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业已形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人际交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

    从“静”文化到“动”文化。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从乡土“礼”治到迁徙“法”治。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

    （《北京日报》11.29 段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