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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决策，是继设置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被新华社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雄安地区，乃古雄州、安州之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不仅是华北生态与人文交融的宝地，且是华夏粟作农业肇兴地和古代茶马互市、丝绸之路交汇地。
中华文明是一部大书，雄安文化是这部大书中精彩的一页。
正可谓：
易水汤汤，淀泊麟光。远古文明，农耕曙光。王亥服牛，贸易昭商。燕国故都，临易名扬。燕南赵北，百里长墙。鲜卑突厥，五胡刀光。世宗英武，三关威扬。宋辽边界，塘泺枣桑。茶马互市，百代华章。瓷路丝路，千古流芳。
……
一、“雄安”之名，古韵新意
雄安之名，是古代雄州、安州的合称。
“雄州”之名始于五代时期。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亲征伐辽，收复瓦桥关（今雄县南关），益津关（今霸州），下诏于瓦桥关置雄州，益津关置霸州。《雄县乡土志》载，“雄”者，名取威烈，以彰武功，有威慑北辽之意。雄州和霸州，寄托了周世宗雄图霸业、一统天下的梦想。
安新县古为安州，“安州”之名始于北宋。宋代建顺安军（今安新县安州镇垒头），后移治高阳（今高阳旧城）升安州。金朝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安州徙治葛城（今安州镇垒头村）。泰和八年（1208年）安州移治渥城县，称新安州，元代安州徙治葛城。至元九年（1272年）渥城县更名为新安县。安州领葛城县，与新安县同属保定路。明代安州降为安县。后复设安州和新安县，属保定府。民国2年（1913年）安州改为安县，属直隶范阳道。1914年安县与新安合并为安新县。这就是从安州到新安州，到安新县的演变。
自周世宗置雄州，容城就属雄州。所以，党中央、国务院设置雄安新区，就是雄州、安州合称，包括雄县、安新和容城之地，传承雄州、安州历史文化。
二、河湖水系，天人合一
雄安新区的安新、雄县、容城三城环绕白洋淀，北有南拒马河、白沟河，千古流淌的河湖水系和塘泺淀泊，构成雄安壮美的水文景观。
南拒马河，古代是易水干流。从西周到秦汉，易水流经容城、安新和雄县东至于海。所以雄安新区中心三县，留下了易水文化的深厚记忆。容城古八景之一的“易水秋声”，就是指南拒马河。商民族的先祖王亥与有易氏部落进行贸易，是中国商贸历史的发端，就发生在易水之滨。
白洋淀是雄安的重要地理标志，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最初是第四纪地质史上形成的文安洼古湖盆区。距今约1
万年前，白洋淀经历了一次扩张与收缩的演变。距今7500～2500年间，渤海海面上升，河北平原东部发生海浸，使白洋淀水域达到最大范围。北起永清、霸县、雄县、容城，西至保定、清苑、望都、定县，南至安国、博野、肃宁、河间。距今2500年前，气候干旱，白洋淀水域收缩，局部干涸。春秋战国时期，燕国防御齐国的“燕长城”即位于徐水、白洋淀边缘至雄县一线。西汉在白洋淀边置有鄚（今任丘市鄚州镇）、阿陵（任丘市陵城）、高阳等县。白洋淀解体后形成若干淀泊。
西晋左思（250～305年）在《魏都赋》中有“掘鲤之淀”“盖节之渊”。掘鲤淀，唐代李善注，“在河间莫县之西”，相当于今白洋淀一部分，从名字可以看出，这里鲤鱼遍地。北魏河北地理学家郦道元（472～527年）在《水经注·易水注》记述：“易水又东，渥水注之，其水上承二陂于容城县南，谓之大渥淀、小渥淀，水南流注易水。”大渥淀和小渥淀即清乾隆《新安县志》记载的大殷淀和殷家淀，今大王淀和小王淀，是白洋淀区的两个淀泊。
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太行山发源的大小河流，遇到运河阻拦，在低洼处形成淀泊。博野有君子淀，文安有狐狸淀。唐代“瀛（河间）莫（鄚州）间有九十九淀”。
北宋王朝为防御契丹骑兵，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六宅使何承矩，利用这一带地势低洼的特点，开辟塘泊，河流与淀泊相连，引水灌溉，形成自顺安军（北宋淳化三年置），治唐兴寨(今安新县东州东南）西边吴淀，东至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西泥沽和泥沽咀）九百里屯田防线。缘边塘泊绵亘七州军，有名淀泊28处，新开凿淀泊两处。《宋史·河渠志》载：“东南起保定（新镇）军，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这是最早关于“白洋淀”的记载，原名“白羊淀”，是北宋塘泺中的一个淀。当时边吴淀位于安新、高阳、清苑交界处，为九河合流后水最深处。
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黄河决堤澶州小吴埽，东北流入河北与白沟合流于天津入海。浑流回灌白沟，使屯田塘泊淤塞。塘泊解体为若干淀泊。明弘治（1488年）前淤为平地。“地可耕而食，中央为牧马场。”正德十二年（1517年）杨村河决口始成“泽国”。形成徐、漕、雹、萍、一亩、方顺、唐、滋、沙、九河入淀之势。以后淀水“汪洋浩淼，势连天际”。改称白洋淀。白洋淀接纳了大清河系诸水，淀泊日淤日浅，水大时，则旁溢四出，洪涝灾害连年发生。
清朝，畿南连年大水，雍正帝提出治水方案，十三王爷允祥和大学士朱轼开启直隶营田工程，从泄水营田种水稻出发，修筑堤防，形成沟渠纵横，村落、苇地、园田星罗棋布的景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划定东、西淀界限，“大清河自雄（雄县）入，迳张青口（今文安）口西西淀，东东淀”。西淀范围周围300余里，东淀范围周围400里。所谓西淀即今白洋淀范围。
