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弦歌一百日

    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不可遗忘的奇迹，而这一奇迹开端于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在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课，次年2月中旬开始迁滇，“暂驻足衡山湘水”约一百日。抗日烽火蔓延，危城弦歌不断，赓续民族文脉，短短一百日亦弥足珍贵。

    临时大学来了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平津极端危急，1937年8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分别在长沙和西安筹设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为基干，委派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不过，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没有到任。从9月13日起，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多次开会商议，9月下旬确定在双十节开学。当时，冯友兰、陈铨、邵循正、陈岱孙等教授已到长沙，潘光旦、沈履等正在来湘途中。稍后，推迟到10月25日开学，而正式上课已是一周之后了。那时，陈寅恪、吴宓、郑天挺等还颠簸在艰险的来校路上。同时宣布筹设的西安临时大学，11月16日才举行开学典礼。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工作相对较快，离不开较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早在1935年11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受教育部长王世杰之托，为清华大学南迁在长沙勘定校址。此后，清华大学在长沙设立农学院，湘省政府在岳麓山下划定了校园，新校舍开工建设。尽管新校舍没能用上，但在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很快落实了长沙圣经学校、涵德女校以及部分军营的租赁,在南岳衡山落实了文学院的校舍。平津各大学先期流亡到长沙的学生成立了留湘同学会，负责联络和接待各地校友，有力推动了筹备工作。

    成立之初，长沙临时大学就公告了四院十七系的设置和各系主席名单。(一)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席朱自清，清华教授；外国语文系主席叶公超，北大教授；历史社会系主席刘崇鋐，清华教授；哲学心理教育系主席冯友兰，清华教授；（二）理学院：物理系主席饶毓泰，北大教授；化学系主席杨石先，南开教授；生物系主席李继侗，清华教授；算学系主席江泽涵，北大教授，未到前由北大教授杨武之代理；地理地质气象系主席孙云錡，北大教授；（三）法学院：经济系主席陈岱孙，清华教授；政治系主席张佛泉，北大教授；法律系主席戴修瓒，北大教授；商学系主席方显廷，南开教授；（四）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主席施嘉炀，清华教授；机械工程系主席李辑祥，清华教授；电机工程系主席顾毓琇，清华教授；化学工程系主席张子丹，南开教授。1938年1月，又明确了各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胡适，未到前由冯友兰代理；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商学院院长方显廷。除原属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学生之外，还招收了部分借读生，共计学生1452人。

    长沙临时大学一成立就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无论是校内活动还是社会活动，都表现得可圈可点。1937年12月，湘省政府成立战时设计委员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被聘请为委员，省主席张自忠一上任就约请临时大学、湖南大学校长商议时政。张伯苓为学生做《抗战前途的观察》的讲座。法学院教授李祖荫上书省主席张治中，提出应对时局的三条陈：慎命县长、保卫民枪、妥护伤兵。在基督教长沙市青年会，临时大学教授崔书琴、胡觉分别以《中日战争与国际变化的可能性》《战时青年与战时教育》为题，先后向公众演讲，一时影响颇大。

    湘省诸多抗日救亡团体，如省会大学生联合会、全省大学生抗敌会、晨呼团等，都离不开长沙临时大学的组织和参与。临时大学联合各校成立省会大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大学、国立戏剧学校、湘雅医学院、湖南群治政法学校一道当选为常委单位。全省大学生抗敌会就在临时大学宣告成立。每天清晨六点到七点，晨呼团成员每队数人穿行大街小巷，高呼爱国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要唤醒迷梦中的同胞，青春豪情盖过了冬日严寒。临时大学全体女学生发起缝衣慰劳运动，每人自购布料亲手缝制灰布棉衣裤一套，寄赠前线将士，并联络其他女校同学参与。临时大学篮球队和军校篮球队举行劳军友谊赛。临时大学战时工作团每天派人到各伤兵收容所慰问，校剧团和歌咏队也经常参加。

    短短百日，长沙临时大学社团活动也务实而丰富。校学生会开办战时讲座，本校教授孟昭英等培训无线电知识、国防化学知识，聘请徐特立讲演《民众组织与民众训练》，还有其他的抗战形势讲演。临时大学学生发起组织志愿军训团，为奔赴抗日前线做准备，得到学校当局大力支持。

    西南联合大学先后有三次从军高潮，长沙临时大学期间为第一次高潮，从军大学生有295人。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如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日、南京沦陷日、元旦等，长沙临时大学都举行了盛大的集体活动。一二·九两周年纪念会，邀请了中央党部特派员赖琏和本校教授曾昭抡出席。曾昭抡高度肯定五四运动和近二十年来学生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清醒地指出：“大学生决不可徒唱高调，而应照常努力读书。至于参加各种救国工作，也很重要，但不妨于课余及寒暑假中，尽力在此方面发展，而不必停课以救国。”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到长沙，临时大学在校内大草坪召开全体大会，在长沙的1067名学生参加，“在国旗曳曳上升时，同学多有嘘唏涕下者”。大会议决数条：通电全国拥护政府抗战到底；联络各界举行市民大会；请求当局实施战时教育；请求湘省分派本校同学参加全省民众组织训练工作；定期召开欢送本校同学赴前线工作大会。

