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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您童年时期的阅读分不开吧？
陈鼓应：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小时候在闽西南塘村念私塾，学四书和一些诗词歌赋。《论语》是必读的，有一个老师教《论语》，摇头晃脑地吟唱。私塾教育管教特别严，背不出书要打手心，小孩子贪玩，难免受不了。可那时候学的东西，我到现在都朗朗上口。我的老师一辈，方东美、金岳霖，个个英文都很好，但他们也是从小背古书。念到小学四年级，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城里念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再后来，又到了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念大学之后，开始读《老子》和《庄子》。在伦理教化方面，儒、墨、道、法互有补充。
您是从什么时候由尼采转向中国古代哲学的？
陈鼓应：我是在困境下开始研究的。1972年之前，在台湾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追求自由、民主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目标。1972年我去美国，那时港台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方兴未艾，他们邀请我到加州大学校区观看一个抗日的历史纪录片，我看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实况，惨不忍睹，小时候的记忆突然出现了：敌机飞来前的警报，母亲拉着我和妹妹往河边的柿子林跑，一直等到警报解除才敢回家。回家路上，看到大街上、电线杆下尸体横陈……我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了。
1972年末，我回到台湾后，把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描述给台大师生。此后，台大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引起台大校园民族主义大论战。台湾当局迫使台大解除我的教职，把我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心收藏了大量的大陆出版的书刊，有五年多的时间，我闭门读书，阅读了不少大陆学人有关文史哲的著作。
在台大读书，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西方哲学。西方传统哲学，用尼采的话说就是“神本主义”。我欣赏它的庞大的体系，它的概念分析，它的思维方式，可是我感觉跟我的生命似乎没有交集。我是由尼采进入庄子。尼采和庄子有相通之处，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老子的辩证思维，在为学与为道（知识与智慧）、个体与群体关系上的一系列思考，不仅影响了庄子，也塑造了中国人的观念和思维，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我先由庄子再到老子，再到先秦诸子，慢慢由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
研究中西方哲学，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陈鼓应：希腊哲学有两种精神，一种是酒神精神，一种是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激发你的内在潜力，日神精神让你的心灵宁静安详。我读尼采越来越走向酒神精神，而庄子是日神精神，讲求宁静。他们两者又有很多相通处，我也从庄子那里看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庄子讲情，任情与安情，放与收。放是要激发你的创造力、动能，收是要落叶归根。
您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他们对您有什么影响？ 在读书方面对您有什么要求吗？
陈鼓应：方先生强调原著，他在十六七岁时就在西方哲学上下了很大功夫。方先生早年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但终其一生没有直接介入过现实政治。1948年赴台以后，他在台大哲学系长期讲授中西哲学课程，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扬厥功甚伟。方先生晚年的最后一部讲稿《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书里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家国精神与现实关怀。我跟方先生写论文，学术研究是走方先生的路子，我从他那里知道做学问的严格。他讲尼采，没有条条框框。殷海光先生现实感强，他的家国情怀对我影响很大，从他身上我知道做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格调。
两岸的老师，像张岱年先生、台静农先生等等，他们身上有上一代学者的人格风范，对我的影响比书本对我的影响更重要。
您的研究有什么方法吗？
陈鼓应：读典籍。就像跟祖先进行一种对话。通过古人的典籍，与他们累积的生命经验和智慧对话，可以静下来“积厚之功”。
您的研究方向的选择，与您的经历密切相关。
陈鼓应：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当局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我选择研究道家思想，未尝不是对政治上道统说和学术上道统说的回应。我一辈子内忧外患，有比较浓的家国情怀。但是我不悲观。老子的柔韧、庄子的达观让我站起来往前走，让我学会不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现实关怀。