河湖水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古易水、大清河水系和白洋淀正是承载雄安文化的地理载体，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三、边塞文化，悲喜交集
雄安之地，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厚的民族融合的边塞文化。
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
北方少数民族山戎侵扰燕国，燕桓候徙都临易（今容城县南阳村东），属于燕国最富庶的督亢之地范围。1958年在容城晾马台遗址出土“燕侯职”铜戈（即燕昭王的铜戈，藏于河北省博物馆）是燕昭王时代遗物，1982年7月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燕国迁都蓟城（今北京琉璃河），临易成为燕国易邑。
春秋战国时期，雄安先是地处燕、中山与齐三国边界之地。公元前297年赵灭中山后，就成为燕、赵、齐三国边境。
燕昭王在位初期，燕国用了二十年多时间，修筑了防御赵和齐国的“燕南长城”，即位于徐水、白洋淀边缘至安新、雄县、文安、大城一线。自1976年至1990年，在容城县先后出土四批约600余枚燕国货币，还在燕南长城出土齐国刀币，留下了齐国灭燕和乐毅攻齐的千古传奇的见证。
东汉末年，这里曾经是袁绍与公孙瓒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最终袁绍通过地道在这里攻破公孙瓒的易京城（今容城县南阳遗址），消灭了公孙瓒，统一了大河以北。
东晋十六国时期，这里成为“五胡”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兵家必争之地。北朝时期，这里是最古老的茶马互市的交通要道。
周世宗北伐，攻克瓦桥关、益津关后，分别置雄州和霸州，从此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王朝的边塞之地。
雍熙北伐，北宋名将曹彬的东路大军曾经以雄州为基地，结果高粱河惨败，雄州、霸州成为宋辽边界。北宋一大批爱国名将先后在这一地区开河筑堤，巩固边防。
至道元年（995年），契丹精骑数千，夜袭雄州城，强攻楼堞，雄州团练使何承矩率领人马天明出战，斩杀无数敌兵，擒敌将铁林相公，契丹兵狼狈逃窜。
宋咸平四年（1001年）何承矩命静戎军决开雹河，挖开长城堤，注水雄州，使雄州大量农田变成旱涝保收的水田。
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杨延昭迁保州，兼威虏（雄州）静戎（安新）军沿边都巡检使。他大修边关守备。在雄县和安新境内筑“六郎堤”，筑容城晾马台，巩固边防。
史志记载，雄州城有地穴与霸州城相通，长约70华里。雄县地道两部分，即祁岗地道和邢村大台地道。古地道设计合理，形式复杂，分布广、规模大、延伸长、类型多、功能齐全。“引马洞”“藏兵洞””议事厅”“料敌洞”“迷魂洞”等一应俱全，且用规格与质量基本统一的青砖砌筑，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十分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军事价值。
边塞地区既有频繁的战争，也有民族融合和边境贸易。尤其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边境的民族贸易和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从这里向蒙古高原和西域、欧洲延伸。
四、商贸文脉，源远流长
雄安所处的古易水流域，是中国商业文化肇兴之地。中国历史上第一笔贸易就发生在这里。《竹书纪年》记载，商汤七世祖王亥，驯养牛马。前往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是中国商业史发端。殷墟甲骨文记载王亥为商朝的“高祖”。王亥到了易水，被有易部落酋长绵臣所杀。王亥之子上甲微出兵讨伐有易，杀了有易部落酋长绵臣。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赵、齐边界的临易，成为各国贸易的边境地区。雄安地区先后出土的战国货币既有燕国刀币、齐国刀币，还有赵国布币，显示了多国贸易的特征。
汉代以后，易水以南，成为中国丝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
《西京杂记》记载：巨鹿郡陈宝光妻织造“葡桃锦和散花绫”。太尉霍光妻子常从巨鹿郡购买陈宝光家这种精绝的丝织品，送给汉宣帝宫廷女御医淳于衍。一次就赠送给淳于衍蒲桃锦24匹、散花绫25匹。
霍光把陈宝光夫妇请到长安太尉府，专事织锦。陈宝光妻的织机拉动经丝的镊120个，手里好几个梭子，装着不同颜色的纬丝，60天才能织成一匹，纹饰精美，花色丰富，“值万钱”，是当时最昂贵的纺织品，也是西汉时期最精美的丝织品。东汉传到四川，始有蜀锦。
盛唐时期，河北道丝纺织品贡赋数量和精奇丝织品居十道之首。大唐《通典·食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十道共318郡，向朝廷常贡丝织品的63郡，包括雄安地区在内魏、贝、洺、邢、镇、冀、深、赵、定、德、沧、易、瀛、莫等州都盛产丝帛。全国总贡赋丝织品3464匹。河北道18郡常贡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1.6%，而河北道博陵郡（定州）丝纺织品贡赋达1575匹，占全国的46％，居全国之首，天下第一。
河北丝纺织业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辉煌的一页，是支撑千年丝路辉煌的纺织基地和精绝技艺的传承之地。
