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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彻底改变了官方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今天世人周知中国有56个民族，但鲜为人知的是，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各地调查统计出的少数民族名称曾多达400多种。56个民族，是民族工作者经过20多年的科学识别与调查，直到1979年才最终确认的。
民族识别工作开始
1950年国庆节前，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北京城迎来了389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周恩来总理邀请进京参观的各地少数民族代表。衣着各异的各民族代表中，有一位来自湖南永顺县的女青年，名叫田心桃。她的身份是苗族代表，在观礼期间却意外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这件事使民族识别——也就是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进行辨别的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几乎与此同时，中央派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访问团，也遇到了民族识别问题。1950年6月，日后任中央歌舞团舞蹈队队长的彭清一刚刚毕业，正等待组织分配时，校长吴玉章找他谈话，让他随团前往少数民族较集中的云、贵、川地区开展工作。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隔阂，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党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除了慰问少数民族、宣传民族政策外,访问团也要做一些与民族识别相关的工作。
不到20岁的彭清一，参加的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访问团——西南民族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团里配有少数民族翻译，还有像彭清一这样的文艺专业人员组成的歌舞团。
7月2日，访问团一行百余人带着粮食、布匹、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浩浩荡荡由北京出发，直奔西南而去。8月，以沈钧儒为团长的西北民族访问团出发，随后，中南、东北内蒙古民族访问团分别在1951年和1952年动身，为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带去了中央的关怀。
锡伯族：清代到新疆戍边的“东北人”
1953年，民族识别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为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央决定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这就是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调查的困难，调查只登记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四项内容。不料，随着民族访问团将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开来，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纷纷踊跃报出自己的族称，调查结果出来，全国6亿多人口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竟有400多种，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这400多个自报的民族名称是否都是单一的民族？索文清教授介绍说，“仅从表面看，就发现这些名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有的名称竟然是特殊职业，比如云南世代以种甘蔗为生的‘蔗园’人”。从民族科学定义上看，这显然需要一番甄别。再者，从政治方面，即将进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要体现民族平等，依据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分配代表名额，迫切需要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搞清楚哪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用施联朱教授的话说，“没有民族识别，人大代表怎么选举、民族区域自治怎么形成？”这种情况下，民族识别成了当时民族工作领域的当务之急。
民族数量最多的云南，任务尤其繁重。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经过长达半年的工作，将云南的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成了22个，其中最复杂的要数对彝族支系的归并。时任调查组长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中写道：“讲彝语的各单位人口多，当时有300多万人，且支系繁杂，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云南就遇到数十个支系。”
如何判断这300多万人是单一民族还是彝族的一部分？索文清告诉记者，当时识别的基本依据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论断：“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比如，林耀华在云南识别“土家”人（非今天的土家族）和“蒙化”人时，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将双方的语言与当地彝族（称为“猓猓”）进行分析。据对1000多个词汇进行的比较，三者在词汇方面有些不同，但语法结构完全一致，语言系统也基本相同。可以说，“土家”人和“蒙化”人的语言都属于彝语的方言。此外，“土家”人和“蒙化”人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与彝族也相差无几，比如都保留有氏族残余（族长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妇”婚俗、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多神崇拜、巫术等彝族普遍的特点。据此，认定“土家”人与“蒙化”人都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另外，前文提到的“蔗园”人，当时人口不足1000，以种甘蔗为生，他们到底是不是少数民族？根据林耀华等的考察发现，“蔗园”人实际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显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
我们在具体识别时，四个特征并非缺一不可。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中，施联朱举了例子：锡伯族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东北绰尔河、嫩江、松花江一带，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巩固充实西北边防，将一部分锡伯族从东北调往新疆塔城一带，不久又移驻伊犁河南岸，从而造成锡伯族人民分居东北和西北两地的状况。他们虽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共同地域的特征，但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仍保持着共同性，因此，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少数民族。
再比如，云南地区的彝族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而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却还保持着奴隶制。显然，两个不同聚居区的彝族谈不上共同经济生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彝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
穿青人：明代到西南军屯的汉人
中国独一无二的民族识别，除了灵活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还需要对民族历史、族源、信仰、民族名称等进行追溯和研究。民族历史作为识别依据，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费孝通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
1950年费孝通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时，了解到贵州自报民族30多个，其中有10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与周围汉族基本相同，但要求获批少数民族身份。这10多个自报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20多万人。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1955年，中央民委派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教授王静如和讲师宋蜀华等到贵州进行了实地调查。