    湘省文化界理所当然关注长沙临时大学的到来，湖南《大公报》《湖南国民日报》、长沙《力报》等，大量报道临时大学的消息。湖南《大公报》在显目位置刊载启事，特约一批名家撰述文章，以唤醒全民抗战之情绪，其中就邀请了长沙临时大学的陈之迈、崔书琴、许德衍、曾昭抡、潘光旦、袁同礼诸教授。

    暴风雨的前夕

    运用文艺开展抗日救亡是长沙临时大学的亮点。临时大学成立了剧团、歌咏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多次参加社会演出。师生激扬文字，评点时政，抒发爱国豪情。“泪与湘江一起流”，陈寅恪、吴宓、冯友兰、朱经农等在当时或之后，都写下了深情的诗作。一位名为展谛的同学撰写长篇通讯《从徐水到长沙》，山川大地、流民、军队、文化遗迹等尽在眼底，文笔流畅优美，爱国之情坚实内敛，在湖南《大公报》连载一个多月。还有名叫陈一沛的同学，在《战时青年》发表散文，记叙学校见闻，诉说就学与从军的矛盾。曾昭抡在湖南《大公报》发表《起来吧，湖南的人们！》，激励湖南人不要被日军的空袭吓倒：“湖南人不是常说，若要中国亡，除非湖南人死绝吗？现在这张空头支票该兑现了！”

    1938年元旦，举行声势浩大的湖南各界元旦日抗敌宣传大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长沙临时大学剧团、歌咏队作为主要表演队伍参加。在天心阁、中山街、教育会坪等处，临时大学的同学们演出街头剧《疯了的母亲》，表演歌舞节目，从上午九点持续到下午一点，观众如堵、好评如潮。

    1937年11月，基督教长沙市青年会为了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争取国际支持，增强抗战意识，举办了大学生国际宣传比赛，征集优秀的英文作品，计划寄往友邦著名杂志报纸及全国学生会等发表。该活动得到了叶公超、陈福田、李宝荣、刘荣恩、刘南山等英文教授的鼓励赞助，各校大学生一百二十余人参加。稍后，由基督教长沙市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组织专家从思想、文法、内容方面综合评选，评选出前十名，对第一名奖励三十元。让人惊奇的是，除了第七名、第九名来自湘雅医学院，其余名次都是来自清华大学亦即长沙临时大学，良好的外语水平和文学功底令人刮目相看。

    1938年1月15日晚7时，应基督教长沙市青年会之邀请，长沙临时大学剧团在大四方坪青年会礼堂公演三幕剧《暴风雨的前夕》，为负伤将士俱乐部募集款项。公演前，由一家商号赞助在报纸上刊登了两日广告。该剧由阳翰笙编剧，由临时大学教授陈铨导演，陈铨当时已是名满全国的作家。主要剧情是，卢沟桥事变前，天津汉奸头子白次山为敌人活动，最后身败名裂、骨肉分离。主角白次山由南开大学高景隆扮演，其助手刘济成由清华大学徐贤议扮演，其侄女白青虹由南开大学宋哲夫女士扮演，郑文萱由燕京大学吴无若女士扮演，林建平由南开大学何方扮演。各男女演员均具话剧天才，英气勃勃的青春形象和良好的演技，让内行的观众耳目一新。南开大学是我国现代戏剧的摇篮，张伯苓曾经亲自参与话剧运动，校园戏剧演出水平很高，由南开学生担任主演就理所当然。

    演出之后，陈铨发表了《论暴风雨的前夕》，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品”，高度评价剧本和演员：“临时大学这一次公演《暴风雨的前夕》，可以说两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我很愿意报告给大家的一个好消息。”陈铨说是这个剧本让他认识了阳翰笙，并由此认定他是“极有希望的戏剧家”。几位演员“都能够游刃有余”地成功演出，“一面达到宣传的使命，一面得着艺术的收获，真是太不容易了”。

    长沙临时大学剧团和《暴风雨的前夕》，以不同寻常的审美形象展示在长沙舞台，虽然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不适应，却对湘省观众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引导和提升，促进了此后的抗战精品力作出现。

    迁和留的抉择

    正式上课第一天，日本军机就在长沙上空侵扰，11月24日长沙遭第一次大规模轰炸。吴宓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余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随后南京沦陷，抗战形势大变。其实，临时大学当局早已酝酿西迁，此时更加快了行动。蒋梦麟亲赴武汉向教育部请示后，1938年1月22日正式公布了西迁方案，决定在寒假期间由粤汉路循海道经越南入滇。稍后，教育部又来电，提示要妥善考虑迁校时间与路程、是否已届必迁时间，整批大学生万里长途入滇是否发生困难。临时大学当局修改方案后，又由梅贻琦赴武汉向教育部请示。最后仍决定西迁，时间不改，路线则变通分为两条：一条仍依原定路程；一条则组旅行团，徒步入滇，并成立交通运输委员会、图书仪器护送委员会。