在敦煌61窟大型壁画《五台山图》右下角“河北道镇州”（今正定），题榜字“新罗使团”“福建使团”等马队从桥上走过，到五台山进香。从朝鲜半岛赶来的“新罗使团”要经镇州到五台山须经过雄安地区。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原产地。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五胡乱华”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茶马互市的前奏。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比从云南通往吐蕃的茶马古道要早几百年。
中国的茶叶以茶马交易方式，经河北山西、陕西、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辗转西伯利亚，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河北的幽州、定州、莫州（包括雄安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奚族、羯族等游牧民族茶马互市的交通要道。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在回纥地区驱马茶市。《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记载：大中六年（852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拓地钱”。
《文献统考》卷17《征榷考四·榷酤》记载：“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因为江南茶叶长途北运中，常在道边滞留，赶上雨季“露积雨中”就会发酵，使得一直饮绿茶的历史，翻开了发酵茶的一页，有些智者利用微生物发酵，发明了发酵茶。茶马互市中，增加了发酵茶的品种。
凝聚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中国茶道，在陆羽《茶经》基础上，整合了茶叶加工、煮茶器具、饮茶器、茶台、茶肆、茶诗、茶礼等物质与精神元素，成为茶道文化。五代时期，长城以北契丹控制地区，茶道已渗透到贵族生活之中。河北宣化区下八里契丹墓壁画中，不仅有器物精致的《备茶图》，还在《出行图》中专有“送茶吏”的形象。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辽签订茶马互市盟约。宋太宗“始令镇、定、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设立榷场，官办交易。定州、霸州、雄州、镇州、沧州，就是茶马互市的边地。
宋辽金时期，宫廷书画须用河北绢。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在《三朝北盟汇编》卷七十二说，靖康元年（1126），“金人索绢一千万匹，朝廷如数应付。皆内藏元丰、大观库河北积岁贡赋，为之埽地。如浙绢悉以轻疏退回而不敢重却也”。证明河北绢是全国最好的绢。金兵挑选河北绢留存，把江浙的丝绢“择织不堪者渍以墨水退换”。北宋朝廷不得不把内府收存河北的丝绢“之奇绝者方发行，避戎”。
河北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产地，也是瓷器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产地。太行山区的定州窑、恒州窑（讹称井陉窑）、邢州窑、磁州窑，四大瓷窑，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提供了大量瓷器。
在土耳其、韩国、日本收藏大量磁州窑瓷器，而且这些国家后来生产的瓷器，仍能看到磁州窑瓷器的深刻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提出“北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可能在沧州黄骅海丰镇地区。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冯恩学对海丰镇遗址进行发掘，提出黄骅海丰镇遗址为宋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北起始点。近几年，河北省考古专家们在海丰镇附近发现一批古代港口仓储遗址，发现了一大批海捞瓷器。在沧州市、黄骅市博物馆，收藏和陈列了大量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的文物和展品。
而河北的恒州窑、定州窑附近的河道内，发现过不少沉没的外运瓷器，与河北黄骅市海丰镇古代海港仓储遗址和海捞的瓷器纹饰、窑口完全一致，证明横跨河北境内的古代水路通道，是古代海上瓷器之路运输的故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通道。
五、精神气质，豪侠仗义
雄安之地的人文气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诚信尚义、威武不屈、豪侠正义的传统美德。
蒙古汗国进军雄安之地，容城学者胡炳南等“燕山五丈夫”，不与蒙古合作，隐居易水林尖山，浩然正气，千古传诵。
容城鸿儒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北学大师。在宋代理学基础上，整合史学，加上诗词歌赋等文学修养，教书育人，成绩斐然。个人志趣、品格、操守、风节完美结合，是名重朝野的著名学者。
