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大词典》的新征程

　　《英汉大词典》（第3版）收条目25万余条，篇幅逾2400页，以前两版为发展基础，内容更全面、更实用。封面、扉页上的书法题词，系钱锺书先生手泽。《大英百科全书》在线版称誉钱先生“学识之广、成就之高，于20世纪之中国，罕有其匹”。

　　《英汉大词典》首版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89年8月、1991年9月面世；1993年8月，推出单卷“缩印本”；1999年7月，第1版《补编》出版。至2007年3月，方有第2版付梓，仅印行单卷本。刊行以来，《英汉大词典》可谓誉满全球，既是无数华人学习英语常备的工具书，也是各界专业人士重要的参考书。《英汉大词典》被公认为独步天下的英汉词典，在20世纪“罕有其匹”，希望21世纪亦然。

　　2014年春，《英汉大词典》（第1、2版）主编、先师陆谷孙教授鼓励我参与第3版编纂工作。为此，我不自量力，订立计划，想在文字的叶茂枝繁之下，寻出更多意义的果实。我希望新版能切实帮助母语为汉语、尚不习惯查阅纯英语词典的学习者更有效地学习当代的英语；也希望能彰显滥觞自15世纪的“现代英语”，其创造力、生产力，至今已灿烂夺目；更希望国人同胞通过提高英语语文能力，对广阔世界精进认知。

　　凡大型辞书再版修订，常规工作无不包括改误增新。但在《英汉大词典》（第3版）中，经编纂团队大力拓展，例证来源不仅有书面语，更有口语。参考书、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等传统材料之外，编者们还在电影对白、科普博客、旅游指南、金融手册、烟盒警示、路标门牌等展现当今英语活力多姿的巨量素材中，广作采撷。

　　为搜集《英汉大词典》素材，我通读了几本原版书，其中一本写的恰好是英语词典。这本书叫《教授与疯子：关于谋杀、精神错乱及〈牛津英语大词典〉成书的一则精彩故事》，作者是记者西蒙·温彻斯特。初读此书，是在2002年，当时我本科四年级，课余给在上海市中心办公的一位美国商业记者当助理。我问她借来这本畅销书，打发通勤时间。虽然书中关于《牛津英语大词典》的一小部分记述有欠准确，但正是此书，引发了我对《牛津英语大词典》持久的兴趣。据官方网站自述，这部词典“对英语有公认的最高权威”——“这本无与伦比的语言指南，收录了英语世界古往今来50万个单词与短语的意义、源流、用法”。

　　甚至，我有一个梦想：《英汉大词典》有朝一日，能像《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官方网站那样，发展成一部在线词典，体现语言历史演化，带有百科全书的部分功能。今时今日，尚只能停留在寤寐思服的阶段，但我着实希望能从曩昔的文本中摘录更多内容，充实《英汉大词典》。英语世界有多种文化，交织成一张巨网。此网纵横数百年，而英语正在网的中心。要明白英语及其孕育的文化何以呈现今朝的样貌，就不能不了解这门语言以及这些文化的历史。这段历史有辉煌，也有阴暗。

　　《英汉大词典》（第3版）尝试将语料收录的时间上限，推至莎士比亚和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年代。当时，“早期现代英语”已广泛应用于民间。在我们看来，很有必要让读者，也让渴望掌握英语的广大中国学习者意识到，英语不仅仅意味着托福、雅思等标准化考试，也不仅仅意味着演示文稿、教学大纲等专业工具。英语与以下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关系更为紧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创建圣公会；工业革命推动制造业、交通业、通讯业发展；美利坚制宪会议众代表签署合众国《宪法》，这部法律的标志性序言以“我们人民”起首；亚伯拉罕·林肯维护国家统一；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刻造访母校哈罗公学并发表演说：“绝不屈服，绝不屈服，绝不，绝不，绝不，绝不向任何势力屈服，无论巨细，无论大小，只能屈服于对荣誉、对理智的信念，除此之外，绝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绝不屈服于暴力；绝不屈服于敌人那看似不可战胜的威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本版另一个特点，是更具中国特色。这是我们坚持不懈发掘汉语资源的结果。我们努力展示汉语的多样性，并精选了文言及粤语、沪语两种重要汉语方言里的一部分表达纳入词典。我们相信，尽管汉语、英语之间差异巨大，但这两门伟大的语言，势必能在《英汉大词典》中相映生辉。此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领域蓬勃发展，我们也抓紧记录英语世界是如何真实感受中国的存在与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汉大词典》不仅体现了英汉双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日益重要且富有建设性的角色。

