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的价值

    近代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辛亥革命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和中外学术交往的深入，北京出现了多种英文社科刊物，比较重要的有：（1）中国政治学会主办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1916—1941)、（2）辅仁大学主办的《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oftheCatho⁃licUniversityofPeking，1926—1934）、（3）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季刊》（QuarterlyBulletinofChineseBibliogra⁃phy，1934—1937）、（4）燕京大学主办的《燕京社会学界》（TheYenchingJour⁃nalofSocialStudies，1938—1950）。这些刊物不仅在中国学界享有盛誉，在国际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同一时期中文刊物的情况。在社会科学领域，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主要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2年创办）、《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创办）、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34年创办）、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35年创办）。从起点看，《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创办于1916年，早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北大《社会科学季刊》创刊于1922年，终刊于1943年，共出8卷；清华《社会科学》创刊于1935年，终刊于1950年，共出版6卷，而《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办刊时间前后25年，出版22卷，所以无论从办刊时长还是出版数量来看，后者均处于领先地位。

    一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是中国政治学会的会刊。《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16年4月）的首篇文章《学会的缘起》（TheOriginoftheAssociation）有助于我们了解学会的基本情况。

    学会建立的动议来自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他提议仿效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1903年建立）成立一个中国政治学会，旨在研究国际法和外交。芮恩施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后刊物的主编严鹤龄，严又向顾维钧咨询建立这个学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几位发起人决定召开筹备会议，讨论实施方案。由于顾维钧很快赴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学会的组织工作落在了严鹤龄一个人身上，严于是寻求伍朝枢（后担任学会秘书）的帮助和合作。伍朝枢全力支持建立学会的想法，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自1915年9月至11月，不少中外学者被邀请参与筹备，为制定学会章程建言献策，其中特别活跃的是美国政治学者韦罗贝（W.F.Willoughby），当时任北洋政府顾问。

    1915年12月5日，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召开，地点在时任外交部长陆徵祥官邸，65名成员参加，会议一开始便选举了学会的领导人。会长为陆徵祥、第一副会长为芮恩施、第二副会长为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秘书为伍朝枢、财务为章宗元、理事为严鹤龄、张煜全、林行规、王景春、周诒春、吴乃琛、胡诒榖、麻克类（J.W.R.Macleay）、韦罗璧（W.W.Wil⁃loughby）等九人。

    从以上名单不难看出，学会领导以外交界人士为主。当然不少人同时也是学者，可谓学者型的官员。此后学会定期改选，继陆徵祥之后担任会长的有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胡适等人。

    二

    从学会建立之初，《学报》的创办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学会领导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就刊物的语言、目标、范围和性质等展开讨论。最后确定学

    报的语言为英文，主要目标是一方面引进国外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向外国读者介绍有关中国的信息和学术发展，而后者是重点。至于稿件的范围，则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主。我们发现，这些原则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办刊过程中基本得到了执行。

    《学报》从第一卷第一期（1916年4月）开始，到第二十四卷第四期（1941年3月）结束，前后25年，共24卷、93期。《学报》为季刊，正常情况下一年四期，但也有特殊情况，如1920年第五卷为了集中刊载有关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文件和论文，将第一、二期（1920年3月、6月）合并出版；第六卷因故只出了一、二期，没有三、四期。另外，1921年停刊一年，没有出版。

    起初《学报》只有英文名，1931年第15卷至1938年第22卷上有胡适题写的中文刊名《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学报》的发行不限于国内，而是从创刊之初就瞄准了海外市场，而且发行范围一直在拓展。如1937年第20卷上刊登的各地授权代理商分别为：北平法文书店、上海别发洋行（另有新加坡办事处）、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另有大阪、京都、札幌办事处）、纽约。而到了1941年第24卷出版时，除了北平、上海、东京、纽约的代理商之外，又增加了伦敦、巴黎和莱比锡几处。《学报》的价格为国内订户年费4元、单册1.2元；国外订户年费2美元、单册0.6美元。

