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策划师》与赫拉巴尔的影响

    舒文治是湖南汨罗的公职人员，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他同时是一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有小说集《永生策划师》和评论集《远游的开始》等作品刊行。他是一个隐于民间的作家——虽然有关于他小说创作的诸多评论，甚至不乏名家，但他终还没有大红大紫热闹异常。这大概与两种原因有关：一是舒文治没有处在文学的中心地带，他生活的地方虽然被屈原的灵魂所笼罩，他也多得益于骚体的神韵，但这个时代远离“中心”就毕竟少了热闹；一是舒文治为人处事低调，他有君子之风，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但是，这与他小说写得怎样没有直接关系。当我读过他的小说集《永生策划师》之后，我可以断言，舒文治是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永生策划师》凡小说14篇，其背景基本发生在一个被命名为“清都”的地方，一个虚构的所在。

    小说集《永生策划师》，被韩少功称为“这是一部现代的传奇、有小说太初之风，来自作者于社会深处的长期卧底，学识云端的修炼成精，终化为天马行空，‘胡作非为’，自成一境。其妙喻虽偶有密植之度、但精准加迷幻，工笔融写意。自有色彩斑润的浩荡喷通”。舒文治的小说，从湖南本土谱系关系说，他接续的不是沈从文、黄永玉、何立伟等的一脉；而是彭家煌、韩少功、残雪等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传统。《永生策划师》的作品，在一个叫清都的小城展开，小说在云谲波诡的讲述中，不同阶层的人物或清晰或朦胧地得以相继出场，在“清都”方言的描摹中，县城与乡村、历史与现实、风情与风俗等地方性知识呈现得忽隐忽现溢光流彩。舒文治的小说可以在“先锋文学”的范畴讨论，特别是它的表达形式。但是，舒文治的不同，就在于他使用了先锋文学的外壳，其人物和内容仍然是本土和地方的。

    《罗成牌》对舒文治来说是一篇重要的作品。这个罗成不是《隋唐演义》《说唐》《兴唐传》等小说中的罗成。传奇和演义中的罗成是天下第七条好汉，是燕王罗艺的儿子，秦琼的表弟。而这个罗成几乎就是一个“苦闷的象征”。小说写尽了人物落魄时的无望、放浪和率性而为。他迷恋牌局，那捉摸不定或充满不确定性的牌局，恰如罗成的命运轨迹，他似乎打定主意在红尘滚滚中随波逐流。罗成是个小人物，从人物谱系上说，他来自零余者、漂泊者、厌世者等“多余的人”的后裔。但他又确实来自当下的“清都”，他就在清都寻常巷陌密密匝匝的人群中。作家通过场景快速转换，意识不断流动的讲述方式，完成了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塑造。罗成的魅力，就在于作家写出了小人物失意时的颓唐并推向极致，软弱的人性却实现了小说的美学价值。其他作品，比如《往生记》中林表姨性格的变化；《干式诱捕器》中叶世铭的壮志未酬；《咕噜烧烤》中地萝和《双人洗脚间》36号洗脚师等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梦来，贼来》中的荒诞梦境；《水银一样》中阮籍哭丧以及小说集中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荒诞性中展开。

    舒文治曾告白说，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因为一个亡灵，我彻底改变了看法。他是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与其说赫拉巴尔的文学生涯是一部传奇，倒不如说首先是因为他的生活是一部传奇。他是为数不多将自己完全融入底层生活并从中提炼出永恒结构和崇高诗意的作家，同时，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从遍布捷克城乡的小酒店里发现并享受了那么多冷幽默与哈哈大笑。如他所言，作家得坚韧不拔地走遍整个田野、城镇和他熟悉的地方，发现那些‘已被埋葬的画面与谈话’，然后置于‘联想的磁场’；‘那些人和画面蕴含了面包的酵母，我的故事就像我们每天食用的面包，用自古生长于这块土地的谷物糅合而成……’赫拉巴尔更像我的一面镜子，镜鉴着我……写作者，不必太在乎自己的身份……他成功登上了他时代的精神高峰，创造了巴比代尔神话。”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被捷克文学史家称为奇迹般的年代。在短短的几年内，捷克文坛出现了那么多富有才华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小说作品，看起来的确像是“奇迹”。《巴比代尔》这本短篇小说集，是赫拉巴尔的代表作。他成功地运用口语的艺术力量而且也找到了最适合于他笔下人物的口语，那便是布拉格小酒馆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粗野、夸张、滔滔不绝、带着很多俚语和行话，很生动，并巧妙地使他笔下的口语包含着丰富的、捷克读者一看便心领神会的潜台词。这是他的小说魅力之所在，深受捷克读者的欢迎，因而赫拉巴尔享有“最有捷克味儿的作家”之美誉。应该说，舒文治偶遇赫拉巴尔，开启了他的灵感之门，重新调动了他的文学想象和生活积累。这一点，他与中国许多作家都有相似性，一如80年代马尔克斯对莫言一代作家的神启，马尔克斯犹如一轮太阳，照亮那代作家头脑的沟沟壑壑。于是，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突变。

    但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莫言没有高密东北乡的文化记忆或生活经验，再有几个马尔克斯也难以开启莫言的灵感之门。于是，舒文治的“清都”，就如同汪曾祺的“大淖”、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韩少功的“鸡头寨”、毕飞宇的“王家庄”等一样，是因地方性生活的特殊性，赋予了小说不能复制的奇特性和传奇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与其在先锋文学的范畴内讨论舒文治的小说创作，毋宁在文化记忆和生活方式层面讨论来的更为确切。生活比观念更久长，应该是真理。可以肯定的是，舒文治的小说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关注和好评，就在于他对“清都”生活的了然于心，然后更真实、更本质、也更艺术地书写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