时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几近昏厥，终于发现一片绿洲——野马泉。
第四难：高昌国绝食明志。走出沙漠后，玄奘抵达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国王麴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听闻玄奘到来，立即将他迎入宫中，盛情款待。麴文泰希望玄奘留下担任国师，但玄奘坚决不从，开始绝食，连续三日水米未进。麴文泰大为震惊，跪求他进食，玄奘这才勉强答应留下讲经一个月，与麴文泰结为兄弟。临别时，麴文泰赠送他财物、马匹等，还写信给沿途各国国王，请求他们给予玄奘保护。
历经四年跋涉，玄奘终于在公元631年抵达天竺。此时的天竺正值戒日王统治时期，佛教文化繁荣。玄奘先是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学习两年，遍览当地佛经，后又到中印度那烂陀寺——当时印度最高佛教学府，师从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
在那烂陀寺，玄奘的才华震惊了整个印度佛教界。一位顺世外道的婆罗门在那烂陀寺门口张贴了四十条论点，并扬言如有人能驳倒其中一条，即以头谢罪。一连几天那烂陀寺都无人应战。最后，玄奘站了出来，几番辩论之后，婆罗门根本不是玄奘的对手，只能认输。玄奘秉持佛门不能害人的教诲，让婆罗门作他的仆人，婆罗门心甘情愿。公元641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普尔）举办无遮大会，邀请玄奘担任论主。玄奘在会上宣讲自己的论著《会宗论》《制恶见论》，无人敢上前反驳。
公元643年，玄奘谢绝了戒日王的挽留，携带657部梵文佛经，踏上归国之路。戒日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派出二十名士兵护送他穿越印度北部。途经中亚时，玄奘还将自己的部分财物赠予当地贫民，赢得了沿途百姓的爱戴。
公元645年，历经19年的艰辛，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消息传来，百姓夹道欢迎，争相目睹这位传奇僧人的风采。唐太宗劝其还俗做官，玄奘却志在翻译佛经，婉辞拒绝。
玄奘的西行之路，是一条信念之路，也是一条勇气之路。他以一己之力，穿越万难，不仅实现了求取真经的愿望，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舍身求法”的精神内涵。
中国翻译事业的奠基者
如果说西行求法是玄奘人生的上半场，那么翻译佛经便是他人生的下半场。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到公元664年圆寂，玄奘用生命中最后19年时光，在助手的帮助下，潜心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合计1300万字左右。特别是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为此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
自佛教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经翻译随之兴起。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与规范，早期的翻译存在诸多问题，尤其以两大问题为主：一是译者多为西域来华僧人，中文水平有限，常出现“胡音未融”的情况；二是采用“格义”方法，即用儒家、道家概念附会佛教术语，导致教义扭曲。例如，将“涅槃”译为“无为”，“禅定”译为“坐忘”，结果让佛教失去了其独特性。玄奘深知早期翻译的弊端，决心对佛经翻译进行全面革新。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梵文佛经，更积累了丰富的梵文知识与跨文化交流经验，在翻译实践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翻译原则，即五种情况下不进行意译，而采用音译。“五不翻”原则具体包括：一是“秘密故不翻”，比如“陀罗尼”一类的秘密咒语，由于具有神秘的宗教意义，音译更能体现其神圣性；二是“多含故不翻”，比如“薄伽梵”一词意义丰富，意译难以涵盖其全部内涵，故采用音译；三是“此无故不翻”，比如“阎浮树”，中国没有，因而保留原词；四是“顺古故不翻”，比如“阿耨菩提”，历代翻译均采用音译，读者已经习惯，为尊重传统，故不改变；五是“生善故不翻”，比如“般若”一词，音译能让信徒产生恭敬之心，意译则显得平淡，故采用音译。
“五不翻”原则的实施，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它标志着翻译活动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依赖“格义”的初级阶段，进入了成熟的、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新阶段。《玄奘的丝绸之路》一书作者认为，正是由于玄奘的“五不翻”原则，在音译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新的汉语词汇，这些词汇经过后人的频繁使用，逐渐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库中，丰富了汉语世界，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在翻译实践中，玄奘除了建立翻译标准，还注重制度建设，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翻译方法。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料记载，玄奘主持的译场具有极其精密的分工协作机制，大致可分为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监护大使等十余道工序。在此机制中，“五不翻”原则不再是玄奘个人的翻译偏好，而成为整个翻译团队必须遵循的“规则”。这种分工协作的翻译模式，确保了翻译的效率与质量，成为后世翻译工作的典范。玄奘翻译的佛经，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还通过朝鲜、日本等国的遣唐使传入东亚各国，对东亚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推动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格义佛教”“学派佛教”“宗派佛教”三个阶段。汉代至魏晋时期，佛教依附于黄老之学，用道家概念解释教义；南北朝时期，佛教独立发展，形成涅槃师、成实师、毗昙师等学派；隋唐时期，佛教实现本土化转型，诞生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
