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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百年前阿道司·赫胥黎的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开篇就描绘了造人工厂，但在赫胥黎笔下，这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是充满了对科技成果滥用的深切担忧。今天我们虽然远未到达赫胥黎笔下的世界，但是关于“体外造人”这种话题，已然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如何制造一个人》这本书，恰好给我们打开了认真说道此事的窗口。
由故事推动的科学
2017年，一块来自人的皮肤组织被转化成一个类似于大脑结构的迷你大脑，目的是为一项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提供模型。这个迷你大脑除了供生命科学的实验使用，还成了主人菲利普·鲍尔思考的对象。严格来说，上述实验室产物还不能被称为迷你大脑，实际上那只是一团小扁豆大小的神经元，与真正的大脑相距甚远，鲍尔指出其正式名称应当是大脑类器官。
纠结于这种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文字游戏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对某科学事件的描述其实是多样的，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叙述，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这正是理解本书的关键之一。比方说，迷你大脑、神经元组织、大脑类器官，三个名词在本书指的是同一事物，但暗含了不同信息，相较于后两者，“迷你大脑”似乎在向人们宣告皮肤可以转分化为微缩版本的大脑，它仅仅是尺寸上与人脑有差别，结构和功能上没什么差异。进而，媒体在报道时可以继续夸大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部分，也可以转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至此，一个并未真正在当下发生的科技革新在不断加码的叙事之中“变现”了。
对此，本书序言中有更为直接的论述：科学，尤其是有关生命的科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故事”推动着发展的。鲍尔强调，这里的“故事”并不是关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故事，而是我们谈论、叙述科学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科学的看法和态度。出现在教科书和各种读物的科学理论，都不是被观察事物本身的模样，或者说都不是真相。
从科学内部出发，鲍尔为我们提了一个醒，即不能迷失在科学故事的丛林之中，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任何学术成果都应当保持警惕。不过鲍尔的意图并非否定科学活动，他的提醒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参与或看待这场探索游戏。
但值得更进一步指出的，一方面是，无论科学家如何强调从受精卵到人体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都不能取代我们真实的生存体验——一位有正常生育经历的母亲，靠着本能和常识，便可以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后代，那些复杂且常常令人迷惑的海量生物学知识都被化约了。另一方面是，经由还原论，科学在探寻自然的生育奥秘时，无形中给自身惹上了解决不完的麻烦，它陷入了一种吃力的解密活动。需要强调的是，科学认知主体在认知活动上的举步维艰，很容易被偷换成认知客体本身的“命途多舛”。
从“卵生万物”到“DNA即灵魂”
厘清科学与故事的关系，或许能帮我们尽量少地被某些主流认知带节奏。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到本书的主体内容，看看生命科学的认知历程。
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1651年提出了“卵生万物”（Ex ovo om⁃nia）。这句话表达的是“所有生物皆源于卵”，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这恐怕是个过时且错误的观点。此处稍加追问，我们是凭借什么得出这个的判断呢？ 现代科学语境中的“卵”，是指承载受精后的细胞，也就是受精卵。按这种理解，举出反例相当容易——比如细菌这种极为简单的生物，只需要通过细胞分裂就可以得到子代，根本不涉及“卵”。
但是，如果退回到关于“卵”的讨论中，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哈维所说的“卵”就是今天人们定义的“受精卵”呢？ 哈维关于“卵”的描述，书中也说是模糊的。既然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就不能断言哈维的观点是错误的。尤其是细胞理论的确立，恰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卵生万物”所具有的超时代的、朴素且博大的含义。
至于17世纪细胞的发现，则是老生常谈的故事了。到了19世纪早期，德国动物学家西奥多·施旺提出生物是由细胞构成的。值得一提的是，施旺及其同事施莱登所观察的动物和植物的细胞样貌压根就不一样，那他们何以坚信两者是相似的，且细胞就是生命的基本构成的呢？ 我们可以借助原文的一段话来理解：
回看历史，政治学、意识形态和哲学对科学的影响往往十分明显，而这些因素对19世纪的生理学的影响尤为突出。……施旺坚信生命是由细胞构成的，并且植物和动物在基本构造上是相似的，这样的想法也是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这种哲学思想追求对宇宙万物普遍适用的解释。
由此可见，科学理论都是特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它在根上就被赋予了某种道德、政治、哲学和文化内涵，而某个科学故事在历史上的胜利，离不开社会形态的支持。对此我们可以在基因和细胞地位之争的故事中，得到更多启发。
19世纪中期，与细胞理论同时发展的还有孟德尔的遗传理论，达尔文在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中也有类似于孟德尔的观点。20世纪初，摩尔根证明了遗传物质位于染色体上。到20世纪中期，沃森和克里克等人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将基因和遗传联系起来，使生物学得到统一。
