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人”二重奏

    2020年年底，我的导师苏国勋老师心脏病突发，我得知后马上赶往北京医院ICU。因为疫情期间ICU不让亲友进屋，我只能守候在门口，乘医生或护工进出大门的片刻向里探望。头两次都没有看到苏老师的身影，他因一夜未眠，到清晨才睡下。第三次，我终于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和我一样也在往门口急切地探望。就是在那个瞬间，我们相遇了，我看见了他那焦急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他身体根本没什么大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家，让我们不用担心，不久就可以和我们把酒畅叙了。师母后来告诉我们，苏老师有一次梦见他答应我们要买两只烤鸭两条鱼和两瓶好酒一起吃饭，结果发现自己没穿衣服，急得直哭，醒了才发现是一场梦。有一段时间，苏老师的病情稍有好转，已回家调养。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样的聚会梦也许很快就会实现。没想到那天的对视竟然成了我们最后的见面。今年2月1日上午，我接到噩耗，心头一阵揪痛，匆匆赶往医院。一路上，从学苏老师的往事在泪眼朦胧中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病中初识：“这样的人”

    得晓苏老师的大名，当然是从他的经典著作《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开始的。那是我在大学期间看过的最让人激动的书之一，也是引导我后来从哲学转入社会学的启蒙书。尤其是第一章从引述里尔克的诗开篇：

    “这样的人，总是如此时刻出现；

    时代行将终结，其价值将重新评估，于是这样的人，负起整个时代的重荷，把它拥入自己深邃的心怀。”苏老师用充满激情的神来之笔勾勒出马克斯·韦伯“这样的人”是如何用行动来化解紧张的：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执着，对政治一如既往的关怀；怀着清教徒般的虔诚，却异常冷静清醒地面对“诸神之争”；尽管家庭、疾病严重地困扰着他，却全副身心投入繁忙的工作，顽强地证实着自己的生命行动能力。我被苏老师笔下的韦伯所深深地打动，同时也生发了好奇：写出“这样的人”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到北大社会学系读研究生后，我重读了一遍《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再一次激动得难以自抑。我开始动念要去跟从苏老师读博。后来，在当时任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处处长的沈原老师的引荐下，我终于有幸拜访了苏老师。初次的见面用“如沐春风”“故人重逢”八个字来形容真是太恰当不过了。苏老师是长我26岁的名家，却毫无架子，即使是初次与他谈话，也没有任何压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读大学时虽然地处偏远、年纪尚轻，却一腔“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般的悲怀，并带着这种悲怀进京叩门。而这种悲怀一旦与曾处在80年代文化风暴眼的苏老师相遇，顿时被激荡、融化和提升。与其说我要追随苏老师去从事社会理论研究，还不如说我是被他身上那种英雄气概和悲悯情怀所征服。

    不过，让我更深刻地体认到这种人格力量的，是在我即将去社会学所前夕苏老师所遭遇的一场意外。1996年五六月间，苏老师突然脑溢血住院。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亲友们极为担心。虽然因抢救及时未造成生命危险，但按照通常情况，很有可能从此失去工作甚至生活自理能力。我听到后焦急万分。当我去病房看望苏老师时，却马上感受到了他极其强烈的生命意志：要站起来，要做事，要工作！他笔下的韦伯在经历了几年的精神崩溃后开始以惊人的毅力和疯狂的速度投身于学术活动。而这个时候的苏老师，宛如韦伯附体：尽管这场严重的中风给他无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身体上的后遗症，却无法阻挡住他返回书房，重执教鞭。从此苏老师又顽强坚持工作了26个年头，直到此次病发前夜还在书房写作。我当初就是通过苏老师的这场病患见识了什么是“这样的人”。

    从师读博：“做理论”与“讲故事”