玄奘所处的初唐，正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期。其时，随着国家统一、儒释道三教并用政策推进，佛教中国化进程进入融合与创新的新阶段。玄奘的贡献，在于通过翻译与阐释，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支撑。玄奘带回的唯识宗经典，以《瑜伽师地论》为核心，主张“万法唯识”——世间万物皆由人的“识”所变现，“识”是宇宙的本体。唯识宗将“识”分为八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染污识）、阿赖耶识（藏识）。其中，阿赖耶识是轮回的主体，储存着过去所有善恶行为的种子。
为了让唯识宗思想被中国人接受，玄奘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一是与儒家“心性论”结合：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玄奘则将“阿赖耶识”比作“心田”，认为通过修行可以“转识成智”——将染污的“识”转化为清净的“智”，最终实现成佛。这种“性善可塑”的观点，与儒家“修身养性”的理念不谋而合。二是简化修行方法：唯识宗原本强调繁琐的“因明学”（逻辑推理），玄奘将其简化为“五重唯识观”，即通过观察“识”的变化，破除对“我执”和“法执”的执着。这种方法更贴近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三是融合道家“自然”思想：唯识宗认为“一切唯心造”，玄奘则用道家“道法自然”的观点解释“识”的作用——并非刻意创造万物，而是顺应自然规律显现万物。
玄奘推动的佛教中国化，本质上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他以唯识宗为载体，将佛教的“空性”思想与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相结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例如，他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时，特意加入“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学思辨，让印度学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玄奘的翻译与阐释，尤其是阐释时注意和中国传统经典的观念相结合，让佛教从“外来宗教”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建立的唯识宗体系，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明交流互鉴的摆渡者
玄奘的西行与东归，本质上是一场跨越东亚和南亚的文明对话，搭建起了两大文明古国沟通的桥梁。玄奘的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具有鲜明的双向性。
玄奘在印度期间的学术活动，已超越被动学习阶段。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期间及之后，针对印度佛教核心论争，以梵文撰成《会宗论》《制恶见论》《三身论》三部论著，这表明玄奘已能娴熟运用印度学术语言参与核心议题讨论。在印度规模最大的佛教盛会——曲女城无遮大会上，玄奘担任论主，其所阐明的论点，连续十八天都无人提出反驳，这不仅证明中国学者有能力参与最高水平佛学对话，更体现出文化反馈的自觉。
公元646年，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成书。这部12卷、10万字的著作，记录了玄奘西行途中138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和文化，被誉为“中世纪中亚、南亚的百科全书”，其价值远超宗教范畴，实为一部体系完备的比较文明志。《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城邦分布、山川地貌，为研究中古时期的中亚地理提供了珍贵资料。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正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尼雅遗址。
玄奘西行的主要目的是求取佛经，但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使命。他将印度佛教文化带回中国，拓宽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同时，他也把中国的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文化艺术等翻译、传播到西域各国，促进了西域各国文化的发展。他在印度期间，曾多次向戒日王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科技成就。公元647年，唐太宗命玄奘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以便传入印度。玄奘带领弟子历时两年完成翻译。这部译作在印度引起反响，许多印度学者开始研究道家思想，甚至有人认为“老子是佛陀的前世”。