    《学报》栏目分为论文、消息与札记（Newsandnotes，后来改为Notesandsuggestions）、书评。值得一提的是，《学报》上不少文章都是在学会会议上的演讲稿。学会成立后，除了每年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外，还经常举行小型的联谊会（smoker），在这些会议上都会邀请1—2名人士发表讲演。如1916年2月15日，芮恩施在美国驻华公使官邸召开了一次联谊会，约100名会员参加，严复和韦罗璧应邀发表讲演，题目分别是《中国古代政治组织概览》（Ahistoricalaccountofancientpo⁃liticalsocietiesinChina）和《预算的性质与作用》（Thenatureandfunctionsofabudget），后来这两篇讲演稿发表在《学报》第一卷第四期。

    《学报》编辑部由主编、业务编辑、经营编辑组成。首任主编严鹤龄（第1卷第1期至第5卷第3期），此后担任主编的有张煜全（第5卷第4期至第6卷第2期）、刁敏谦（第7卷第1期至第14卷第4期）、蒋廷黻（第15卷第1期至第18卷第4期）、萧公权（第19

    卷第1期至第21卷第4期）、张煜全（第22卷第1期至第24卷第4期）。下面对他们的生平做一简单介绍。

    严鹤龄（1879—1937），浙江余姚人。早年家境贫寒，十岁才开始读书。后在舅父的帮助下，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学堂。几年苦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完全美国式的教育（1896—1903）。1907—1908年任复旦大学英语讲师。1908年与翁文灏等人一道考取浙江公费留学资格，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先后获法学硕士（1909）和哲学博士学位（1911）。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学成回国，赴北京参加清朝留学生考试，获最优等奖，被授予法政科进士头衔。随即进入清政府外务部，任机要股一等股员。后长期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参加过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关税会议等，曾任驻美公使，并两次出任清华校长。

    张煜全（1880—1953），广东南海人。早年就读于福州英华书院、香港皇仁书院、天津北洋大学。1901年与王宠惠等人作为北洋官费生一同被派往美国留学。1904年获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任清华校长。

    刁敏谦（1888—1970），广东兴宁人。1916年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历任英文《北京导报》总编辑、清华学校教授、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等职。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191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堂、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后从政。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所著《中国近代史》（1938）和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影响深远。

    萧公权（1897—1981），江西泰和人。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和康奈尔大学哲学系。1926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任教于四川大学、成都燕京大学。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退休。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主编均有留学背景，所获学位和研究领域为法学、政治学、外交学，也正是《学报》的主要方向。

    三

    《学报》上的各类文章约630篇，不计书评、札记、短文、编者按语约270篇，学术论文约360篇。其中法学（包括国际法、外交学、国际关系）约120篇，政治学（含政府学、行政管理学）约50篇，经济学（含财政学）约60篇，社会学（含人类学）约30篇，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13篇，人文学科（文史哲）约40篇，海外汉学47篇。

    《学报》的作者队伍阵容强大，各类文章的中国作者约180人，外国作者约150人。就中国作者来说，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不少具有博士学位。法学方面如王宠惠（耶鲁大学）、刁敏谦（伦敦大学）、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夏晋麟（爱丁堡大学）等；政治学方面如鲍明钤（霍普金斯大学）、王造时（威斯康辛大学）、徐淑希（哥伦比亚大学）、崔书琴（哈佛大学）、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等；经济学如马寅初（哥伦比亚大学）、何廉（耶鲁大学）、方显廷（耶鲁大学）等；社会学如许仕廉（衣阿华大学）、心理学如刘廷芳（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政府部门（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工作，另一类则为高校教师，其中执教清华者（很多也是原来清华毕业生）比例最高，以《学报》上政治类论文和书评的作者来看，清华师生占据了绝对优势：浦薛凤、时昭瀛、王化成、张忠绂、沈乃正、崔书琴、陈之迈、刘师舜、杨光泩、萧公权、王造时、邵循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报》上发表多篇文章的魁格雷（又名桂克礼，HaroldS.Quig-

    ley，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于1921年9月至1923年6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劳力（SeldenG.Lowrie，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于1922年9月至1923年6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克尔文（又名恪而温，EdwardS.Corwin）于1928年9月至12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

