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养育加剧低生育意愿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回应——有效性如何？》的工作论文指出，全球的年轻人都生得比较少：在过去30年，世界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普遍下降，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越来越多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南欧、东南欧、东欧以及东亚的部分国家，生育率则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生育率低的挑战，但“生不生”的确不只是个人“偏好”。年轻的父母们做出生育决定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程度上，个体往往视经济方面的安全、工作上的稳定为为人父母的重要先决条件；妇女仍然承担着大量家务，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容易导致低生育意愿；买不起房，房价和供应情况影响着生育能力和意愿；年青一代的家庭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宏观和微观因素有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存在的，但为何会在当代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深刻影响呢？这就牵涉年轻人在育儿观念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亦指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开始并加剧。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后果之一便是中产阶层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过度关注，对他们的教育机会和成功变得高度紧张。

    在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下，父母通常认为孩子的成功反映的是父母而非孩子的努力程度，所以争相投入，让他们参加最好的补习班、英语课程或日托中心，对每个家庭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课外补习上的教育支出的确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关联，前者的增加与后者的减少有关，花费更多的家庭倾向于要更少的孩子。如此，深入推进收入公平，降低教育系统的选拔和竞争性，通过减税等形式教育补贴，建设均衡高质量的公立教育系统支持儿童发展便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

    （《光明日报》10.12 谢爱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