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降临前抵达

    ■刘子超

    1

    我热爱乘火车旅行，因为它总能以最小的风险，提供最多的可能。对我来说，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是一个场所，是出发和抵达城市的一部分。你尽可以通过一趟火车之旅想象两座城市，就像科学家能通过一块恐龙化石还原侏罗纪时代一样。

    中学时，我家附近不远处就是北京北站。每次听到火车尖锐的哨声，我都希望自己能跳上那列火车，风雨兼程地远离自己熟悉的一切。火车并不出发，它们启程：它们以自己特有的节奏夯实风景，让被穿越的大地显得更加壮丽、宏大。

    约翰·科尔特兰有一张著名的唱片《蓝色火车》。一辆行驶在空蒙夜色中的火车，总是令人充满遐想。美好的爵士时代也是火车时代：作家和音乐家乘着火车旅行，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音乐和文学作品。

    长久以来，我对火车的热情丝毫未减，这多半源于乔治·西姆农的一本小说《看火车驶过的男人》。我是在一家旧书店买到的这本书，它讲述一个叫蓬皮加的男人决定放弃原本安分守己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人。他搭上充满怀旧感的火车，出发寻找他渴望已久的女人——过去老板的情妇。然而，在老板的情妇面前，他所期待的爱情并未到来，迎接他的是女人不可抑止的嘲笑。这轻蔑的笑，让蓬皮加顺手解决了她。

    他开始一次次地坐上火车，让火车带他前往新的地方，遇见新的女人。他喜欢看火车离去，就像载着希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他要和过去决裂，不与现实妥协，哪怕幸福从此毁于一旦也心甘情愿,我至今仍然对其中一段话记忆犹新：

    他早已过了男孩儿那种幼稚地迷恋蒸汽车头的阶段，但是火车，尤其是过夜火车，仍然对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它们总会把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送进他的心里。

    2

    傍晚时分，当我从布拉格踏上去往克拉科夫的过夜火车时，我确有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那是一种假期即将终结的感觉，而实际上我的假期才刚刚开始。

    此时，布拉格车站沐浴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中，候车大厅里弥漫着嘈杂的声音，仿佛年久失修的舞台布景。它对面的街上停着一辆白色加长版凯迪拉克，车身上有一排诱人的裸女——那是一家脱衣舞夜总会的流动广告。

    车厢里有些闷热，我和一个英国人拼命地扇着帽子。英国人五十多岁，是牛津一家画廊的油画修复师。他旁边是一位黑人女子，穿着尖头蛇皮凉鞋，宽厚的脚板像船桨，露出脚后跟上一层厚厚的白茧。她是个丰满的女人，丰满体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上，那对巨大的胸脯在衬衫下起起伏伏，沉重的金耳环随之熠熠放光。她对面是一个头发卷曲如方便面的印度小伙子，正用笔记本电脑看枪战片。因为戴着巨大的罩耳式耳机，颇显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在门口相对而坐的是一对说捷克语的情侣，穿着质量不太好的套头衫，一个红色，一个蓝色，胸前都印着四个黑色大字：中国黄山。女人梳着马尾辫，男人头上架着墨镜，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俩在说话。男人解释着什么，女人则脸望窗外，不时耸耸肩，然后两人都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男人摘下墨镜，头枕靠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火车开动以后，英国人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口吹风。他长着灰白的波浪形鬆发，高高的鼻梁，一对爱尔兰人的纤薄嘴唇，眼窝深陷，讲起话来牛津腔很重。我们一搭上话，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开始是关于中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然后我问了一些油画修复的问题。我们完全不着边际地交谈着，捷克情侣已经分别爬上了最上面的铺位，呼呼大睡；印度小伙子仍然在看电影，连姿势都没有变化；黑人女子脱了鞋，把一双大脚搭在对面无人的铺位上，用一双金鱼眼忧郁地望着窗外。

    英国人拿出两瓶啤酒，我们一起喝起来。夜风透过窗缝剧烈地吹打着他的头发，他把窗户关上了一点，这样窗玻璃上就反射出了他的脸。在走廊闪烁的白炽灯下，那脸苍白、消瘦，像一张幽灵的面孔，而我对着窗玻璃看了看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窗外，火车正穿越一望无际的波希米亚平原，但天黑乎乎的，只能勉强看到一些景物的轮廓。我想到村上春树在《1Q84》开篇就提到的那首古典音乐——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村上形容那是一阵“波希米亚平原悠缓的风”。

    3

    因为疲劳和酒精，英国人像只耗子一样两眼通红，他摇晃着走回车厢。此时车厢里一片黑暗，只有铺位上传来阵阵鼾声。

    这鼾声让我感到饥饿。我拦住列车员，问他有没有餐车。“什么都有!”他朝我递了个眼色，是那种暗示小费的眼色。我兜里还有一些捷克克朗，我打算在它们变成纪念币前，把它们花掉。我问列车员煎蛋卷多少钱?

    他伸出五根短粗的指头，“五欧。”

    “可以用克朗付吗?”

    “不行，这是国际列车。”

    我告诉他来一份煎蛋卷。

    “再来瓶伏特加?”“不了，谢谢。”

    他转身离去，消失在波希米亚平原深处，而火车正像一把利刃穿透黑色的大地。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竞技场。

    15世纪早期，捷克民族领袖和宗教改革家扬·胡斯引爆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就像一百年后德国的马丁·路德那样，扬·胡斯成为捷克民族的语言与文学之父，促进了捷克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英国史学家艾伦·帕尔默所说，虽然捷克对西方文明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但在文化上却始终向着与他们同属一族的斯拉夫东方寻求力量。

    然而，波希米亚的战略地位，注定会将捷克人卷入一次次东西方的动乱中。因为波希米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布拉格，几乎就处在维也纳与柏林的正中，俾斯麦就曾坚定地宣称：“谁是波希米亚的主人，谁就是欧洲的主人。”

    历史已经反复向捷克人证明了这位铁血宰相的话中之意。

    最近的例证莫过于波希米亚的外缘地带（即苏台德地区）。这里的居民始终以德意志农民为主，但是二战以后，捷克当局将二百五十万德国人——包括曾对抗纳粹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一一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许多人被扣留在集中营，数万人伤亡。虽然捷克与德国在1997年签署了互相谅解的声明，但很多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仍然在为失去的土地和房屋而努力寻求赔偿。

    列车员端着一个盘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可盘子里的煎蛋卷已经凉透了，仿佛它是历经千山万水，才奋力跋涉到我面前的。我只好感激地掏出五欧元和五十分小费，塞进列车员油腻腻的手心里。

    “Bon appetit!(祝您好胃口!)”他抛出一记法语，仿佛为了使我确信，这毫无疑问是一列国际火车。

    （《午夜降临前抵达》文汇出版社202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