    从1996年8月起，我一边在苏老师任主任的社科院社会学所理论室工作，一边跟随他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苏老师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他的著作是中国社会理论的高水平开启，而我又是他的开门弟子，所以他很可能原本寄望我能从事理论研究的。然而，他很快发觉我虽然对理论也有兴趣，但更敏感于现实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苏老师并不以为忤，而是鼓励我沿着自己真正的兴趣去发展。1997年社科院有一个博士生基层挂职项目启动后，我马上报了名，希望在挂职锻炼中找到自己研究的入手点。苏老师对此同样非常理解和支持。更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在我挂职了半年左右，初步确定了将大河电站移民史作为博士研究主题后，苏老师决定要专程来重庆看看我的田野情况。他一辈子从事理论研究，没有搞过专业的田野调查；世代在北京生活，他对乡村尤其南方乡村生活不甚熟悉。尤其是他大病初愈，后遗症尚明显，一下扎到千里之外的田间地头，多有不便。然而，苏老师执意成行。他说如果我的博士论文就选点在这里，而他对田野却毫无经验感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指导这篇论文。他到了我的田野点后，毫不在乎吃住及身体条件的不便，拖着有些笨重的身躯，饶有兴致地和我一起爬山越岭，走村串户。一个几乎一辈子坐在扶椅里的理论家，却能毫无障碍地迅速进入田野，这就是所谓的“道不远人”吧。

    我的论文给苏老师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经验研究，而且还在于我论文最后所采取的呈现方式——“讲故事”。在当时绝大多数社会学论文亦步亦趋按照中层理论模式来进行书写的时候，我这种直接从故事开始、三分之二篇幅近似“白描”式的叙事，实在是太不符合八股式的学位论文规范了。应该说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谁敢拎着一大堆故事就去申请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是在苏老师的鼓励和指点下，我最后才有勇气将这篇故事写下去并炼制成型。也是在他的周到安排下，我才能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还是在他的力荐下，我的论文才会在毕业答辩的一年后，就有幸被纳入著名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苏老师一生给许多社会理论著作写过序言和荐语，而他唯一一篇给经验研究作的荐语就是为我的书所写的。

    我后来常在想一个问题，自己天资甚薄，与苏老师研究方向有异，何以能得到他如此的器重与栽培？这个问题终于在苏老师2016年再版《理性化及其限制》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苏老师在后记中说，他当年的博士导师陈元晖先生原来希望他做社会心理学研究，后来看苏老师的兴趣在社会理论方向，陈先生并不以为是背离师门、大逆不道，而是认为只要论文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论题有学术价值、论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值得鼓励和支持。陈先生当年是这样对苏老师的，苏老师又是这样对我的，如果我今后可以这样对自己的学生，师道就能如此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传承下来，这个就叫“活着的传统”！苏老师非独厚于我，更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担纲着学术道统的传承！

    一生“读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

    我跟随苏老师问学做事，有一个真切的体会：人这一生做一件事不难，做很多事不易，而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好一件事则是难乎其难。苏老师这一生从广义来说，当然是做过很多研究，也做过很多事。但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毕生可以用“读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来总结。

    “读透一个人”，是说苏老师一生对韦伯的研究。韦伯研究是他真正的学术出发点，而他后来再也没有离开过韦伯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最新论文《韦伯思想在中国》还在印刷过程中。然而，苏老师绝不是一般的“专家”。这是因为韦伯思想的伟大性与复杂性非同凡响。韦伯是进入社会学的一条最主要路径，读透韦伯也就是对社会学整全世界的一种打开方式。尤其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这四十多年里，经验研究和默顿式的中层理论占据了主导方向，苏老师坚持不懈地深挖韦伯这样的经典大家，这就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能够保证中国社会学维持着基本的平衡，不致失去经典理论的导引。沈原老师有一句话虽然略嫌夸张，但也近乎实情：自从苏老师从哲学所转到社会学所后，社会学所的理论水平就焕然一新了。