明代容城名人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联，彰显了中华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他一生英勇不屈地弹劾明朝两大权奸，第一个弹劾朝廷宠臣仇鸾，结果被陷害下狱。严嵩为了拉拢他，一年提拔他四次，从南京一个郎官升迁到北京，他不攀附权势，为国锄奸，上书“十罪五奸”弹劾奸臣严嵩，再次被陷害入狱，受尽酷刑，威武不屈。一次行刑前一位狱吏给他蚺蛇胆止痛，杨继盛笑道：“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最后被杀，慷慨就义。成为“明代第一义士”。在北京西城接待寺街智达胡同、保定市区金线胡同、皇华馆街，还有容城县都有杨公祠。
明熹宗时，阉党魏忠贤弄权，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忠义之臣被诬告入狱。容城鸿儒孙奇逢与定兴鹿正、张果三人自卖家产，募集赎金，不畏谤议，义薄云天救助忠臣，结果魏忠贤残害忠良，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杀，孙奇逢出资救助忠良的家属。其豪侠正义之壮举，深为世人推崇，被誉为“范阳三烈士”。
在容城、保定、北京都曾为“容城三贤”立祠，并入祀保定五贤祠、畿辅贤哲祠等。他们的著述被后人编为《三贤集》，流传甚广。
吏部侍郎的容城房壮丽不依附权奸魏忠贤，在魏忠贤得势之时，绝不攀附，告假还乡。魏忠贤被杀后，房壮丽出任吏部尚书，积极清理冤假错案。
抗日战争中，白洋淀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雁翎队的故事成为白洋淀英雄精神的代表。
六、民俗风情，绚丽多彩
雄安人民，勤劳智慧，具有千古传承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
雄安苇编，是这一地区传承千年的手工编织技艺，唐朝“土贡苇席三千领”，闻名全国，与相邻的高阳纺织技艺齐名。
北宋时著名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总结了其兄、雄州安抚副使沈披在雄州工匠协助下，制造强弓的“绝技”，写入《梦溪笔谈》。
雄安地区是宋辽边境的三关（瓦桥关、淤口关和益津关）所在，造就了这里武术种类多样，攻防拳技盛行的民风。其中雄县鹰爪翻子拳、阴阳八盘掌、圈头村少林会、八趟掩手，都是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白洋淀风景宜人，清代在白洋淀的端村、赵北口、圈头、郭里口分别建有四座帝王行宫，康乾盛世，帝王后妃经常来此驻跸。促进了传统造船技艺、白洋淀芦苇画、白洋淀苇编、面塑、雄县黑陶、雄县纸花、雄县石雕等民间技艺的发展。
清朝灭亡以后，行宫的乐人流落民间，散居白洋淀周围，形成了多处音乐传承地。其中雄县古乐、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已经列为有国家级非遗名录，雄县十里铺音乐会、安新县同口音乐会、端村、关城村音乐会等，列入河北省级非遗名录。这些音乐会和古乐，传承曲目丰富，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典型的地域代表性。
尚武和赏乐成了雄安地区两道亮丽的民俗风景。
七、红色文化，豪放隽永
千年前雄安地区就创造了宏伟壮观的辽宋古地道，由此启发了冀中以及后来遍及解放区的抗日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的命名来自于当地古老的大抬杆猎枪，游击队员在火门上插上一根雁翎防水，故而有了“雁翎队”这个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名字。英勇的雄安人民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创造性开展平原游击战，使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白洋淀的秀丽风光和雄安之地豪侠正义的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隽永豪放方的荷花淀流派。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孙犁，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代表作《荷花淀》于1945年发表后，在文学界影响很大。许多作家都努力探索其写作技巧，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其风格，便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
1949年8月出版发行了袁静、孔厥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河北红色文学走向高峰。随后，李英儒《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梁斌的《红旗谱》、冯志《敌后武工队》、李晓明等《平原枪声》、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享誉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荷花淀派文学凝练成爱国正义、抗击侵略的英雄精神
白洋淀文学是中国文学艳丽的奇葩。“淀上神兵”雁翎队还成为众多戏剧影视、音乐歌舞、民间曲艺、美术雕塑的描绘对象，凝聚成抗战文艺一道靓丽风景和一个民族的抗战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雄安地区的历史文化，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或能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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