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意义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凸显的

    辛亥革命不仅导致清廷的覆亡，也带来几千年帝制的终结。从年深岁久的帝制到前所未有的共和，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大的革命。这样的根本性历史大转变，本应是一个大震荡。但身处变化当中的很多时人，似乎并未觉得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与革命之前的预期有不小的落差。

    梁漱溟后来指出，辛亥革命虽“是用暴力革命方式”，但“这个暴力革命，实在太容易了。阴历八月十九日起义，两三个月即成功。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几百年的统治，一转移间即被推翻”。用时人的话说，“数千年相传之专制国，一旦水逝云卷而去；数千年未有之共和国，一旦风驰电掣而成”。

    然而走向共和的革命虽甚容易，真要实践一个共和体制却困难重重。由于时人对鼎革的认识不够深入，对革命可以带来的转变又期望太高，对共和的见效速度又要求太快，这样的期许使不少人对民国生出不满。在革命结束后不久，从遗民梁济到曾经身与革命的熊十力，都很快对共和的尝试感到失望。熊十力因革命党人的作为甚至不如晚清，退而采取独善其身之策。而梁济以为民初的表现未能证明共和的优越，故选择以自杀警示国人。

    辛亥革命的确有各方面牺牲小的特点，显得“容易”；而尽管其实际改变甚大，似又尚未大到许多人所期望的程度。两者都导致人们还想“再革命”。当革命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后，那种面向未来的广义大革命的观念被很多读书人接受，使他们对辛亥之后的变化不甚满足，而对不变的部分则愈感不满，于是在文化领域“继续革命”，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还“互相革命”。

    在胡适眼里，“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这十年来的种种革命”。一次革命的成绩，竟然是带来种种革命，最能表现时人的革命意愿。的确，武装改变政权的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就有三次，其中两次都在辛亥革命之后，每一次的作战规模都比前一次大许多。

    而人们对暴力革命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是预期代价大而实际小，后来即使知道代价大，也不得不选择革命。似此对各领域进一步“革命”的期望，多少都与辛亥革命的轻松速成相关。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一个有空前绝大意义的革命。梁启超明言：“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他认为辛亥革命“就像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像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

    这样的历史意义，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凸显的。1919年10月《星期评论》出“双十节纪念专号”，要胡适“做一万字的文章”，他却大谈新诗，盖“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新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越来越郑重，开始特别强调政治制度变迁的深远影响。他在九一八国难后说：

    帝制的推翻，虽然好像是不曾费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这件事的意义是：“连皇帝也会革掉的！”这是中国革新的一个最深刻的象征。

    辛亥革命影响的长远性远大于当下性。共和取代帝制，本是一个处于持续“发展”中的大变化。而胡适认知的转变，更说明随着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上升，其历史意义也日趋显著。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罗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