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术语的英译困境——以“碑”为例

　　在学术研究中，概念的界定是确立研究范畴的基础。尤其在跨文化、跨语言的学术对话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更具关键意义，其准确性直接影响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效果与学术共识的形成。近年来，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热潮涌动，但艺术术语的翻译问题长期被忽视，成为制约跨文化学术交流的隐性障碍。本文结合笔者在英语国家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经历，以及参与《中国书法关键词（汉英对照）》一书翻译的感受，梳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英译的核心问题与现实困境，为中国传统艺术在外语研究的推进及全球跨文化传播略尽绵薄。

　　中国艺术史的英文研究，本质上是跨文化语境下的思想对话，而艺术术语的翻译则是这场对话的核心纽带。术语翻译绝非语言符号的简单对应，其深层价值在于精准传递术语承载的文化内涵——如同在产生术语的文化中建立清晰坐标，让不同国家、不同语言背景的研究者能快速定位，开展有效交流。因此，书法史等中国艺术领域的英文研究，首要前提是实现相关术语的精准翻译，确保学术概念的一致性与可读性。但从当前英语世界的研究现状来看，中国艺术术语的英译普遍存在指代模糊、易误读、更新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国际学术语境下中国艺术话语体系的主导权之争。

　　中国艺术术语英译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其一，中国艺术术语本身兼具复杂性与多义性。这类术语往往凝结着特定的文化基因，内涵兼具具象描述与抽象意蕴，英文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概念符号。若仅从表象直译，极易导致语义简单化，引发指代混乱与理解偏差。其二，中国艺术史的中文研究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术语的内涵与边界被不断厘清、拓展。但受文化差异造成的认知隔阂与语言转换带来的传播壁垒影响，英文翻译往往难以同步跟进中文研究的更新步伐，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其三，国际学术语境下中国艺术话语主导权的缺失，加剧了翻译的乱象。长期以来，中国艺术术语的英译多由西方学者主导，其翻译往往基于西方文化视角，难以真正理解中国艺术术语的深层内涵。而中国学者在术语翻译中的参与度不足，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译本，使得英文世界的中国艺术研究长期依赖不够精准的二手翻译，形成了“误读—传播—再误读”的恶性循环。

　　自清代金石学勃兴以来，那些铭刻着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字系统的古老器物，对中国艺术史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诸多金石载体中，“碑”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术语及相关词汇，在中、英文研究语境中均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关于“碑”的本义，《说文解字》有明确阐释：“碑，竖石也。”从功用来看，古代之“碑”兼具三用：辨别时间与方位、拴绑牲畜、纪事述功。书法研究关注的“碑”，大多指向纪事之碑，这类碑刻多用以歌功颂德，且与墓葬文化紧密相关。具备此类形态且镌刻文字的器物，秦代称“刻石”，汉代起始称“碑”。除指器物本身外，“碑”在中国书法研究中更多指向器物上的镌刻文字，范畴也随之拓展，除石碑外，还涵盖摩崖刻石、墓志等多种形态。以这些石刻文字作为书法学习范本的行为，被称为“写碑”“临碑”。由此可见，“碑”在艺术史语境中已形成两种常用释义：其一为侧重器物材质的“碑石”，其二为作为书法学习材料的“碑刻文字”，而在书法研究中，二者统以“碑”相称。

　　若说“碑”的这两层含义尚可通过语境进行相对清晰的判断，那么晚清以来，随着中国书法理论的发展，该术语的使用便陷入了混乱状态，至今仍未完全厘清。在晚清碑学理论的发展中，“碑”前后指代了阮元理论中相对广义的汉魏碑版与康有为理论中被赋予政治隐喻寄托变法革新的“南北朝楷书碑刻及其雄强艺术风格”等不同含义，而这些不同概念范围给后世不少学者的研究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事实上，早在1989年，黄惇先生便已提出“前碑派”这一学术概念，该概念对厘清“碑”“碑学”“碑派”等术语的内涵边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却未能获得学界应有的关注。这一概念混淆的问题，直至近些年才借助金石学研究的深入推进与碑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在中文研究语境中逐步得到改善。当前学术研究中，“金石”“金石书家”等词汇的使用日益普遍，使得“碑学”“碑派”等术语的运用趋于严谨，但仍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存在概念边界模糊的问题，为后续的英译工作埋下了隐患。

　　严复在其译著《天演论》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翻译理论——“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并慨叹：“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当我们将研究视野投向英文世界的中国艺术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句百年前的感慨，恰是当下中国传统艺术术语英译现状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艺术的中文研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对词汇内涵的精准界定；而在英文研究中，首要任务则是实现词汇的准确翻译，但即便是这一基础目标，其实现难度也不容小觑。中国艺术领域的大量术语，在英文研究中的翻译多基于研究者的个人理解与学术习惯，不同研究者对同一术语的认知存在差异，翻译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当术语翻译缺乏统一标准时，学术交流便会受到严重阻碍，而研究者对术语本义的误读，更会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造成重大影响。