    就外国作者来看，不少都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主要分布在驻华使领馆、中国政府部门、高校（特别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在华外国公司企业。就《学报》最为关注的法学方面来看，外国作者中有多位曾在中国政府担任法律（宪法、司法）顾问，如1912至1919年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有贺长雄、1914至1916年的法律顾问韦罗贝、1916至1917年的宪法顾问韦罗璧、1917至1919年的法律顾问德尼斯（WilliamC.Dennis）、1919至1929年的司法和立法顾问宝道（GeorgesPadoux）、1921至1930年的法律顾问埃斯加拉（JeanEs⁃carra）。

    四

    《学报》的作者中，人数最多的是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前国内外学界已经出版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他们的英文著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他们的中文文章固然重要，但英文文章更直接地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思想。他们在近代的知识迁移和本土转型方面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梁启超曾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清代学术概论》）民国以后，这一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随着以清华留美生为代表的近代留学生回国，西学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我们看《学报》就不难发现，当时的留学生在学术上是多么活跃。

    对于中国学术更有价值的是，这些西方学术引入后开始逐步实现中国化，我们发现《学报》的大部分文章都和中国有关，它们是西方学术本土化的重要文献。而就留学生自身来说，他们的学术转型同样意义重大。

    在近代中国政治学人中，转型最成功的非萧公权莫属。他1926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是对西方最新政治学说的探讨，回国后他开始全力研究中国政治理论，很快成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萧公权当过《学报》的主编，但没有在上面发过正式论文，发表的都是书评，且五篇书评都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于这一领域的见解和思考。

    在经济学人中，方显廷是最好的代表。他1928年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全面考察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以及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过程，该文在西方学界获得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回国后方显廷主动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近代工业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

    他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河北的工业化和劳工》（IndustrializationandlaborinHopei）、《中国棉纺工业和贸易》（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inChina）、《天津的谷物贸易和磨粉业》（GraintradeandmillinginTientsin）、《天津的制鞋业》（ShoemakinginTien⁃tsin）。其中《中国棉纺工业和贸易》（载《学报》1932年第16卷第3期）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学的代表作。棉纺业是中国最主要的传统手工业，也是中国现代产业中最重要的工厂工业。方显廷在文中首先指出，1890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机器织布局是中国棉纺业的开端，从那时起这一产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890—1904、1905—1913、1914—1925、1925之后。在第一期中国自设机器纺织厂开始出现，并发展至17家。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亚的经济形势有了起色，中国也从义和团运动的乱局中得到恢复，第二期内增加棉纺厂13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棉纺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因为这时外货来源断绝，本国企业获得兴隆获利的机会，这一时期全国纱厂增加到87家。1925年以后中国棉纺业进入衰退时期，五卅事件的发生，引起上海等地纱厂罢工风潮（1924年只发生2次，1925年达38次，1926年高达78次），所以新厂创设为数甚少。在对历史做了清晰的勾勒之后，方显廷从棉花的生产与贸易、棉纺织品的制造与销售、中国纺织业之劳工、中国纺织业之组织、中国手工棉织业、中国棉纺品之进出口贸易等六个方面对这一产业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棉纺业的著作，这篇论文不仅资料详实、分析透彻，更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文中大大小小数十个表格构成了近代中国棉纺业最完整的调查报告，用方显廷自己的话来说，“通过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方显廷回忆录》）

    从出版史，特别是北京出版史的角度来看，《学报》的价值同样不容低估。中国近代最早的英文刊物是《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由近代首位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Bridgman）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此后随着五口通商和国门不断被打开，在华出版的西文社科刊物日渐增多，主要有《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1858—1948）、《中国评论》（TheChinaReviewor，NotesandQueriesontheFarEast，1872—1901）、《新中国评论》（NewChi⁃naReview,1919—1922）、《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JournalofScienceandArts,1923—1941）等。但以上刊物均在上海、香港、福州等开埠口岸创办，北京虽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中心，却一直没有一份高水平的西文社科刊物，直到《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的出现。

    《学报》包含的大量资料是一个宝藏，本文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梳理和探讨，深入的研究期待更多学者和专家的参与，从政治学、社会学、中国学术史、中国出版史、西方汉学史等多个角度切入，一定会产生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