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符号走近传统文化

    我在大学开了一门校公选课，课程的名称叫“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学”。选课的学生很多，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常有学生问我，学习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用？关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打了一个比方：你走路，什么是有用的？ 自然是你脚下的那块土地。但如果把周围所有的土地都挖成万丈深渊，只留下一串脚印那么大的“有用”的土地，你还敢走吗？ 所以，有时候，一些看似“无用”的，实际上可能有着“大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我看来，首先是“无用”的——学习了传统文化并不能立即升官发财；但它又有“大用”——因为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底色，它根植于先民世世代代的生活，直到现在依旧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审美以及行为方式。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际都会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们身处其中，日用而不知。这本《符号里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的写作目的，即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带领读者领略传统文化的意味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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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关于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学的书。什么是博物学呢？ 中国自古就有“博物志”传统。我们读先秦时期的著作《诗经》《尚书·禹贡》《山海经》等，会发现其中包含有大量的动植物以及地理物产等知识，它们可以看作是博物学著作的先声。

    《诗经》到了孔子的时代，其“博物”的性质更是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孔子教导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虽然不是专门的识物著作，但孔子说其有助于“多识”，这样的推崇与指导，就为后世博物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方向。

    早期对《诗经》名物解释最多的就是战国时期的《尔雅》。也正是从《尔雅》开始，后世就不断出现解释《诗经》名物——尤其是其中的动植物的著作，如西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影响就极为深远。对自然界动植物的搜罗与解释在后世竟成为一门学问，宋代宋祁《益部方物略记》、罗愿《尔雅翼》、郑樵《昆虫草木略》，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等都是该类著作。

    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是第一部以“博物”为名的专门著作，开启了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著作体式，其内容不仅包含自然，还加入了人文。这部书影响很大，后世出现了诸多对《博物志》的补充之作，如宋代有李石《续博物志》，明代有董斯张《广博物志》、游潜《博物志补》、黄道周《博物典汇》，清代有徐寿基《续广博物志》，等等。

    有一些著作，虽然没有用“博物”的名字，但其体例几与《博物志》相同，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明代谢肇淛《五杂组》，等等。这些也都是以博物为目的的著作，其内容也是天文地理、奇花异草、艺术技艺、神人传说、珍宝名物等无所不包。还有一些著作，虽不是博物体例，但其内容往往与传统博物范围相交融，如《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等等。

    中西方都有博物学。西方的博物学往往包含动植物、矿物、天文、地理，主要是自然界的事物；中国的博物学，除了自然界的事物，还有人造物及神话传说。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博物学可以收录“怪力乱神”。

    本书延续的正是古代博物观念传统，以博学多识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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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一部关于传统文化中的符号的书。什么是符号呢？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符号是）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或通过某种语言的法则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日常生活与世俗风景都是符号，而符号被了解了，才具有意义，才是文化。一个符号的生成与发展，其背后必然有着强大及复杂的文化支撑，而一旦文化经过漫长的积淀形成了符号，它的寓意就会有长期性及稳定性。读懂了符号，才能理解符号所承载的文化。

    本书的写作思路，不是将各种符号进行简单的罗列，以及粗浅的介绍，而是追本溯源，探究这些符号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以及其在流传过程发生了哪些变化。

    举例来说，很多符号形成或演变的过程都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错讹”与“错位”。

    “错讹”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无意识的“错讹”，逐渐积非成是。如八仙中的“张果老”，传世文献中有“张果老先生”一句，古代无标点，断句无定式，后来就逐渐以讹传讹，“张果，老先生”变成了“张果老，先生”。八仙中的汉钟离也是因为断句而产生了误会，他本叫钟离权，大约是唐五代时期的人物，《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文献中都记载了他的事迹，《宣和年谱》说他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人们断句的时候常常把“汉”与后面的“钟离”连起来，于是就有了“汉钟离”的名字，并且因为这个“汉”字，人们又将其附会为了东汉时期的人物。“刘海蟾”，因为其名字里有个“蟾”字，人们就编出了“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刘海蟾”的名字也就变成了“刘海”。钟馗，古书上说，齐地的方言常把大木棒即“椎（chuí）”叫作“终葵”，这个大木棒可以用来驱赶鬼怪，后来就以讹传讹而有了一个叫“钟馗”的驱鬼的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等文献记载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官员被人们奉为福神，他叫杨成，是道州刺史，实际上应该是唐朝道州刺史阳城，《新唐书·阳城传》有记载。