穿青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们过去使用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叫“老辈子话”。费孝通等人的工作，自然首先从语言调查分析入手，结果发现只有少数人会说“老辈子话”，这种语言实际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它确实和贵州通行的汉语不同，但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
不过，“老辈子话”属于汉语方言，并不能就此断定穿青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因为使用汉语的并不一定就是汉族。于是，费孝通等研究了穿青人在贵州地区的历史。原来，明代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时，经过贵州，随后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江西被强迫随军服役而迁来的汉人。这些汉人社会身份低，不得不给当地彝族当佃户，受剥削，但他们的经济文化也没有被彝族同化，后来多定居在乡间。和这批移民差不多同时或更晚，又不断有外来做官或经商的汉人在此地落籍，他们大多住在城镇街场，经济、政治条件相对优越。如此，这个地区就有了两部分汉人，早期迁来的被称为“穿青”，后者被称为“穿蓝”，而当地少数民族则叫穿青人为“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新中国成立前，两者彼此对立，“穿蓝”看不起曾是彝族佃户的“穿青”。
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的一部分，进入贵州后也没有和汉族隔离，没有独立发展成一个民族。据此，费孝通等认为穿青人不是少数民族。
另外，中南民族访问团在海南（当时属于广东省）时，发现海南苗族在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与瑶族近似，追溯历史渊源才发现，海南苗族原是400年前从广西十万大山迁来的瑶族，可是，到海南后他们一直被认为是苗族，同样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到海南后，本民族的干部群众也都认可“苗族”的族称。
最后如何认定他们的民族成分？这就不得不提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主要原则——“名从主人”。“通俗地讲，就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民族名称不是政府行政命令强制的，而是由本民族自愿决定。”索文清解释说。考虑到不影响各民族团结，且海南苗族自己意愿强烈，最后就把他们正式认定为了苗族。
除了海南苗族，许多其他少数民族的族称，都是根据“名从主人”原则确定的。索文清说：“1953年中央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之后，施联朱先生等就基本确定了畲民是单一少数民族，但是关于畲民的族称一直有争议，直到1956年得到畲族人民的同意才正式被确认。”
又如，东北原有“索伦人”“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三个族体，调查后发现“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都是他称，这三部分人的自称其实都是“鄂温克”，因此将他们统一认定为鄂温克族。
此外，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的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用语，尊重少数民族大多数人的意愿，国家还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结束后，陆续更改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比如，1963年将卡佤族中具有奴隶之意的“卡”字去掉,正式定名为佤族。“僮”（zhuàng）字有仆人之意，1965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强壮的“壮”，这个提议得到了广大壮族人民的赞同，于是正式将僮族改名为壮族。
基诺族：最后被确认的民族
1956年底，随着土家族、畲族的确认，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已经有了52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一共是53个民族。至此，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族体，已经基本完成了识别。
中国最后一个被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是基诺族，基诺族的主要识别者是杜玉亭。1958年，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杜玉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但他报到的地点却是位于昆明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即是对基诺人进行调查。基诺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基诺人一直被认为是彝族的一个分支，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组由于任务重，识别人员有限，也没有顾及基诺人。
1958年11月至12月，杜玉亭背着行李去了两次基诺山，第二次上山时，调查组派了彝族歌手金国富与杜玉亭同行。根据金国富提供的200个词汇，两人把彝语和基诺语对照后发现，二者在最基本的词汇方面有一些相同，多数词汇不同。基诺人独特的风俗也给杜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年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们的墓地就像另外一个村寨，生者每天都要给死者送饭，年底举行仪式后，才把死者送走。”在调查报告中，杜玉亭写下了这些情况，不过，当时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还是基诺人不作为单一民族确立。
与基诺人短暂相遇后，杜玉亭很快投入了其他工作，全国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直持续到1964年。随后，民族工作几乎停滞了十多年。这段时期，西藏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分别于1964年、1965年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而基诺人的识别，一直到1977年才迎来转机。
当时，杜玉亭已经调到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有一天四川民族研究所突然邀请他参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的编写。一直没有忘记基诺人的杜玉亭，当即告诉他们，基诺人识别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双方一拍即合，征得党政部门支持后组成了“基诺人民族识别组”，就这样，杜玉亭第三次来到了基诺山。识别组共有20余名成员，包括四川、云南及北京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者。集体调查后得出结论，基诺人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基诺人受汉、傣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保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寨母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人为单一少数民族。
1977年12月3日，杜玉亭完成了经基诺代表人物认同的最终识别报告。第二年初，报告送至云南省民委，再报中央。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公告确认基诺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如此，杜玉亭心中20余年的遗憾终于得以弥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也正式有了第56个兄弟。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确认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共56个民族。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国56个民族的格局基本确立。
此外，在历次民族识别工作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未识别民族，他们是指民族身份尚未得到正式确认，或已被认定为其他民族支系但尚存争议的群体。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有未识别民族人口640101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其中的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姐妹。
（《北京日报》2019.11.5 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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