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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是人类历史上利用的唯一的湿地衍生植物。先民走向旷野开始耕作，一般会选择改造居住环境过程中发现的植物，而稻子却是人们有意识利用湿地特殊环境时，才会发现和利用的植物，也就是说是根据环境“育种”，而不是偶尔发现“这个可吃，种种看”。
这种“定向育种”放在一万年前，挑战性不言而喻。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驯化作物除了稻，其他类别的野生祖本全都是一年生杂草，比如小米的“祖先”狗尾草，路边常见，习性很容易被人类发现。稻子不一样，特别是粳稻，它的野生祖本是多年生宿根繁殖为主的植物，能开花，但不一定每年结籽，被人类改造后才变成脱离宿根性且高产的作物。目前研究成果表明，在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期的桥头遗址时期，稻米已经达到80%的驯化率。
距今12000年左右，人类迈入新石器时代，走过了数百万年发展的人类告别洞穴，走进新纪元，全球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先后发生“农业革命”。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同“上山人”比肩同行的开拓者，还有北京郊区的“东胡林人”，中原腹地的“李家沟人”……这一时期开始，我国“南稻北粟”的二元农业经济格局雏形开始发端。
上山文化晚期，即距今大约8500年开始，现代考古学所命名的面貌鲜明的各地文化才日益发展起来，比如长江中游澧阳盆地的彭头山文化；江淮之间的贾湖文化、顺山集文化；泰山北麓的后李文化；北方草原上的裕民文化等，至此，史前中国的拼图初步成型。
唐代诗人李绅有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依赖小米为主粮养活的中国人口，天宝年间（公元742年正月—公元756年七月）达到八九千万之众，似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粟作退居二线的时候，南方的稻开始崭露头角。
其实，稻米在源源不断从南方运到北方，成为全国粮食主角之前，很早就已占据中国粮食的半壁江山。古书中称不种自生的稻为“秜”“稆”或“穞”，其中有可能就包括现代栽培稻的祖先——野生稻。而发源于长江以南的百越族后裔所居住的西南民族地区，至今保留了稻的古音Khau和Kao，这是现代南方方言称稻为“禾”或“谷”的最初来源，这个方言发音随稻米进入北方以后，与也称“禾”或“谷”的粟、黍相混淆，汉字中才出现了书面语的“稻”。
稻作技术成功支撑了宋代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由粟作建立、麦作维持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之所以在数千年之后没有走上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那样消失的命运，其重要原因或在于有长江流域富有增产潜力的水稻作后盾，缓解了黄河流域的负担，而且后来居上，继续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从南宋开始，民间就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苏（州）湖（州）、湖广（湖南、湖北）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中国稻米的主产区。
毋庸置疑，稻米和稻作北传促进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交流，最终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2000余年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越人为逃避战乱，渡海到了今日本九州一带，把水稻栽培技术也带了过去。这是日本有稻作栽培之始，从事种稻的人被称为弥生人，稻作所引发的文化，称为“弥生文化”。日语“稲(いね)”，即是古代吴越称水稻为“伊缓”（音）的保留。在此以前，日本一直处于渔猎采集时期，即“绳文文化”时期。
同样受到中国稻作文化影响的还有朝鲜。源于中国宋代的旱地育秧技术传入朝鲜之后，被称为“干畓稻”，并出现在其17世纪的农书中。
随着海运交通的发展，再加上当地气候的便利，稻作往东南亚的传播亦势不可挡，最终形成了所谓的环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化，也就是农业语言传播形成了南岛语族，渐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太平洋岛屿的文化格局。
（《新华每日电讯》12.10 李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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