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与“中越关系史料”

    中国和越南历史渊源深厚，对于中越关系的研究，吸引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学者的目光。回顾中越关系发展史，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5年越南统一这段时期，中国为了帮助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这一时期中越关系，包括学界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对其投向了关切的目光，其中就有学者朱偰。

    朱偰其人

    朱偰，著名史学家朱希祖之子，1907年4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北大政治系本科，1929年毕业，同年9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专研财政。1932年6月，朱偰在获得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于同年9月就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1933年8月担任中大经济系主任），兼国立编译馆编审。1939年10月，朱偰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简任秘书并先后兼任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专门委员、财政部钱币司帮办等职，1942年7月，任国民政府专卖事业司司长。1944年8月，朱偰又转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1949年2月，朱偰回到中央大学担任教授。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朱偰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参事（领导财经组工作）、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和群众文化工作）等职。

    1959年6月，朱偰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间于1960年9月至1961年3月在江苏省级机关农场劳动），1962年9月10日，朱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调至南京图书馆工作，在南图期间，朱偰主要担任南明史料编辑委员会编辑，负责校注南明有关史料，同时编纂江苏有关文献书目，并整理乃父朱希祖论著，1968年7月15日去世。（朱偰生平经历可参见朱元春编撰之《朱偰先生学术年表》，载于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的朱偰所著的《所得税发达史》一书317至350页）。

    朱偰虽然学的是金融财政，但是其在历史、文物保护、考古、文学等领域成果颇丰，如朱偰从1934年秋开始调查南京六朝陵墓，1936年出版《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上述三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出版了《明清两代宫苑建制沿革图考》（商务印书馆）；又如在文学领域，发表各类游记散文数十篇，出版有《匡庐纪游》（商务印书馆，1935）、《汗漫集》（南京正中书局，1937）、《漂泊西南天地间》（上海正中书局，1948）等。1956年，朱偰撰文批评拆除南京城墙，使得南京城墙得以保护。

    朱偰与越南的关系可能要追溯至1945年。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朱偰任行政院越南顾问团顾问，随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入越受降，负责处理受降期间的有关金融和占领军军费等问题。对于在越南期间的情况，朱偰于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越南受降日记》（中华书局2017年再版）中有详细记述。1962年，朱偰再一次和越南结缘，拟定了“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

    朱偰及“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

    1959年6月至1962年8月，朱偰在担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时，一直协助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古籍及有关史料，据朱偰女儿朱元春所述：“在父亲打成右派后，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一心想调他去中华书局工作，后来由于诸多原因没有成功。但他当时等于是中华书局的社外编辑。”而据中华书局编辑谢方回忆，金灿然从1950年代末开始为了增加中华书局编辑力量，从社会招募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如讲“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孙人和、讲“经学”的马宗霍、以先秦经史见长的杨伯峻、以考古文物见长的傅振伦等以及程毅中、傅璇琮、李思敬等一批年轻人（参见谢方所撰《改造·定位·创业——记1950-1965年的中华书局》，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

    朱偰编撰“中越关系史料”就是由于中华书局及金灿然的主动邀约，据朱偰1960年7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接中华书局来信委托编‘中国运河史料’及‘中越关系史料’二题”（朱偰日记由朱元春老师提供）。笔者收藏有朱偰就编辑“中越关系史料”与中华书局往来的部分通信（这些通信经过了朱元春老师的鉴定），其中最早的一封便是1962年6月7日，朱偰完成了“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并将其寄给中华书局编辑部，书信内容如下：

    中华书局编辑部古代史组：

    四月二十四日（61）编字第490号信收到。兹将“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及提纲一份寄上，请查收，并提意见，以便补充修正为荷。

    该稿篇幅较大，如需要着手编辑，请先惠寄稿纸五六百张，以便编写。

    再“中国运河史料”一稿，请从速加以审核处理。

    “明季史料题跋”前信中早已谓打好纸型，想即可出版，务请照例赐寄拾本，是所至盼。

    请经常联系。此致敬礼！

    朱偰六月七日附编辑计划一份。

    朱偰此信并未注明明确日期，好在该信右上角有中华书局的收文章，据该章显示，中华书局于1961年6月10日收到该信，那么由此也可断定朱偰此信写于1961年6月7日。从1960年7月2日，接到编辑任务，朱偰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相关工作之中，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运河史料”的编纂，该书也于1962年7月由中华书局以《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为题正式出版。在完成了运河史料编辑的基础上，朱偰又投入到“中越关系史料”的编辑之中，并迅速拟定了编辑计划，对于编辑计划的详细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查考，但从下文张秀民、谢方的回信中，能够窥得一二。至于信中所提的“明季史料题跋”则是朱偰乃父朱希祖先生的遗著，是朱希祖关于南明史籍校勘、考订的研究文章汇集，经朱偰整理后由中华书局于1961年7月出版。