古印度因明学是一门包含逻辑学、论辩术和知识论的理论体系。玄奘在印度期间，精研因明学理论，成为当时全印度因明学理论水平最高的法师之一。玄奘把这门学问带回大唐，丰富了中国逻辑学的理论“大厦”。中唐之后，唯识宗逐渐式微，因明学研究受阻。1895年，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从日本取回窥基法师的《因明大疏》，刊印流通，因明学再次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1931年，陈望道出版《因明学》一书，是第一部介绍因明学的白话著作。书中陈望道介绍了“最为重要”的三部新因明学著作，分别是玄奘翻译的《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和窥基法师的《因明大疏》。陈望道与玄奘一样，也是翻译大家，还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时隔千年，两位翻译家因因明学结缘，正可谓中外文化交流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玄奘的西行路线，恰好是“丝绸之路”的核心路段。他每到一国，都会与当地商人交流，介绍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归国时，有一些胡商随行，他们将中亚的马匹、玉石运回中国，再将中国的货物运往中亚，极大地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
玄奘的文明交流实践，突破了文化传播中常见的“中心—边缘”模式。他没有将自己视为“文化输出者”，而是发挥“文化摆渡人”的作用，以平等的态度与各国学者对话，在向内引介的同时也致力于向外传播，这种开放、包容、平等、自信的精神，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鉴仍有重要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播种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观念与情感认同。早在先秦时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就有了密切交往；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纽带；唐代更是“胡汉一家”的盛世，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深度融合。
玄奘的西行之旅，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缩影。他西行途中经过的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从河西走廊到葱岭，从塔里木盆地到中亚草原，生活着突厥、吐蕃、回纥、粟特等多个民族。这些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生产方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玄奘西行，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各民族的文化养分。他的旅程，不仅是一场文化求索，更是一次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实践。《大唐西域记》中对各民族生活的真实记录，展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与共同诉求，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与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埋下了重要伏笔。
在西行途中，玄奘与各民族民众进行了广泛接触与深度互动。他与高昌王麴文泰结为兄弟，接受了高昌国的物资援助与人员支持；他与突厥叶护可汗会面，得到了突厥汗国的保护与帮助；他在西域各国讲学弘法，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
在《玄奘的丝绸之路》一书中，作者邢耀龙对玄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了专门论述。他认为，宋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的重要阶段，而这一时期的宋、辽、金、西夏的壁画中都出现了“玄奘取经图”；元代杂剧《西游记》将玄奘塑造成“圣僧”形象；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则将其升华为“旃檀功德佛”，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偶像。正如书中所说：“玄奘取经图在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普遍出现，代表着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开始孕育。”从这一意义上讲，玄奘堪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播种者
2025年10月，我到西安出差，在工作完成之后的一个雨夜，我专程来到大雁塔南广场的玄奘大师塑像前瞻仰。凝视着他身披袈裟、手握禅杖的模样，我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看到了他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坚定，看到了他在那烂陀寺潜心研学的专注，看到了他在译经场中伏案疾书的执着。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原来真正的强大，是历经万难仍心怀赤诚，是穿越千年仍能照亮人心。玄奘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西行之旅，带回了珍贵的佛经；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构建了系统的翻译体系，搭建了中外文明沟通的桥梁。《玄奘全集》和《玄奘的丝绸之路》的出版，不仅为玄奘研究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文献支撑，更让这位千年之前的文化伟人重新走进公众视野。我们通过今天的阅读，是否也如千年前的探访寻迹那般，逐渐理清了脉络，接近了那至善至纯的“真经”？——答案在历史的风中回荡。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