    “做好一件事”，是说苏老师一生对《国外社会学》期刊的经营。苏老师从1987年调到社会学所理论室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这20年时间，除80年代后期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事务以外，其主要精力就在做一件事：主编《国外社会学》。这份期刊只是社科院的内部期刊，却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在2000年以前，社会学专业“海归”数量尚有限，国内获取国外社会学的一手资料也不易，《国外社会学》就成为中国了解国外社会学动态和趋势的重要窗口，开展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基地。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从苏老师及其主编的《国外社会学》起步，恐怕绝非虚言。

    苏老师正是通过这份期刊挖掘、培养、训练了一批中青年理论人才。我在理论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跟着苏老师作编辑。从确定主题到筛选译文，从物色译者到自己动手，从编校稿件到印刷出版，不同的环节需要不同的技艺。苏老师在做事上的极度认真既体现在大局上，又体现在细节中，既大气磅礴，又婆婆妈妈。从沈原、张旅平、覃方明到渠敬东、徐冰、赵立玮、何蓉和我再到陈涛，已历三代学人，苏老师始终主持其事，学人们（除了编辑外，也还包括李猛、李康这样一批优秀的著译者）伴随着刊物共同成长，直到《国外社会学》2005年转为公开发行的《社会理论》辑刊。我在社科院那些年，无论是在理论眼光上，还是在翻译打磨上，或是在编辑技艺上，都是在苏老师手把手的培训中一点点进步起来的。

    快乐聚会与关键担当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在社科院的生活真是快乐而单纯。虽然很穷，但也没有什么项目，没有数目字管理，没有严格的打卡和考评，连评职称都只讲代表作（可能只是某本文集中的论文！）而不是数发了多少权威和核心期刊。平常大家过的都是学术个体户的散养日子，到了周二的返所日，就是这些个体户集体欢腾的节日。我们到了研究室，处理完《国外社会学》的编务，就开始了天南海北的神侃。这种侃往往在比嗓门（总有人说我说话声音大，不知是不是在理论室养成的习惯），比语速，还比动作——聊兴奋了，就有好几个人一屁股坐到桌子上去了。苏老师虽然与我们差了一两代人，却完全和我们一样言说无忌，高亢激昂，手舞足蹈。

    聊天只是引子，当然还有吃饭。我至今还时常在耳边响起沈原老师在社科院十楼上的吆喝声：“废什么话，开饭嘞，赶紧的！”开饭当然不会去院办食堂，而是去我们的“御用食堂”——“川办”（四川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有酒有肉，微酣饱腹，话题更加八卦，更加无忌，甚至想骂就骂。那真是我所呆过的所有“单位”里最快乐的单位时光了。

    不过，这种快乐聚会也会有严肃、沉重的话题。苏老师经常讲起“大节一亏，百事涂地”的道理，讲起80年代的许多往事和纠葛，讲起“老陆”（陆学艺老师）在关键时候的担当。无论是苏老师，还是孙立平、沈原老师他们，一直都对“老陆”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意，都缘于这种担当。老辈学者对年轻人的品格教育就是在这种觥筹交错的氛围中完成的。

    这种担当绝不只是过去的忆往，它冷不丁地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我自己突遇难关时，苏老师毫不犹豫地表现出那种北京“爷们”豁出去的劲头，想方设法保护着我免受伤害。顺便要说一句的是，李培林老师那时与苏老师交流比较密切，对我的事也非常仗义。我一直在心底对培林老师存着一份感谢，虽然从来没有当面跟他说过。

    “以教书为天职”

    2002年我从社科院调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当时法大社会学专业虽然已开始招生，但专业教师只有两名。我所承担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课是最重要的必修课，我自己没有开课经验，同时又还要兼备其他几门新课，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我怯生生地对苏老师说能否来帮我们上几次理论课的时候，苏老师一口答应。就这样，苏老师连续四五周，每周从潘家园跑到昌平来上课，往返几个小时，上课几个小时，这一天折腾下来，人都要累瘫了。然而，任何时候，只有苏老师还站在讲台上，就始终处在一种激情四射的状态。