    西迁方案一公布，大多数学生反应强烈，开展反对迁校签名运动，签名人数很快超过三分之二。校学生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学生会主任干事陶家淦报告迁校动态，公开反对意见，本埠各日报记者到会者十余人。同时，推选学生代表易甲欧、郭见恩二人，乘车赴武汉向教育部请愿，又电呈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坚决要求叫停学校当局西迁行动。学生会向教育部的呈文公开发表，义正辞严、慷慨激昂：

    窃自属校常务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布告迁往昆明后，社会舆论哗然责难，同学之间群相懊虑，学生等自平津沦陷，流亡来湘，仰承政府德意，设立长沙临时大学，俾得继续读书。半年以来，自念国家情形艰危若此，学生等既蒙政府免除兵役，复得安处后方，从事学问，种种优容，实深愧悚。方期从此砥砺奋发，专心学业，以期无负国家爱护培植之至意，乃未及半载，属校竟以迁滇闻。敬按长沙现距战区千里之遥，尚为极安全之后方。方今对外抗战，行政官吏必须严守疆土，其擅自撤退者，律以严刑，已经领袖一再昭示。国家大学乃国家精神文化之所寄托，战时教育青年，尤须注重坚贞不屈之精神。目前长沙生产文化机关，尚未闻有先我而迁者。我临大最高学府，举国瞩目，乃自先行远迁，不特沮丧民气，非战时巩固后方之所宜有。抑且临难苟安，有违政府教育青年之宗旨。即以全国国立大学情形而论，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湖南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均尚安居原地，国立中山政治大学、国立浙江大学虽以原校所在沦陷敌手，亦仍在湖南芷江江西吉安分别复课。

    属校安处后方，实无丝毫理由，可以单独自请远避，且属校在湘草创，半年以来，惨淡经营，一切设施，方见略具规模。昆明方面，无论校舍设备，均尚毫无准备，迁滇后欲求教学之安定，势必又须一年半载之经营，际此抗战紧急时期，坐令盈千大学青年，一再流徙。亦国家莫大之损失，是以属校迁滇消息一经公布，长沙报章连日责难纷趸，本省张主席来校训话，亦复表示反对，学生等昔者就读平津，未能固守国防前线，偶一自省，赧复内愧，何日再免不必要之流徙，用敢沥陈下情，敬乞迅予严令属校停止迁滇准备，剋日在湘复课，以维教育，而安民心。

    在湘省各界人士也希望临时大学留在长沙，一者作为本市最高学府，大部分抗日救亡活动临时大学都参与其中，二者可以提振人气、安定民心。还有谭丕模、曾昭抡等湘籍人士，更有一份别样的恋乡情结。1938年1月18日，省主席张治中到临时大学讲演，明确反对西迁，要留下这一批知识分子，既安定人心又为建设湖南、保卫湖南提供人才。他有些激将地说：“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显然让大学生们受到不小的刺激。

    永州籍民国大学教授谭丕模发表《为临大西迁进一言》指出，西迁完全是临时大学当局的主张，学生多力持异议，虽然本意是保持民族文化和保存培养抗战人才，但是路途艰险、费时数月，又云南条件落后，不利于研究学问，实际上得不偿失。谭丕模提醒临时大学当局慎重考虑，并对青年大学生提出期望：

    我们希望临大同学以昔在平津反对南迁的精神，继续的反对临大西迁，以昔日在平津支持平津危局的精神，继续支持地后防重地的长沙。现在长沙在国防上确负有重大的使命，一方面要负起后防建设和动员民众的一责，一方面又要准备布置国防前线的责任。因为我们不能担保长沙绝对不会变为前线。此间党政当局，正在动员知识分子来完成这个任务，不料制造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准备西迁，要迁到中国的堪察加去，这不能不说是逃避。以昔日英勇的救亡战士，一变为逃避的怯士，想为临大同学不愿为。

    稍后，湘乡籍临时大学教授曾昭抡发表了《长沙安全论》，以欧战的伦敦被轰炸对比，分析长沙的战略地位，结合当时军事形势，得出了结论：“总观以上各点，长沙目前的安全，实在毫不成问题，不过我们在后方的民众，绝不可因此歌舞升平，而应该努力于基础的生产建设事业，以图培养国力，为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作有力的后盾。”曾昭抡没有直接对临时大学西迁发表意见，但是含蓄表达了不必西迁的观点。对西迁的异议并未影响曾昭抡执行集体决定，其后他作为重要组织者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带领学生历尽辛苦徒步到达昆明。

    学校当局有策略地做了大量工作，西迁方案最后成功实施。从2月17日开始，一千多名临时大学师生陆续告别长沙城。此后，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军机炸毁，长沙城几经易手、遍地焦土，在长沙的大学全部搬迁到偏远的城镇办学，充分证明了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首的临时大学当局的远见和果断。但是，青年学子大义凛然要求坚守危城弦歌不断的行动，正是民族气节所在、爱国血性所在，同样值得肯定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