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新开展
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说：“一时代之情势及其各方面之思想状况，能有影响于一哲学家之哲学。”此“时代之情势”即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等客观环境。此“思想状况”，即是当时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观念认识等主观环境。延展来说，一时代之情势及其各方面之思想状况，也会影响一时代的哲学史。
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而言，其本身恰恰诞生于由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所开启的“近代时刻”，以及由此引发的文明危机、国族危机等客观环境之中。面对这一延续百年的“情势”，中国人的问题意识、观念认识、思维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也均反映在近现代时期的中国哲学之中，从而使得此时期的哲学，历来被学界视为中国哲学史中能与先秦诸子争鸣的重要性相提并论的又一次“思想高峰”。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优秀”成果，韩立坤教授新出版的专著《拒斥与重建——中国近现代形而上学思潮研究》，正是自觉从中西古今碰撞交汇的特殊“情势”来为中国近现代哲学把脉，并创新性地在这个复杂理论维度与恢弘的思想空间中，揭示凝练出“形而上学”观念思潮这一核心思想逻辑与发展脉络，体现出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明的学术眼界。
对于中国哲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在近现代这个重要的时空场景下，中国哲学的自身理论表达与思想建构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诸多形式多样的“形而上学”体系。甚至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基础理论与主要内容就是“形而上学”。以往学界也注意到了近现代哲学的这个特点，并形成了诸多精深的成果。但整体上，以往的成果多集中在哲学家的理论体系方面。而这种散点式的研究，仍然有诸多重要的理论留白。
比如，这个哲学界学术界乃至普罗大众都熟知的“形而上学”概念，究竟是从何而来？其概念内涵究竟指什么？近现代哲学为何要围绕“形而上学”展开百余年的探讨争论？在科学时代，为什么中国哲学家反而共同致力于“形而上学”的重建？进而，中西方的“形而上学”完全相同吗？中国的“形而上学”有哪些思想传统可以体现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的“形而上学”有哪些理论功用可以回应科学民主的挑战，可以规避西式现代文明的弊端，进而在重塑中国现代新文明中提供超越的解释与论证？
如此种种问题，既需要对近现代哲学史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对近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有综合领会的能力，又要对中西方“形而上学”以及各自的传统有精准的认识。如此，就必须具备对于关涉近现代哲学史乃至思想史的极其庞杂的著作报刊以及诸多译作工具书的文献整理工夫，必须具备基于扎实文献研究能力基础上的理论比较分析总括的能力。
综观这部66万字的厚重著作，作者明确从“形而上学观念”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去立论，并客观地基于诸多主干模块，建构起近现代时期“形而上学思潮”这个宏大论域。而这些模块，就囊括了上述重要的理论留白问题：“西学东渐”背景下，“形而上学”概念的翻译理解运用过程的考察以及其“复合型内涵”的界定；清末开始的科学真理化、一元化、主义化的思潮冲击与“形而上学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化表达；科学主义者、实证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科学家群体“拒斥形而上学”思潮的主张、影响与“形而上学”的早期存废之争；哲人们在捍卫“形而上学”过程中，对中国“形而上学”与西方“metaphysics”、对中国“形而上学”与“科学”的比较研究。据此，又延展出诸多问题：众多学者对关系到“形而上学”合法性的基础内容如“形而上学知识”“形而上学命题”“形而上学方法”的观点探讨，以及一些哲学家基于中国哲学立场对此类课题的类型化界定、多元化论证；面对“拒斥”阵营的批判，哲学家群体对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对象范围、主要内容、理论特质、思想旨趣、价值意义的全面探讨、揭示与阐释。
在此基础上，著作将清末时期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的“科学本体论”视为近代重建“形而上学”的理论尝试，进而下贯到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方东美、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的“生命本体论”“架构本体论”“逻辑本体论”“道德本体论”这些现代新体系，更进一步明确将当代学人陈来、杨国荣、王中江的理论建构与探索纳入近代以来“形而上学”的重建历程。
著作由此明确，哲学家们之所以致力于“形而上学”的重建，根本目的是为中华新文明的重塑提供超越性说明，因此在学理上始终将科学知识、民主制度、道德伦理、文化更生这些现实的重大课题纳入理论解释之中。所以，“形而上学”不仅作为核心逻辑内在范导着中国哲学在近现代转型建构，不仅作为基础内容全面规约着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理论书写，还根本体现了近现代哲人们立足中国哲学主体性，去审视反思进而超越西式文明的文明观念。
当然，著作的学术贡献还不止于此。一方面，中国哲学的“返本”工作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乃至基于古代的“形而上学”而展开。著作全面展现了近现代哲人对“中国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质与核心精神的论证阐释，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在比较研究中，内在精准地把握中国哲学的地方性、民族性品格，提供了重要助力。一方面，中国哲学的“开新”工作正是依托当代学者自觉重建的“形而上学”所展开。而著作第十章不仅提示学界这项“内在遥契”近代中国“形而上学”理论使命的探索仍在继续，实际还有一种启发意义，即沿着著作的理路，实际还可以再写出一部近五十年来的“形而上学思潮”或“形而上学史”。
总之，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近现代“形而上学”最为宽广、考察最为系统、内容最为全面、文献最为详实、思考最为精深的学术成果，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前沿水准。其被人民出版社列为“国家社科基金丛书”。在出版以后也得到学界的好评。当然，任何著作都不能穷尽作者试图阐明的理论内容。尤其是处理绵延百余年且涉及中港台与海外学者的“形而上学思潮”。在“拒斥”与“重建”的两个主要脉络中，“拒斥”阵营的比重似乎还应提高。两阵营围绕具体问题的更清晰化的勾勒也应再加强。而第十章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探讨似乎也应再深入。但正如上文所言，著作在第十章的某些“留白”，或许正是作者为下一步著作做的准备，我们期待着相关成果尽快出现。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