　　《英汉大词典》（第3版）实质上是一次“英译汉”的大规模汇编。为此，有必要简述我的翻译策略：在目标语言中，一、名词、代词前，避免使用过长或太复杂的修饰词；二、许多情况下，宁可重复名词、省略名词，也不使用代词；三、尽可能使用有针对性的量词，而不盯着一个“个”字。尽管常有人怪我不切实际，但我坚持认为，身为双语辞书编纂者，即便不能确保母语纯洁不染、完好无缺，也应尽其所能，捍卫母语的地道表达方式。

　　许多熟人，得知我正参与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纸质词典，便会问我：“今时今日，我们智能设备有了，我们人工智能也有了，可我们耐心没了。那么，谁真的需要纸质词典呢？早都过时了呀！”从小到大，我的老师们反复强调可靠的纸质词典是多么重要。相比之下，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确有一项致命弱点：一旦无电，便失智能。此外，人工智能素有“反复无常”的恶名。譬如，我此刻输入“一部规模宏大的纸质词典”，系统先斥之“迂腐”，随后又赞其“高雅”，而语境可压根儿没变过呀。

　　不过，身处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段，由于我的职业生涯已同一部词典的成败深度绑定，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老师们的观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语言资源的高速数字化，已经彻底变革了“现代智人”搜寻、采集信息的方式。

　　第3版定稿之际，一个可能令我们灰心丧气的现实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我们曾刻意忽视，那就是，参考书的使用量锐减，尤其是纸质参考书的使用量锐减。原因有二：首先，大量的电子产品保证了更高的检索效率，让人能即时获取词典、百科全书的内容，相比之下，一页一页地翻，不仅费力，甚至可笑；其次，大家每天接收海量信息，难以每条都去钻研，哪来充足的时间对语言含英咀华？

　　互联网普及之前，词典对勤学者而言，实在是不可或缺的。可如今，若编纂者还抱着墨水纸张的老一套不松手，那词典必将走上一条遭世人遗忘的不归路。看看全球各地的图书市场就能发现，唯一的出路就是数字化。在电子搭配数字的领域内，词典的潜力可以充分挖掘。编纂者不仅要获取尽可能多的可靠语言数据，而且要设计更多的方法，将数据迅速转化为对用户有价值的信息。

　　说回我们的第3版，先报喜：已经开发出了应用程序，且每年迭代多次，这让我的编辑工作，尤其是数据检索，轻松不少。也得报忧：该应用程序目前仍在内测，只能为少数内部人员提供相对顺畅的服务。在此，让我们共同祈愿，其成熟的商业版本尽快出炉。

　　前两版的编纂团队，主要由兼职的大学教师组成。第3版的团队就不一样了，由三股力量组成。首先，感恩有一批全职编辑，兢兢业业，与我共事。论年纪，他们大多是70末、80后、90后，每个人都有跳脱窠臼的思维，都有畅所欲言的勇气。所以，从大局到细部，我们常有热烈讨论。甚至，小摩擦也不时发生。譬如，他们否定了我选择的封面设计方案，也舍弃了我从“早期现代英语”名著和早期汉学家英译的儒家经典中摘录的部分例句。当然，自诩完美主义者的我，工作上，无疑也给他们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合作十余年，免不了偶尔为工作争执，但我们终究是在并肩作战，竭尽所能，彰显语言的至重至要。莫要忘记，语言不止是思想的载体和交流的媒介，在机器横行、算法当道的时代，语言更维系着我们人类的共同价值。