    张秀民审阅意见

    中华书局编辑部在收到朱偰的“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后，立即请张秀民及谢方两人进行了审阅，张、谢二人对朱偰的编辑计划进行了详细的审核，并撰写了审稿意见，从这两份审稿意见中，我们也能了解到朱偰“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的梗概。

    张秀民，1908年出生，浙江嵊县人。1931年厦门大学文学院国学系毕业后，入国立北平图书馆担任中文编目及索引编制工作。1949年以后历任北京图书馆参考咨询组组长，副研究员，1971年退休返乡，2006年病逝于上海。张秀民当下最为人提及的是其关于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其成果《中国印刷史》一书多次再版。不过，张秀民除了在印刷史之外，在越南史方面也颇具建树，张氏自抗战时期开始从实中越关系史的研究，系统查阅了中国史书中有关中越关系史的记载，穷十余年心力辑录了《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与《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该书后以《立功安南伟人传》为题于1990年由台湾王朝书局出版）两稿，与此同时，发表了《明太监安南人阮安——十五世纪营建北京宫殿城楼之总工程师》（1947）、《唐安南姜公辅考》（1947），《占城人Chams移入中国考》（1948）、《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1949）等学术论文（见韩琦：《张秀民先生与中越关系史研究》载2016年《文津学志》第1-9页），可以说，张秀民是中国越南史及中越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这或许也是中华书局请张秀民担任“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审稿人的原因之一。

    张秀民在收到中华书局寄去的朱偰“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后，于1961年6月30日撰写好审阅意见，并致函中华书局，其函内容如下：

    中华书局古代史组：

    挂号信及编辑中越关系史料计划均收到。关于撰写干部读物一种，不知是否即指历史小丛书“印刷史话”？最近人民出版社拟出版知识丛书，内有“中国印刷史话”一种，也几次前来接洽，自当为历史小丛书首先撰写。但是现在由于本位工作较忙，同时身体不佳，也不能过分紧张，只有尽量挤出时间来写，希望能在今年年底脱稿。已将此意在电话中告诉联络人张同志，他也同意了。

    关于你组预备出版中越关系史料，这对于研究亚洲史的人们是一个福音。不过，这个计划很庞大，恐难短期内就完成，不能应今日研究者的急需。可否考虑先出一部越南史料丛书，将《安南志略》《越峤书》《大越史记全书》《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此书只有北京图书馆有显微胶卷本）等最重要史籍分期出版。当然，这也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安南志略》等书舛讹脱误满纸皆是，不经过一番仔细校勘工作，是无法阅读的。

    这个计划中把占城与越南列在一起，这样容易紊乱。是否把林邑、环王、占城与中国的关系另立一编附在书末？

    计划中“第十编第一章明初郑和出使和越南占城的关系史料”。案：郑和几次出使第一站即到占城，与越南殊未发生过直接关系。

    “第十一编第一章清王朝和黎王朝关系史料（包括西山党），第三章清王朝和新阮王朝关系史料”。案：此处已有“西山党”而下文又有“新阮王朝”，殊为重复。第三章的“新阮”可能是“旧阮”之误。又“西山党”不如改用“西山朝”或“新阮朝”较为合适。

    这个计划分得很细，实际上宋代以前的资料根本不多，越史的记载也多抄自中国载籍。所称越南方志，越人诗文集、日记、游记等国内藏的很少，不知是否另有来源？又关于日本人及西洋人的记载是否译成中文，如一一翻译，问题又不少。可否先出中越双方有关的汉文资料（越人用喃字写的资料自然也必需另先译成中文），较为简便。

    以上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此复，顺致敬礼

    张秀民1961.6.30

    张秀民信中提及的“印刷史话”是指1961年，吴晗发起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张秀民受邀撰写《活字印刷史话》，该书后由中华书局于1963年出版。从张秀民此信也可以看出，其对于越南史及中越关系史确实熟稔，而从张氏信函中，我们也能窥得朱偰“中越关系史料”计划之部分内容，如果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该计划，还得结合谢方的审核意见。

