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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创科举制度后，科考取士逐渐成了历朝历代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然而，谁能想到，士子中与不中、名次的先后，并不全凭学业成绩，考生的姓名有时也会起作用。
唐佚名《玉泉子》载：会昌三年（843年），王起任主考官，考试结束后，他请示宰相、《次柳氏旧闻》作者李德裕，李德裕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结果，状元、榜眼、探花就按李德裕所点三人顺序出炉。李德裕实在牛，状元、榜眼、探花一起搞掂。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八载：江东有个名叫包谊的士子，得罪了中书舍人刘太真，便被这个专门给皇帝起草文件的人牢牢“惦记”。“……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落杂文……”此科放榜前，主考官刘太真照例带着录取名单呈送宰相审定，“宰相以朱呲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刘太真惊愕万分，又不记得其他考生姓名，“唯记谊尔”。包谊谢恩时，刘太真告诉他实情。可见，刘太真气量虽小，人还实诚。
而颜标中状元完全沾了姓的光。《唐摭言》卷八载，公元854年，礼部侍郎郑熏任主考官，徐州叛军作乱未平息，郑侍郎想借科举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正巧有个叫颜标的同学也在考试，而郑侍郎恰是颜真卿的铁杆粉丝，以为颜标是颜真卿的孙子，就把状元赏给了他。颜标谢恩时，郑侍郎问了他家祠堂后，才知眼前的状元乃寒门出身。
自唐至清，因姓名关系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的考生层出不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廷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这一年，将补行辛丑（1901年）万寿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会试合并举行。刚好，这年也有乡试，次年就是慈禧的七十大寿，主持乡、会、殿试的官员，都非常留意“吉庆之兆”。
头两批放到云贵两广主考官员的名字分别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骥，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这年殿试，必须取一个名字中有“寿”的士子，以示预祝，于是山东人王寿彭的名字很幸运地做了金殿传胪第一声。
古代科考有颜标、王寿彭等因姓名走“狗屎运”的，就有因名大受其害的“倒霉蛋”。顺治十二年（1655年）科考，初定太仓人王揆为状元，可唱名时，顺治帝因读音相同想起《王魁负桂英》这个流传极广的剧本。剧中的王魁是个负心汉,中状元后抛弃糟糠妻。顺治帝脱口说:“是负心的王魁耶?”皇帝金口玉言，王揆的状元立马换成他人。同治七年（1868年）科考，拟定江苏人王国钧为一甲，可把“王国钧”连起来读，就是“亡国君”的谐音。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听到这个名字，非常生气，结果王国钧就被拿掉了。
（《北京青年报》8.30 赵柒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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