　　如“金石”一词的英译误读，多集中于“金”的内涵界定。最初，西方学者因认知偏差，将其译为“gold and stone”（金子与石头），误将“金”等同于黄金；随后，随着西方研究对器物具体材质的关注逐渐深入，翻译调整为“metal and stone”（金属与石头），虽比此前贴近实际，却仍未触及“金”的本义。事实上，“金”在古代中国特指“青铜”——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多为礼器，新铸之时，铜锡合金呈现出金黄色泽，故被称为“金”或“吉金”，钟鼎彝器上的铭文也因此被称为“金文”或“吉金文”。近些年，随着西方汉学研究的深化，英文世界开始广泛采用“bronze and stone”（青铜与石头）这一更为精准的译法。从“gold and stone”到“metal and stone”，再到“bronze and stone”，这看似简单的词汇替换背后，折射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术语认知的逐步深化，也印证了跨文化理解需要经历漫长的探索过程。

　　相较于“金石”，“碑”及艺术史中相关词汇的翻译问题更为棘手。这些词汇在中文语境中本身便存在多重含义，翻译过程中极易出现误读、指代不清等问题。“碑”在英文中的通用译法常见的有“stele”，也有突出材质属性的“stone tablet”（石碑）等。但金石器物本身兼具材质、功能、文字、艺术风格等多重面向，在不同使用语境中，翻译结果往往存在差异，若仅从单一角度进行中英翻译，有时逆向翻译难以还原原中文术语，给不同研究之间的相互理解造成极大困扰。

　　例如“stone tablet”一词，是对石碑材质与形态的直译，但中文语境中被称为“碑”的对象，并非仅对应这一译法。除地面所立碑石外，还有深埋地下的同类石质器物——墓志。墓志又分为志盖（刻有墓主身份信息）与志底（刻有墓主生平），从字面来看，“stone tablet”似乎也可作为墓志的译法；若侧重墓志的功能，英文又能译为“inscribed tomb cover”（刻字的墓盖）；若关注墓志铭的艺术风格，则可译为“tomb inscription”（墓刻铭文）。长期下来，这类多维度的翻译选择导致相关术语的英译呈现出多样化态势，难以形成统一标准，研究者往往需要结合上下文反复揣摩，才能勉强把握原意。

　　当研究对象聚焦于清代碑学理论时，翻译的问题更显突出，同时也凸显出明显的“滞后性”。如“碑学”一词，在中文研究中已基本明确指向19世纪以南北朝碑刻为核心的中国书法理论，但在英文翻译中，这一核心内涵却难以得到体现。“碑学”的常用英译有两种：“epigraphy”与“stele study”。“epigraphy”在英文词典中的释义为“the science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classification， etc. of inscriptions”（研究铭文解读、分类等的学问），从字面来看似乎较为准确，但金石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同样是器物表面的铭刻文字，事实上很多英文研究者也用“epigraphy”来指代“金石学”。而在中文研究里，“碑学”与“金石学”是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学术术语，这种翻译上的混淆，直接导致西方研究者难以区分二者的学术边界。此外，即便用“epigraphy”翻译“碑学”，也无法传递康有为“碑学”理论中对南北朝碑刻雄强艺术风格的强调，因此“epigraphy”并非“碑学”的理想译法。

　　“碑学”的另一个译法“stele study”，属于“对象+行为”结构的名词短语，虽能清晰表达“研究碑刻”这一核心行为，但使用该词之前，必须明确“stele”（碑）所包含的范围，否则便会出现中文里“金石之石”“广义之碑”“康有为理论里狭义之碑”相互混淆的问题，对英文语境下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极为不利。

　　除此之外，晚清时期那些能代表康有为碑学理论的书法家，被称为“碑派书家”。在中文研究里，随着“金石”“碑版”和碑学之“碑”的概念边界慢慢厘清，“碑派书家”已能与“金石书家”明确区分开；但在英文翻译中，这些术语缺乏统一标准，前文所述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很多研究里还会出现“bronze and stone epigrapher”这种模棱两可的译法，既无法对应“碑派书家”，也不能准确指代“金石书家”，凸显了英文研究中因翻译滞后带来的学术局限。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活跃在海外的学者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其研究中逐渐呈现出术语翻译日趋严谨的良好态势，为后续的学术规范提供了有益借鉴。

　　上述案例仅是英文研究中中国艺术术语翻译问题的冰山一角。追本溯源，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中国艺术话语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作为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传统艺术形式，无论是书法、文人画、篆刻等文人艺术，还是其他传统艺术品类，其术语承载的文化内涵与学术逻辑，绝非异质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仅凭个人理解就能精准把握。若寄望于英文研究语境自动、及时地更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未免过于乐观。

　　具备语言优势与文化认知优势的中国学者，理应承担起更多责任。除持续推进本土中文研究、不断完善术语的概念界定外，更应与国内专业的外语工作者、汉学研究者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主动参与到全球语境下中国艺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当务之急是推出能够为国际学界提供参考的权威译本，不仅涵盖英文，还应包括德语、日语、法语等海外汉学研究常用的语言，通过统一、精准的术语翻译，为跨文化学术交流搭建可靠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