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岁月总留痕

    林青霞在7月30日和8月1日发了两条微博，提到的都是同一本书。她在微博中写道：“那天晚饭后回家，收到一本大书，翻开来看，即刻放不下，背包往地上一丢，先是坐着，后来干脆歪在床边不停地翻阅。鸟叫了，不停，天亮了，还在看。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等我合上书本，看看桌上的时钟，已经是早上七点三十九分。作者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书名很长《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字也多——四十万，每篇都有大文学家的书信，不过也不一定要从头顺着看，随便翻到哪一页都好看，相信喜欢看大作家的墨宝和读他们故事的人，会不断地有所领悟，所以忍不住要介绍给大家。”

    让林青霞爱不释手的这本书，精选了潘耀明与巴金、钱钟书、杨绛、叶圣陶、俞平伯、沈从文、卞之琳、艾青、骆宾基、秦牧、顾城等名家的交往研究文章，同时配以这些名家与作者交往过程中的书信、手稿、照片等珍贵资料。

    金庸先生酒量小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潘耀明，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潘耀明意外又兴奋：“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那里。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大抵过了约半刻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亲自递了一份刚誊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冲动，只粗略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当时我是某大出版社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潘耀明除了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第一天上班，潘耀明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他一点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向他征询，除了之前他在《明报月刊·发刊词》倡导的‘独立、自由、宽容’的办刊精神外，他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金庸先生是浙江海宁人，潘耀明回忆说他的海宁口音很重：“你看他的访谈，都是要打字幕的，否则很难理解。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也因此，潘耀明透露，金庸主政明报集团时，除了开会偶尔讲话外，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每当收到金庸字条，编辑部的同事都格外紧张。所以在校稿时特别用心。迄今，《明报月刊》每篇文章，要求有五个校次，尽量做到少出错，甚至零错字。这都是金庸择善固执的优良传统。

    潘耀明笑说金庸酒量不怎么样，“他一般不会喝很多，我酒量比他稍稍好一点。金庸本身说话也不是很流畅，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平时拙于辞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与名家书信来往

    书写的年代已逐渐远去。文人的信札、手迹已成为历史陈迹。潘耀明抽时间收集整理了四十多年来，他与大陆和海外文学家来往交流的大量书信、照片和字画，并从中挑选出精华部分，汇集写就了这部四百多页的大著。单单看他拜访过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丁玲、艾青、端木蕻良、萧乾、钱钟书、沈从文、俞平伯、汪曾祺、吴祖光、新凤霞、柯灵……无一不是新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文学大家，就非常之难得，而且每位人士他都不止拜访过一两次，交往时间一般都长达数年、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包括书信往来，比如，他和萧乾通信就长达二十年，外加在香港难以计数和热情周到的接待。新时期的著名新老作家如茹志鹃、秦牧、张贤亮、蔡其矫、郭风、何为……他也都有交往。这部书中收录了他与这些人士的部分书信和受赠书画。

    艾青是潘耀明最早认识的内地诗人，两人相识于1978年，那时艾青刚摘了“右派”帽子，“可以说他是我最早的忘年交，最早有书信往来。信大都是他亲自写和复的，后来，他身体欠安，才由夫人高瑛代笔。他的许多诗篇都是我早年所熟读的。他那一首《我爱这土地》很感人，我每次朗读，都不禁热泪盈眶。我从没读到一首同样的诗篇可以对祖国爱得那么深沉！所以我特地请他誊抄一遍给我。”

    在潘耀明看来，作家中擅画画的，就他所交往的，端木蕻良和汪曾祺是特别出众的。“前者是芸芸东北作家中最是才气横溢不过的；后者的小说、散文都很空灵而慧黠，他的书法、画也很讲意境，备受称许。”

    “兄”“弟”相称

    潘耀明搬了几次家，但俞平伯赠予他的对联“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一直悬挂在他的客厅中。“每次归家读到这对联，都会令我感到难言的温煦和亲切感。既醉情拈杯酒绿的意思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好多朋友，交往有真性情，就像喝酒一样，要有德行。迟归喜遇碗灯红就比较浅白了，是在说你回家看到家里的灯光，温馨的灯光。

    虽然潘耀明是小辈，但金庸曾称其“耀明吾兄”，钱钟书先生也是与潘耀明以“兄”“弟”相称，说及此，潘耀明表示他跟这些“大家”来往比较早，“1978年，很多‘大家’在当时都没有消息，他们沉默了大概10年，在那个时候，我有了机会跟这些‘大家’能够成为朋友。按照现在的称呼，我是受不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兄’跟‘弟’是彼此交往的一种称呼，虽然钱先生是大学问家，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称呼习惯，他写信给对方，这是一种尊称，包括金庸写给我的信，也是用‘兄’，他自己称为‘弟’，这个是长者风范，是传统美德。”

    回忆一些书中未提及的故事，潘耀明讲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983年，他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当时中国作家里面有吴祖光、王安忆、茹志鹃、陈映真、七等生，潘耀明与吴祖光同住一套房间，彼此分工合作，吴祖光负责去超市买菜，潘耀明则负责每日两餐，两人相处三个月，关系十分融洽。临别时吴祖光题诗一首：“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第二个故事关于俞平伯先生，“他不仅对《红楼梦》有研究，而且他还是昆曲专家，现在很多人说白先勇推广昆曲，其实俞平伯跟他的太太许宝驯很早就在推广昆曲，他们夫妇合作谱写下不少曲子。俞平伯跟钱钟书先生当时都是有奖学金去英国留学的，后来他不习惯，因为跟太太感情太深，离不开，去了不久就回来了，中途经过香港，那是他第一次到香港。俞平伯先生一直有个愿望，想再来香港，1986年，俞平伯先生86岁，而且他当时已经中风半身不遂要坐轮椅，没人敢邀请他来香港，我就开始想办法，我很希望他能来香港看看，后来这件事情成了，他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发表了他对《红楼梦》新的见解，很轰动，现场挤满了听众。”

    （《北京青年报》9.7 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