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用散文说话

    好的散文应该让人战栗、泪眼婆娑和重新发现，李琬的这册《山川面目》接近如此。她所引用的“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这句徐霞客的名言，我也是初次读到后就在心底默默记下。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我告诫自己不要去写散文，我也谨记十七世纪剧作家莫里哀《贵人迷》中的一句台词，剧中汝尔丹跟哲学大师讨论后，发现自己这四十年来“一直在不知不觉中用散文说话”。

    就像说诗就是分行一样，说散文就是“说话”，也是有道理的吗？布罗茨基说，伟大的散文必须被写成以其他方式存在的诗歌。一般人经常把精神的松弛状态等同于散文。诗歌与散文相对，就像艺术与生活相对。人们会说，在散文中，我们把若有若无的情绪表达出来，无异于那些伙夫、赶驴人、猪倌、店主的日常对话（可不就是莫里哀吗）。但这种“松弛”的散文，是每一个诗人从开始写作起就在清理的痼疾。不过，李琬的《山川面目》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我想是一种成长中的当代散文。它综合了诗人的语言敏感、人类学的细密观察和批评家的文体自觉。

    散文对一个人的心理余裕有莫大的要求，古往今来的散文大家往往是不惮于把内面剖露在世人面前的人。新文学短短一百年出现过的一些优秀散文家，也多是性情冲淡平和、修为颇深的人物。在李琬引述的艾芜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习作”作家中，我想她也发现了这种特殊的描述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山川面目》中，第一辑“无穷的远方”，第二辑“无限的人们”，第三辑“文本中的世界”，都是被生活吸引、情动于衷而行之于文的作品。

    就像在开卷《埃里温之瞬息》中，作者描绘在庭院中看到苹果树的段落，让人想起萨迪的《蔷薇园》。她写道：“曾经种满了花的院子里，长着两棵苹果树，树上结满苹果，枝条下垂，树下也落满苹果，来不及被人吃便掉落在地上，反射出带着灰土的紫红色暗淡光彩，在不太晴朗的黄昏空气里益发恬静。一个老人坐在店铺门口，抽着烟，店铺里空空荡荡，似乎没什么工作要做，但是他坚持每天都出来坐着。他向我们伸出手来，一双被生活、历史和遗忘折磨过的手，和这世界千千万万个小镇上的居民一样，是我们的叔叔伯伯。”这个开篇，传递了很多信息，也被后面的几篇所证实，那就是对中国内亚边地生存实态的书写、整理和经验的发掘，它以葱岭为中心，扩展到中亚，比如在亚美尼亚的旅行。在这些旅行中，作者一方面辨识着被“图经志籍”/个人“偏见”所蒙蔽的现实，一方面被自己的见闻感染，同时演化着自己的意识。

    在李琬的这些文字中，必然与偶然的事物，超越性的与世俗的事物之间的次序发生了颠倒，权重发生了转移，偶然的东西是现实中那些最必然的。这里也有对待劳作的态度，我想是她走出学校之后接触“劳作”的实际感觉，对普通人工作中与汗水相称的“诚恳”有了新的体认。

    她最好的作品通过到达普通人生活的实感而发现了生活的“幻觉”成分，最终抵达了非宗教领域的神圣。比如，“我们渐渐可以看见硕大密集的星群，每一颗竟然有无花果那么大。它们的光芒丝毫不亚于最明亮的钨丝，缓慢旋转，在冰冷的山风里欢愉地微颤。”（《寂静的夜晚，为何听不见》）这比喻，把“无花果”这个来自策兰诗歌的宗教性词汇放置在星群和钨丝之间，让人想到《第七封印》中骑士跟约瑟夫一家吃草莓的瞬间。在同一篇的结尾，作者把出神的时刻保持在某种密集情绪的笼罩下：“微弱的光在弹跳和扩大，从刚刚掐灭一支烟的卑微手指，到窗外浩瀚的银河尖峰。我醒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县城中心，永恒的阳光将要照耀塔什库尔干。新娘已经在路上，蒙着她年轻的面容。群山向我涌来，一阵战栗终于在内心停住。”这是深沉、令人难忘的抒情，从容、宁静，智识，不丢失任何感性，也不丧失教化带来的判断。旅程既是诗人的成长，也是对纷繁世界的采集。她就像原始时代的女性采集者。

    在第二辑中，作者把自己的笔触收束到更加切近的人和事上，比如《夜幕》中经常光顾的电影院，《枣糕、灯光和烤鹌鹑蛋》中的北京小吃和与友人的郊游，《小劫六朝灰》《譬如朝露》中读、写、居、留的普通生活，《过城门》中的汉口——也是作者家乡的风物变迁史，《家宅》《晨昏·草木·大院岁月》则是作者青少年时代留下丰富记忆的特殊场所——家。在第三辑，作为文学批评和读书随笔，李琬的文风稍微收敛庄重下来，不再有前两辑使人微醉的迷魅、摇曳，更多的是较为清晰的论述。其中，科辛斯基、乔丽·格雷厄姆、丹尼斯·莱维托夫的译介工作，她都参与其中。无论是科辛斯基的幽邃黑暗，格雷厄姆的广阔渺远，还是莱维托夫的微妙神秘，都与她所关注的“平行世界”的普通生活密切相关。

    总之，在她的爱中，我发现了其散文的依据，某种“生活流”的细密画使我们接近永恒。读毕《山川面目》，我意识到某种错失，她在生活中发现的许多事物，我发现自己正好遗漏了。这种遗漏，不止针对我个人，因为她的发现，也不止针对某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