    套用韦伯的分类，我们可以把教师分成两种：一种是“靠教书而生存”，另一种是“以教书为天职”。所谓“以教书为天职”，就是从内心里将教学当作他的生命，他意识到他所服务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一种神召，他的生命因此而光辉，他的心灵因此而闪亮。当他走上讲台时，就像一个虔诚的圣徒，是以出世之心去行入世之事的；他又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战士，进入战场就物我两忘，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战斗本身。

    我之所以把苏老师这样的教师比作圣徒与战士，是因为他们都充满了激情。但教师与圣徒的一个不同在于，圣徒信奉的是信念伦理，而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是责任伦理。一个圣徒可以或者说应该将它的信仰和思想毫无节制地宣示给他的听众，他只顾及依照自己的信念而行事，罔顾事情的后果。而一个教师的责任则使他必须顾及其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并为此负责，他必须明白，讲台并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呆的地方。一个教师的职责，按照韦伯的说法，应该秉持着“理智的正直诚实”，让他的学生能够直面那些令教师本人都会感到不舒服的社会事实，教会学生独立地思考，而不是强行灌输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总是敏锐地提出各种问题，同时却拒绝给出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因此，教师身上的激情是一种特殊的激情，这种激情有时需要的恰恰是自我克制。激情和纪律是教师人格的两面。他在课堂上不会迷恋于煽情，也不以领袖自诩，他只是无情地打碎种种幻觉，以冷静理智的逻辑启迪学生，帮助学生获得头脑的清明。

    苏老师就是以这样的“魔法”把我引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我也为自己在法大的第一届学生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有机会接受苏老师这样“以教书为天职”的人的精神洗礼。即使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事社会学专业工作，但他们任谁都难以忘怀苏老师当年的那种讲台风采。

    “身体愉快，精神健康”

    我在法大工作前期，和苏老师的交往里最出名的是一个“段子”。那是在我的婚礼上，我请苏老师作证婚人。苏老师为我终于成家异常高兴，而他一兴奋起来，有时就会有一些口不随心的身体后遗症出现。当他念完结婚证，然后祝福我们时，把“祝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漏嘴说成了“祝身体愉快，精神健康”。这下从此就被沈原老师抓住话把了，一碰见“老苏”和学生在一起时，就扯着嗓子喊——“今天身体愉快，精神健康否？”不过，细细琢磨一下，这句口误也不一定没道理。我们现在不是时常感到精神健康才是比身体健康更大的隐忧和麻烦吗？

    荣休时刻：永勿违愿

    我在法大工作后期，与苏老师有关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他和叶启政老师共同办了一个荣休纪念会。像苏老师这样终身从事社会理论并达到很高造诣的学者，在大陆同年龄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台湾大学的叶老师，年龄与苏老师相仿，理论生涯和造诣相近，且两人脾性相投，酒量也曾相当（可惜叶老师最近十来年因身体原因不再喝酒了）。我们北京社会学界这批年轻学者，如李猛、渠敬东、周飞舟，还有我，几乎都同时受到两位老师的精神熏陶，也为他们的友谊所感动。于是，在李猛的提议下，由法大于2011年为两位老师联合举办了70华诞及荣休纪念会。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苏老师坚执如一的劲头，叶老师俊逸洒脱的风采，都还历历在目。而我对苏老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纪念会结束时以陶渊明的诗来表明他一生的志趣：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由于种种原因，苏老师一生的诸多宏愿未能实现，他时有壮志未酬之感。然而，他回望这一生，是以“永勿违愿”为骄傲的。这也正是钱锺书在《围城》序言里所说的“有憾无悔”的意思吧。

    我2018年底调到清华大学工作，先在政治学系，后转到社会学系。这段时间因为忙于备新课，加上疫情突发，没能多去探望苏老师，也未找到机会请他来清华讲学，这是我今天引以为痛的事。但苏老师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为我终于能脱开行政、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而高兴，为清华为我安心治学和平静生活所提供的优良环境而欣慰。