陈鼓应：我们的理想是回归现实，和现实世界结合。我在困境中成长起来，写东西考虑与现实结合。老子也不是隐士。老庄和其他各家一样，也充满着历史文化感，并具有社会责任感。所谓“进道若退”。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在我人生困顿之时会转化为一种动力，让我度过重重难关。我每次摔跤都有长辈告诉我：不要紧，慢慢来。作为现代人，我们也应该能够在老庄之后找到人生旅程中不断向前的驱动力。
《老子今注今译》作为中小学生阅读指导普及本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您认为老子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人文版的注和译都简化了，导读和简评是我重新写的，每一章都花了心思。老子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在第一章就提出宇宙本源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从现象界看到始源的问题、演化的问题，看到万物的“本根”。希腊哲学讲水是万物的本能，还没有老子抽象。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应该把人们的思想从西方移到东方，因为那里有广阔的领土、开阔的思想视野。轴心时代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只有中国绵延至今。这也是我思考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注重祖先崇拜，子孙们有任何事都会祈求祖先。比如旱灾，古人通过祖先向“天地”求雨，祭祀仪式往往配有礼乐。所以，很多考古学家认为礼乐文明的形成与祖先崇拜有关。《诗》《书》《易》等典籍中也有祖先崇拜的诸多例子；从《春秋》《左传》《国语》里，可以看到人本思想已渐渐形成。
在研究中西哲学上，您有何体会？
陈鼓应：一般来说，西方哲学很多是和科学联在一起，中国是文学哲学，我个人喜欢文学性艺术性的哲学。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概念哲学，一种是想象哲学，那老子就是概念哲学，庄子和尼采是想象哲学。
罗素有一句话，他说到中国来很奇怪，中国人可以信儒教也可以信佛教，也可以信道教。老子不反对儒家，道德仁义礼，环环相扣。老子讲忠信是很重要的，讲孝慈、讲伦理道德跟孔子有很多相通。孔子和老子相差二十岁，却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孔老相会”是中国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件大事。在文化上，孔子影响极大；在哲学上，老子是一位开创者。这两位巨人，承接了更早的祖先崇拜和人文主义思想，打开了战国儒、墨、道、法等各家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的人本思想继承了殷周时期的人文精神，激发了先秦诸子澎湃的人文思潮。因此，我总觉得，《老子》和《论语》是首先要读的。不只是在古代，现代也是如此。
您如何看《老子》？《老子今注今译》第三十八章、第四十四章等，对现实的观照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陈鼓应：《老子》是最早、最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典籍。因为它不仅能满足人理智思考的好奇心，还能在困顿中给予人动力、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老子的思想，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读《老子》不仅能促发理性思维，也能满足人的情怀。唐玄宗时期，《老子》被翻译成梵文，是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典籍。从那以后，尤其是西方思潮进入中国，很多天主教（徒）想从宗教角度在《老子》里寻找与其会通之处。所以，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典籍被翻译成世界不同民族的语言最多的经典著作。
从学术走向大众是什么契机？
陈鼓应：我有三分之二的论著都是在大陆写的。每一次进入原典，我的思路都会打开。早期的研究是比较学术化的，但是后来，我越来越重视普及。《老子今注今译》的第十一章、十四章，我隐约提到气化宇宙观，尤其是阴阳的概念。老子讲虚实相含，动静相养，阴阳冲和，祸福相依。很多学问都有根基，形而上就有理论建构、理论方法。我的老师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依然对于中国文化保有信心，而老师的老师们更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坚持弦歌不辍，这些都是我莫大的精神力量。老师对我这样，我有机会也要对年轻人这样。
哪些书是您反复阅读的？
陈鼓应：《庄子》《老子》《论语》……这些书常常读，会扩大我的思想视野。我也喜欢先秦的作品。
对您来说，解读经典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陈鼓应：经典是我的精神生命。经典里散播的人本思想、人道情怀、人文精神，一直激荡着我。现在进入了经典作品，我要把这些好的内容做好普及，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撰写面向中小学生的国学读本。
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陈鼓应：《庄子》《老子》《论语》——可不可以多带一本尼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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