　　诚然，第3版的编纂工作，无缘得到来自象牙塔内更多的襄助、鼓励和赞许，恕我引为一憾。学术评价体系给辞书编纂贴上的那张“剪刀加浆糊”的标签，依旧没有撕掉。幸运的是，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爱好者，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操着不同职业，纷纷向我伸出援手。这就是编纂团队的第二股力量。他们为我查阅书证，对我的稿件提出意见，还提供了大量语言素材，供我加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我的学弟孙欣祺先生带着他自己的志愿者团队，经营起三个自媒体项目：《时代的“句”变》（英语短句新闻的解析、翻译、词汇拓展）、《世相集锦》（分四到六个板块的英语新闻截屏汇编）、《韭英真经》（英语财经热点的汉译）。近十年来，这批青年才俊几乎每天都浏览海外英语报刊的应用程序和网站，精选新闻，摘要、翻译。他们的工作成果经过微调，已收入不停更新的《英汉大词典》。

　　团队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那一分子，正是区区在下。如今，我是团队中仅剩的大学教师，也是表面上的掌舵人。之所以说“表面上”，一是我和社内编辑们之间，存在制衡的机制，不搞“一言堂”，这就让第3版的修订策略不至于很激进，也不至于太保守；二是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都要努力同时间、篇幅、资源方面的严格制约作斗争。尽管这部词典和其他任何一部辞书巨著一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我和我的团队几乎已竭尽所能。未来如有新版，将逐步改进，精益求精。

　　行文到此，我不禁回忆起自己把《英汉大词典》视若“圣典”的日子。以下是我和这部词典的一些往事：

　　上初三时，我很想在课余提高一下英语水平。于是，1994年某个礼拜天的下午，我来到位于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据说，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书店。我在二楼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英汉大词典》缩印版。紫蓝色的封面十分惹眼，可惜我至今都不太会欣赏。但我还是买了一本，原因有二：一是摆在旁边的其他几种词典更贵；二是书架塞得满满当当，我想把《英汉大词典》放回去，试了几次也没成功。当时的我，绝想不到，有朝一日，这部笨重的词典，将成为我生活的重心，害我无法安度中年。

　　1995年到1998年，我在上海市上海中学读高中。晚自修，我会把《英汉大词典》和1985年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增补本当作很有“意义”的读物，还想方设法记住其中一些生僻的表达，如a Herculean task （艰巨的任务）和aggiornamento （［罗马天主教］习俗的现代化），准备写进考试的作文里，让老师刮目相看。1998年春杪，高考临近，我想报考本市名校复旦大学，读历史，或者中国古典文学。父母、老师获悉此意，立刻劝阻：“可别啊，你不喜欢读的！”他们想要我去读法律，要么经济，甚至新闻。（我对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没什么耐心记录，更别说去记录旁人的那些了。）两周内，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一致：考英语，进可兼济天下，退可独善其身。我就问老师们：“那去哪儿读英文呢？”老师们回答：“去复旦，找葛、陆二老，他们可是英汉词典学界的泰山北斗呢！”1998年初秋，我进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时才得知，葛传椝教授六年前就谢世了，享年八十又六，而外文系现任系主任正是年近六旬的《英汉大词典》创始主编陆谷孙教授。

　　大学期间，我听了陆老师的每一场讲座，读了文科图书馆里能找到的葛先生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得益于师长教诲、友朋支持，我对英语、对英语词典，兴趣愈发浓厚。他们中有许多人，或参与编纂了《英汉大词典》前两版，或是葛先生、陆老师的研究生。此外，我曾兼职参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词典、教材项目，这段经历也令我受益匪浅。

　　2008年6月，在陆老师的指导下，我以《牛津英语大词典》为研究对象，撰写论文，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2010年6月，又在陆老师的鼓励、支持下，参加了在牛津大学举行、研讨《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学术会议，还在会上根据提交的论文作了报告。2014年初，正值农历新年，在他家的卧室兼词典编纂工作间里，陆老师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在酝酿《英汉大词典》第3版。那时，我坐在他床头积灰的台式电脑前，他躺在衾枕横斜、吱嘎作响的大床上，引用李尔王的话说：“决心摆脱一切世务的牵萦／把责任交卸给年轻力壮之人。”我这位年逾古稀的导师点燃了一支中华牌香烟，吐出一口“妖雾恶氛”（他忘了，我是哮喘的老患者），然后建议我参与《英汉大词典》第3版的工作（他忘了，我还是懒癌的久病人）。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们俩都抖起了腿——是有点焦虑呢，还是有点期待啊？