    除了无意识而积非成是的“错讹”，有些“错讹”还是人们有意识生成的。避讳是一种情况，如观世音菩萨因为避讳李世民的名字而变成了观音菩萨。以动植物作为吉祥元素，多是依靠联想思维而故意形成“错讹”效果，如“鹿”谐音“禄”，所以人们画一头鹿，就表示可求得福禄。

    “错位”也可以说是“错讹”的一种，是更高级的“错讹”，是指一些符号在神圣化、世俗化、本土化等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老子本是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后来变成了道教的太上老君，再后来又有了“一气化三清”之说，说他一个人又变成了三个人。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属于不同的神话体系，本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发生“错位”，常被看作是一对夫妻。早期的弥勒佛并不是大肚子，大肚子的造型据说是依据五代时期的一个名叫契此的布袋和尚，人们喜欢这一形象，就逐渐固定下来，从而有了大肚弥勒佛。

    除了思维与审美模式，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导致“错位”的发生。如扫墓在唐代规定是寒食节的习俗，但寒食节是禁火的，唐宋又流行扫墓要烧纸钱，于是为了避免冲突，扫墓的习俗就逐渐成为清明节的符号。《西游记》第八十回金鼻白毛老鼠精变成一个女子，骗唐僧说自己在荒郊野外的原因是清明和家人来扫墓，遇到了强盗，这正是对清明节扫墓习俗符号的应用。

    可以说，每一个文化现象都是一个具体的符号，符号传达某种意义。符号生成是一种大众性的约定俗成，但其并不是静止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意义不能满足社会意义的时候，它就要发生变化，这就是“错位”产生的土壤。而一旦新的符号生成，就会有一定的长期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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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不仅要考辨符号的生成与演变，还要探究符号的寓意与应用。

    以古典小说为例，文史互证，我们会发现，小说中有着很多对符号的应用，读懂了这些符号，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

    如龙。龙是帝王的象征，是祥瑞符号，所以《三国演义》中，第九回写董卓想要当皇帝，就说自己梦到了龙；后来孙权想要称帝的时候，大臣张昭说“近闻武昌东山，凤凰来仪；大江之中，黄龙屡现”，于是孙权就登了基，改年号为黄龙元年；魏国也说自己发现了龙，“却说魏国因旧岁有青龙自摩坡井内而出”，于是改年号为青龙元年。

    如凤凰。凤凰是众鸟之王的象征，了解了凤凰的这一符号寓意，我们就好理解为何在《西游记》第六十一回写孙悟空大战牛魔王，二人变化为禽类斗法，孙悟空最后变成凤凰，牛魔王也就无可奈何了。

    如真武大帝。《西游记》中在收服猪八戒的时候，孙悟空变成高小姐，对猪刚鬣说自己父亲请了法师来拿他，还被认为是“妖”的猪刚鬣说，就是请下来九天荡魔祖师，即真武大帝，他也不怕。为什么猪刚鬣别的神仙都不提，专门说真武大帝呢？ 这是因为真武大帝的主要职责就是降妖除魔，这在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共识性的普遍信仰。真武大帝就是降妖除魔的符号。

    如天王。《水浒传》中说林冲发配到了沧州牢城营之后，工作是打扫天王堂；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营之后，也见有一天王堂。这是因为唐宋时期，天王堂是军营、劳所的地标性符号。人们常常在军营、劳所建天王堂，供奉四大天王中的毗沙门，即北方多闻天王，将其作为守护神。

    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其寓意总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彰显地位与权力、生存与繁衍、纳福求吉、辟邪禳灾等。本书所涉及的符号应用，不仅有我们日常所见的器物与习俗，种种“怪力乱神”，还包罗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中大家“习焉不察”的符号，可以说，本书实际又包含着“四大名著中的符号”这样一个线索。

    总之，通过盘点历史与传统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文化财富，及其视觉形象载体，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对抗现代，而是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化认同感。我相信，读完此书，你会发现，文学名著中提到的、古装影视剧中出现的、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建筑、服饰、器物、习俗，等等，都会变得很有意思。原来去名胜古迹、公园、博物馆，可能都是走马观花，看不懂，想不明白，不注重细节，不知所云，读罢此书，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处处都饶有意味，而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