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突然到来,给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飞机停飞、海运停航更使得日益频繁的跨国货物流通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之后,如何将各种货物顺利运出也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国出发经中亚最后到欧洲地区的“中欧班列”却异常火爆,每趟专列都满载货物,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几个边境口岸等待出境的货运火车更是排起了长队。2020年,仅阿拉山口的出境货运就增长了41%,以致于2021年的“中欧班列”甚至需要摇号才可能申请上。值得注意的是,“中欧班列”所途径的恰恰正是历史上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其在疫情之下的重新绽放,更是使人不由得好奇:在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海洋贸易兴起之前,传统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有着怎样的联系?传统丝绸之路得以延续数千年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张国刚教授新出版的《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这本书篇幅不大,主体部分一共有四篇,分别是《凿空之举:从文明的边疆到西眺罗马》《诸神入华:东来传经与西行求法》《季风南海:陆上丝路的衰落与海上丝路的兴起》及《想象异邦:中欧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从这四个标题就可以看出,本书内容是按照秦汉、魏晋隋唐、宋元及明清的时间顺序徐徐展开。但本书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拈出各时代丝绸之路上最具有特色之事作为该单元叙述的重点,这样的好处在于使得读者一下子就能够把握住各时代的“时代格”,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各时代的特殊之处。
以第二单元《诸神入华:东来传经与西行求法》为例。在秦汉时代,中国本土的道教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但是教义相对简单质朴,东汉末年佛教入华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影响遍及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以致有人将其称为“佛教征服中国”。作者在对此进行叙述时,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刺客聂隐娘的故事作为引子切入正题。唐代人为什么会创造出聂隐娘这样离奇的故事呢?作者围绕此故事,以《四十二章经》为线索,抽丝剥茧般地将该故事在西域文化中的原型一一呈现,为我们描绘出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频繁的文化交流中一幅鲜活的画卷,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有回味无穷之感。当然作者的目光并没有仅仅只停留在佛教,同时也在注视着中古时期经丝绸之路同时进入中原的另外两大宗教:景教和祆教。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古入唐的景教已有了丰富的研究积累,但是很少有作品将这一过程进行全景式描述,作者在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示了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景教在唐代如何生根发芽,逐渐适应中国社会,最后一直活跃到元代的这一历史过程,使我们对景教在中国传播情况及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互动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而对于祆教,作者则是以其信众粟特人入唐的情况为叙述重点,在写作中,除了利用浩瀚的传世文献外,还竭泽而渔,广泛搜集出土的各种有关唐代粟特人的简牍、文书及考古资料,还包括以婆罗米字母写成的粟特语信札,尽可能地为我们还原出唐代的粟特人是怎样一步步融入了中华文化。
著名唐史专家陈寅恪先生在其名作《元白诗笺证稿》中曾特意考证过杨玉环入宫前是否为处女之事,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但事实上,陈寅恪先生做这样的考证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以此彰显唐代李氏皇族混有“夷狄血统”,其背后隐藏着胡汉文化交融这一大的落脚点。而关于杨玉环与安禄山之间的也有类似的传闻,本书作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以丝绸之路传来的敦煌飞天为线索,通过对西域传来的音乐、舞蹈和相关乐器在中原流传的探索,一步步挖掘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传出绯闻与“胡旋舞”颇有关系,以小证大地解开了这段千年疑案,让人读后不禁拍案叫绝。
以往我们在研究丝绸之路时,多注重西域之人或物如何东来,而对中原之人或物的西去着墨甚少,本书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缺陷,特意辟有“中古丝路上的‘西游记’”一章,以为弥补。作者不仅充分利用《西域图记》《经行记》《皇华四达记》等传世文献,同时也注意到了新出土的《杨良瑶墓志》,通过对该墓志的解读和对航行路线的复原,可以发现这位比郑和早620年的唐代宦官曾抵达阿拉伯世界,使我们更进一步感知到钱穆先生所言的唐人具有的渴望向外拓展的时代精神。
张国刚教授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又担任过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而且曾长期在欧洲工作生活,可谓“学贯中西”,这本书篇幅不大,是典型的“大家小书”。书中所附彩图异常精美,令读者不忍释手。除去正文四篇外,本书的序言和终篇视野宏大,颇值反复诵读。序言以《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动力机制》为题,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传统丝绸之路得以延续千年的内在原因,而终篇《历史视野与现实观照》在回顾传统丝路中西交往的特点后,又对当下中国重新崛起后的“一带一路”之未来进行了展望,大气磅礴,引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