    谢方审核意见

    除了张秀民之外，中华书局还请了年轻编辑谢方就朱偰的编辑计划进行审核。谢方，广东人，1932年12月出生，1957年7月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进入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工作。谢方在进入中华书局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编撰活动，谢方审核意见如下：

    对《中越关系史料计划》的意见谢方11/7一目的问题

    计划中称编此史料之目的仅为供各方面的参考之用。未把编辑该史料的中心思想明确起来，是不够的。史料要把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和西方殖民者的斗争等）作为中心，当然也不摈弃其他当面，把本书的目的性明确起来，避免“为史料而史料”的倾向。

    关于“中国移民”，（第1页第2行，第2页第13及第3页第10行等）这种提法是不适当的。中国人侨居国外，与西欧封建社会初期之民族大迁移和资本主义初期向美洲移民不同，因此不宜提出“移民”这个名词，以免混淆。

    二史料来源问题

    计划中大别为七类，已经包括了所有的文字资料。这就异常广泛。光是有关越南史的中文史书就有二百多种（见冯承钧《安南书录》），数量巨大。估计很难全部看到和编选。因此史料来源可以明确列出几方面的主要史书，否则计划中把资料包括得广泛无遗，而实际上却[欢按：“却”字衍]用的资料来源是很小的一部分，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关于越南方面的资料，未知朱偰根据的是什么资料，是转译的还是直接从喃字翻译的？

    三目录问题。所拟目录，可商的有以下几点：

    1.宋以前中越关系所见文字史料不多，但从目录上看却占了全书的一半，安排不当。

    2.分期问题。目录是以中国朝代为根据，以中国王朝为中心，也可研究。第一编中，把安阳王和南越王赵佗的史料归入传闻时代，是不对的。第三、五、七各编把越南与占城、林邑并列，也是不对的。我们现在称越南，应包括整个越南的北方和南方（北圻、中圻和南圻），不能以古代的越南边界范围划分。因此占城和林邑已包括在越南之内，而不宜并列为另一国家。第十二编中，各章也有重复。如第五章与前四章的资料就不易分开，与第六章也有重复。

    3.全部的分期和章节，最好重新调整编排，大致可分四个时期来编：一、中越关系的起源时期（公元一世纪前），二、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公元十世纪前），三、越南成立独立国家时期（公元十世纪到十八世纪），四、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时期（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各时期中，再按史料的不同性质分类排列。史料的顺序，最好仿史料长编的形式，按时间先后排列，注明详细出处。

    《中越关系史料》是我局出版中外关系史料长远计划的一部分，要编好这样一套史料是不容易的。为了取得经验打好基础，不必急于求成，最好先搞好一部分，寄来看看，再提具体意见。

    从上文张秀民及谢方两人的意见，我们基本能了解到朱偰“中越关系史料”编辑计划的梗概，该计划甚为宏大，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朱偰的雄心抱负，但是这样宏大的工程，由个人承担，其难度确实也不小。

    余音

    中华书局在收到了张秀民及谢方的审核意见后，于7月26日由该局副总编萧项平草拟了致朱偰的回复，并将张秀民与谢方的意见抄送给了朱偰，中华书局复函内容如下：

    朱偰先生：

    对于你的“编辑中越关系史料计划”，我们请了两位同志分别提出意见，兹抄送作参考。

    在将来实际工作中最好编成一部分，即送来一部分，以便随时商讨。尊意以为如何？此致

    敬礼

    中华书局于7月28日正式将该文发出，但后续如何有待进一步查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并未见到朱偰编辑的“中越关系史料”正式出版，或许这一项工作真的过于庞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在1961年8月相继推出向达主编“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丛刊”首批共计三种，分别是：（1）1961年8月向达校注的明代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2）1961年9月向达整理的《两种海道针经》；（3）1962年6月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虽然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套“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主要得益于向达先生的努力，但是朱偰对此也是十分关注，曾建议“《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应加入《吴时外国传》一种一篇短文”。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朱偰与中华书局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在1962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曾写道：“接金灿然信盛意可感，当与北京中华书局加意合作”。2006年，朱偰著于70年前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由中华书局再版，2007年、2009年又先后出版了朱偰的《玄奘西游记》和《天风海涛楼札记》，这或许是对朱偰与中华书局的最好纪念。

    （感谢朱偰先生女儿朱元春对本文写作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