　　时光飞驰。2016年的一个夏日，陆老师去了“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留下我一个人“拿起武器，对抗海样的烦恼”，而这些烦恼莫不来自“文词、文词、文词”。

　　若是有个人，他最初的职业目标是当个“不与世接、不修边幅的读书人”，或者用我国诗文的说法，是一朵“闲云”，一只“野鹤”，逍遥游于学术荒原之上，那对这位仁兄来说，十长载里，与文洋词海无边无际的烦恼对着干，那种枯燥乏味，且轻描淡写地说吧，简直就如身陷地狱。然而，既然他遭放逐，来到这间地狱，还决定要走出去，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起来、走下去。无论与文词有关的麻烦，对他来说，是多么煎熬苦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版《英汉大词典》就是他的救赎、他的光明。现在，他要用这篇絮絮叨叨、胡言乱语但却非常真诚的序言，来庆祝救赎、光明的降临。

　　我是中国人，一直学英语，但没有讲英语的朋友，在英语国家逗留的时间统共不到两个月。更要命的是，我英语学得还不够勤、不够好。我知道，我写英语，母语者读来会感到半生不熟、不地道，有时还装腔作势。不过，我还是大胆地用英文写了这篇序言，以此向陆老师致敬。他在世之日，总是一丝不苟地批改我的作文，给出很多意见。这一次，没有他来指导我，这篇短文写来改去，整个过程就成了一次自我怀疑和自我发现的冒险之旅：我凝视着自己那台文物级的MacBook Pro的屏幕，时常感到痛苦的深渊也凝视着我，而我完全不知该如何突破心理的障碍。“我这是迷失在文词的迷宫？还是陷入了思想的泥潭？还是这两样都困住了我？我还能找到出路吗？”我这么想着，喃喃自语，感觉脑雾沉重，压迫魂灵：“哎呀，不对头，我跑得太远，卷进了一团星系的漩涡，星系就像是梵高画的，漩涡里满是符号学上的可能性，无穷无尽。我随着这些星系，坠入绝望，黑洞般的绝望。被困住了，我的理智，被困住了，就像一艘耗尽动能的宇宙飞船！我不能捕捉任何思想，无力发出任何言语。这种无能为力是多么可耻，却将我拘押在此，在无垠无际的虚空中漂泊，充满了恐惧或希望，恐惧来自批判，希望来自赞美。挫败感啊，你将统治一切，用你那看似不可战胜的威武，直到混沌变成秩序，永恒变成转瞬即逝的呼吸。可恶啊你，好可恶！”就在我自信的最后一颗粒子濒临崩碎之际，深渊之底传来母龙怒吼：“别磨蹭了！保存草稿，电邮该发谁赶紧发。发完，继续享受你读书东一榔头西一棒的自由和快乐吧。鼓起勇气，提交文件，拿出成果！立时三刻，不交算数！”

　　我四十五六了，生活一团乱麻。一个个阶段性期限，已将我这个“无害苦工”的“低层次劳作”推到了一座不算太小的里程碑。在此，我必须向出版《英汉大词典》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及其上级单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国家出版基金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它们促成了第3版，也感谢它们为我这一介不学无术的浅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承乏接续葛传椝教授（1906-1992）、陆谷孙教授（1940-2016）开创的词典编纂传统。两位先贤的言传身教，照亮了我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的道路。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生存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活着，更在于找到为什么活着。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短篇小说《质量》中，德语口音的盖斯勒兄弟俩，是为他们手工制作的质量上乘的靴子而活着的。如果《英汉大词典》及其尽职尽责的编辑、出版团队，还有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志愿者，能够激励越来越多的朋友感知英、汉双语的美与力，并通过这两门语言去交流、沟通、合作，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加美好，那么我就不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可怜的戏子／在台上要么昂首阔步，要么低眉深愁，折腾个把小时／从此再无看客提他”。

　　（作者为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词典》［第3版］主编、复旦大学英文系讲师。本文系作者以英文撰写，由孙欣祺译成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