而原本居于生物学核心地位的细胞，则逐渐沦为为基因的“工具人”。鲍尔引入了一种观点：细胞之所以努力地“活着”、不停地增殖，就是为了把基因传递下去。事实果真如此吗？ 鲍尔对这种观点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认为这样的表述只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赋予生命一种意义。无论如何，20世纪后期，基因就这样稳坐了生命科学的“C位”。到今天，基因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随口就能用来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源头了，尽管我们并不真的了解基因存在的状况。
与之不同的是，从本世纪起，科学界的风向又倒回去了——细胞又逐渐重返生物医学、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中心。这主要归因于处在分子层面的DNA，不仅无法帮助人们真正理解生命，反而制造出一大堆难以克服的问题。时下的大众流行语言中，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说法：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而DNA这个生物界的分子，就好比物理界的量子，还原论这种机械的、过度简化的原则，或许也会使DNA沦落到众人嘲笑的境地。但是，今天仍有很多人将之奉为圭臬，鲍尔指出，这不过是种积习难改的迷信罢了。
从细胞驶向人体：“我”生于何时
沿着鲍尔的叙事，又回到了细胞的主场：从细胞的维度出发，胚胎发育就是单细胞驶向多细胞群落的过程。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体就是一个超有机体。有一种观点是，胚胎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物种在进化上的经历，即它可被视为一段极其浓缩的物种进化历史。先不谈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如果暂且把它当作理解生命的一种方式，我们倒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关于胚胎存在的类比思考。
基于以上前提，当我们追问生命的源头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单细胞生物上。书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黏菌这个真核生物，因为从进化上看，它处于动物、真菌和植物的分叉点上。通过对它的观察，微生物学家发现单细胞和多细胞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共存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多细胞比单细胞生存更有优势。但鲍尔强调，这绝不意味着多细胞生物就更“好”，因为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说，细菌的数量可是人类的数千万倍，从这个角度来说，究竟谁更成功呢？
对此鲍尔总结，人类作为拥有很多细胞的生物，只是说可以在新的生态位中生存，这可以被看作“进化”的目标，仅此而已。到这里为止，生物学勉强可以向我们讲述，由细胞组成的肉体的发生和历史。然而，生物学始终无法回答另一个基本问题——受精卵发育到哪个阶段，“我”诞生了？ 或者可以用鲍尔在引言中发出的拷问：“我”生于何时？ 这里的“我”可以理解为拥有复杂的思维、意识、情感和认知等能力的存在。
这其实是个古老的问题，在以往的讨论中，无论是宗教、哲学、经验，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给出某种解释，从而成为某些社会生活实践的指导，或仅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书中提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说灵魂是一种永生的无形物质，诞生于生命之前；而另一种是经验性的，即人的世界始于降生那一刻。尽管鲍尔对前者的态度比较暧昧，对后者则完全肯定，但是其实两种解释并不互斥，不过也都没有直接回答“我”生于何时。
我认为应当对这个问题执着下去。如果我们永远活在传统造人的自然繁衍模式里，有无答案、有何种答案都并不十分打紧。但是如果想要在体外造人或造器官，就不得不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比起如何制造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虽然技术有权制造无“我”之物，但它是否对于制造有“我”之物拥有绝对的正当性？
遗憾的是，体外培养器官或完整的个体，在生物学的视域里完全只是技术问题。鲍尔指出，尽管生物学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自我和身份认同、血缘和亲密关系、性和性别等问题的伦理争议和哲学讨论，但是它无意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它甚至会觉得这些恼人的问题是存心阻挡它的进步。
为什么要制造一个人？
关于如何制造一个人的技术性问题，其实鲍尔也做了很多介绍。但是比起这些技术难题，他更关心的是，关于新技术应用的指导原则，不应该是“做什么”，而应该是“为什么做”。就目的而言，我忍不住问一句，人类是否到了必须要制造人的迫切地步了呢？ 显然没有。
那么，人类可以从制造一个人那里获取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从组织培养技术里找一点灵感，本质上，这可以理解为制造人的前奏。从组织培养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来看，主要是一种概念性的和实验性的成果，它让人类追求永生的渴望有了技术寄托。
但是，自它诞生的一百年以来，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科技的惶恐，包括书中所介绍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组织培养之王》《美丽新世界》《被用光的人》、《弗兰肯斯坦》等诸多科幻作品都传达出人们的焦虑。当然，鲍尔对这些作品也并非是全然欣赏的，他认为这些作品背后的含义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安。并在最后一章对这个问题做了呼应，提出“接受肉体的自我”。应当指出的是，鲍尔实际上是为生物学领域的开疆拓土找到一种理由。
除了考虑制造者的目的，是否还应当考虑被制造者的处境呢？正如书末克里斯托弗·科赫关于迷你大脑地位的讨论所提出的质疑：“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东西是否处于痛苦之中？”科学家对这个问题不知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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