    二重奏之一：“谦谦君子·北京爷们·本色书生”

    过去的往事就这样不断闪回在我去医院的路上。而当我赶到医院时，我亲爱的老师已被送往太平间，我们从此阴阳两隔了。

    从医院回来的这几天里，我的头脑里不分昼夜地盘旋着初识苏老师时的那个问题：担负时代重荷的“这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苏老师热爱并精通西洋音乐，我对此虽一窍不通，但还是想冒昧地借用一个交响乐的术语——“二重奏”来打一个拙劣的比方。

    苏老师“这样的人”，其二重奏之一是：“谦谦君子·北京爷们·本色书生”。他在亲友、同道、学生、邻人面前，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凡事都为别人着想，万事不烦人。他在路遇不平甚至只是听说不平时，在关键时刻，永远是拍案而起、宁折不弯、讲仁义、重然诺的北京爷们。而他在学术面前，永远心无一丝杂念，不容任何沉渣，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任何利益交易，甘居边缘处，乐坐冷板凳，平生只听从真理的导引，永远对学问充满探求新知的好奇和辩诘的热情，然而，“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二重奏之二：“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士大夫”

    苏老师“这样的人”，其二重奏之二则是“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士大夫”。他这一生没有吃过大苦，受过大难，但他心里却一直装着大苦和大悲。这种悲苦，其源有三。

    首先是他身上的“俄罗斯精神”的召唤。苏老师年轻时即习俄语，深深浸润在俄罗斯文学和音乐中，硕士时期更进一步研究苏俄社会哲学。“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这个最早起源于俄国的概念，这种带有东正教背景的苦难、悲怆意识，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虽然并不信教，却总背负着厚重的宗教感；他虽然未历坎坷，却如莱蒙托夫般满怀“祈求风暴”之心。他的气质犹如以赛亚·伯林笔下的俄罗斯思想家。

    其次，苏老师从念博士开始终身与韦伯研究为伴。韦伯那种清教徒般的人格，以行动化解紧张的工作状态，对学术的执着和对政治的热情，都在苏老师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西欧起源的概念，这种在感情与理智、可爱者与可信者之间强大的张力，对他精神气质的塑造。他恰如自己笔下韦伯那种精神坚强、内心敏感而身体疲弱的德国知识分子。

    而追根溯源，苏老师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担纲者。虽然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了这种精神的制度载体，但它仍然通过家传、幼教、同道和经典等途径，造就了他的君子之道和人间情怀。虽然苏老师生平好酒，不过，他心中的悲怀并未让他走向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而是化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所以他晚年才会把与学生的友情放在生命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师母说苏老师自己在家时总是孤独的、焦虑的、峻急的、苛责的、易怒的，只有和我们在一起聊天喝酒时，他才有片刻的放松和格外的欢愉，才有“吾与点也”的喟然之叹。

    虽然苏老师的身体并不允许他多饮，家人和友人曾屡加劝诫，然而，他的精神需要在微酣中把俄罗斯精神、德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士大夫这三重气质的张力释放出来。性格就是命运，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记得孙立平老师有一次对我说过：他有时边开车边听80年代的老歌，有一种悲凉甚至几欲落泪的感觉。虽然苏老师比孙老师年长十余岁，但我总觉得，苏老师在精神上是与他同属于80年代的——对他们来说，那是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大是大非、大起大落的年代。我受教苏老师已26年了，很惭愧自己在社会理论的修养上不及苏老师之皮毛，而我庆幸自己在精神上一直受其熏染。在学术圈日久，我对林林总总的套路、表演和把戏越来越不耐烦。在精神上真正支撑着我在学界坚持战斗下去的，就是苏老师“这样的人”传达出的力量。人们常说：有其师，则有其徒。我此生也许永远达不到苏老师的学问高度，但我惟愿自己在“大节无亏”与“坚执如一”上配得上是苏老师的弟子。在这最后的时候，请允许我默诵着老师所钟爱的普希金的诗歌送他去远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